竹子寨，是斜坡村里的一个山寨。住在这里的男人都不容易，他们是撑起一片天空的一把巨伞。在这把巨伞下，有他们要保护的家人，有他们要守护的土地。用老人的话讲，男人就是山里的脊梁骨，是一家人挺直腰杆，走向幸福的开始。男人不易，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他们华丽转身，承担起了一个个家庭的使命。三伯就是这样一个人，用一生承担起了一个小小的家庭，让儿女有了避风的港湾。
　　 三伯的父亲和我爷爷是俩亲兄弟，我的曾祖父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大公又有两儿子，二儿子二公就三伯一根独苗。从年龄上，三伯排行老三，所以我就叫他三伯。几个伯伯里，三伯是最命苦的，在结婚的年龄里，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三年的自然灾害，让许多人连自己都难养活，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粮食来娶妻生子。到了七十年代，情况有所好转，三伯通人介绍，娶了一个哑巴做婆娘。三伯的婆娘我叫三妈哑，哑字在侗话里读wa，第三声。我们寨是苗族人，但都说着侗族的语言。三妈哑不仅说不出话，智商也有点低，跟人交流很困难，通常都是用手比划。
　　 我也看不懂三妈哑的手语，只能从她的嘴型以及咿呀咿呀的声音里模糊地判断出她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有三伯在就好了，他能看懂自己老婆的手语，能给我们做翻译。如果惹三妈哑生气了，她会拿着一根牛竹鞭追着你，给你屁股上没轻没重地来几下。为此，三妈哑没少被三伯呵斥。我真的不懂哑巴的世界，也许哑巴的世界很辛苦，有一个不能对人言的秘密。我对三妈哑的印象比较模糊，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她就失踪了。听大人讲，说是被三伯一个远房亲戚给卖了，当时也没实锤证据，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三伯娶三妈哑的时候，已经四十来岁。后来三妈哑生了俩女一儿，三伯的日子就有了盼头。可惜的是，天意弄人，二女儿在七八岁时夭折。二女儿太小，不能立碑，也不能用棺材，三伯就用木板钉了个盒子，草草将她埋在了阿包的竹林下，成了孤坟野鬼。自从三妈哑失踪后，三伯没有再娶。以他家的情况和自身条件，根本娶不起老婆。就像我现在这个样子一样，也是属于娶不起老婆的那种。三妈哑失踪时，三伯的大女儿已经十来岁，小小的身板就肩负起了家庭重担，给三伯分担了许多压力。三伯的大女儿很勤快，又有力气，经常和我大姐比拼砍柴，看谁厉害。
　　 我们两家走得比较勤，家里但凡有什么菜，或者来客人，都会彼此叫对方去吃。每次父亲打猎获得猎物，在饭点时间就让我去叫三伯一家过来吃。每次过来，三伯也不好意思空着手，就装了一壶酒提了过来。父亲是个很慷慨大方的人，不像母亲那样舍不得家里的粮食，尤其是家里的酒。那时候谁家都很穷，粮食不够吃。我家就是这种情况，每年都要借粮度过那青黄不济的日子。母亲说，父亲喜欢喝酒喝到醉，说别人都不喝了，还在劝酒，非要喝出事才罢休。为此，母亲经常和父亲吵架，父亲说她小气，舍不得酒。其实母亲并不小气，酒喝到差不多就可以了，喝多了不仅伤身体还容易出事，有时纯粹是糟蹋粮食。父亲就没少糟蹋过，喝醉的时候，把吃的东西全吐了个干干净净，什么营养也没捞到。我也赞成母亲的说法，酒不要劝，万一山路不好走，摔没了自家就罪过大了。我们寨就有一个男孩，才十多岁，在我堂弟家喝酒，结果回去从他家二楼栽了下去，人当场没了。农村乡里乡亲的，也没追究责任，再加两个都是未成人，法理上也没法追究。
　　 三伯是一个人很老实本分，从不轻易得罪人的憨厚农民。三伯说话有分寸，也不跟人犟嘴，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他和我父亲截然相反，父亲是一个很刚的硬汉，天不怕地不怕。三伯就柔和多了，也不生气，总爱开有趣的玩笑。从我记事起，三伯就已经满头白发，看起来人很催老，五十来岁，感觉就像七十多岁的老人。
　　 生产队结束后，我家是和阿包组一户人家合分一头老母牛。老母牛意外死后，我家就没有牛耕地了，父亲就跟三伯借他家的那头年轻力壮的母牛，耕完自家的田。后来母牛生下一个幼崽，父亲就跟三伯定了，这头牛崽留给我家养，我家帮着一起喂牛。牛崽长得很快，在我家的喂养下，长成了一头高大壮实的大黄牛。有了牛后，我家的田就不用愁了，不然两家的地，一头母牛耕田很辛苦。
　　 在农村，总难免磕磕碰碰。父亲有一次喝酒，把腿摔伤了。腿摔伤的时候，正好处在农忙时间。于是，摆在我家就出现了一个大难题，谁去耕田？我家五口人有四个人的田，有三亩多，大姐还小，母亲也不会犁田。好在三伯看到我家有难处，就答应父亲，把我家剩下没犁完的田帮着全部耕完。耕田的时候，三伯就在我家吃饭，还有他一家也会被我叫来，两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三伯的父亲还健在，八十多岁，腰躬得像把大角尺，已经不能继续劳动。三伯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二公，整天拿着一根烟杆，坐在晒谷场的一根木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
　　 农村的男孩都很调皮，无法无天。小的时候，我是家里被打得最多的。两个姐姐很听话，又会干农活，父亲连骂都没骂过一次。我就不同，总喜欢做些出格的事。被打时，我就特别讨厌父亲，觉得他什么事都针对我，还不允许哭。那时候小，不懂事，很任性。每次被骂完，我就举着一双小手做成手枪状，在背后偷偷指着父亲，做着大逆不道的事。父亲很擅长弯着食指和中指，在我头顶上来那么一两下，将我打哭。三伯看到了，就训斥父亲，说这样敲孩子的脑袋，会把我敲傻的。有时候，我被父亲骂急了，就跑到三伯那里待着不回家。
　　 九十年代中期，我家也买得起黑白电视机了，就摆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三伯就会来我家看电视，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一边聊着电视里的事。三伯的儿子有时候也会来，不过只要有人叫他玩炸金花，他就能撇下电视剧跟人家学些歪门邪道。三伯的大女儿已经嫁出去了，儿子他越来越管不住。儿子不听话，三伯也开始学起父亲骂儿子。紧跟着，我的二公，三伯的父亲去世了，三伯就真的成了一个孤零零的老人。
　　 三伯不知道是有鼻炎，还是他本来就这样，一到冬天鼻子里就有很多鼻涕，在鼻孔里缩来缩去。每次三伯来我房间看电视，他忍受不住，就用手轻轻一抹，将鼻涕甩在我房间的壁板上，再在被褥上擦两下。那时候没有卫生纸，我也不好意思说他。经过几次后，我也不敢再让他坐在床上，就把火桶搬了上来，在里边放一盆木头烧过的火种，让他烤火取暖。火桶上也有一床小被褥，那床就随它了，反正总比弄在我床上强。后来家里有了卫生纸，三伯来看电视的时候，就让他手里捏着几张备用。尽管三伯个人卫生没那么注意，可我们一家仍然让他来看电视。毕竟一个老人，你不能按年轻人的标准去要求他。
　　 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儿子不在身边，三伯仿佛苍老了许多，脸上皱纹越来越密，越来越深。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寨子里的年轻人都已经外出打工，家里就真成了老人的天堂。有时候三伯家里不做饭，就来我家里吃，跟着父亲母亲喝两杯小酒，日子对付着过去。我们坎下这一房，老人不多了，有些老人已经跟着子女出去，就剩父亲和三伯俩兄弟还在老屋里待着。三伯虽然七十多岁，可身子骨还算硬朗。他家那几丘田，都是他一个人照顾过来。我见过三伯许多次犁田的背影，那背影看着让人心疼。一个老人晒在太阳底下，在田里来回地忙碌着，让我陷入了深思。后来三伯腿有点问题，老是痛风，下不了地，父亲就帮他犁。父亲年轻二十岁，身子骨比三伯要硬朗许多。
　　 时间就像离弦的箭一样，转眼三伯真的老了，到了八十多岁。三伯八十多岁的时候，父亲母亲已经不在老家了，去了县城。整个坎下五户人家，就剩三伯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那几间旧房子，过着可怜兮兮的独居生活。三伯已经不种地了，他也种不动了，地都租给人家种，每年给他一点粮食，够他活下去。三伯就跟他去世的老父亲一样，拿着根腰杆，坐在晒谷场的木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打发着这剩余不多的一点时光。
　　 三伯的儿子很不听话，没多久就吃了公家的粮，几年都不回家。直到三伯去世了，他也没能回家看一眼。好在三伯有一个孝顺的大女儿和女婿，每年都会回来探望三伯，给他耕地，种粮食，买生活用品。女儿想接三伯去养老，可三伯不愿意去，说在老屋待习惯了，死也要死在老屋里。三伯的大女儿是寨子里出了名的孝女，儿子没尽到的孝，她全尽了。
　　 三伯走了，走时八十八岁，比二公少活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