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穿鞋特费，原因是几乎每个白天都和小伙伴们在村街上游玩打闹，晚上村里南四队和北四队的男孩子们分别组成一个“战斗队”，在村里宽阔的土场上或在高高的崖畔上“战斗”，上高爬低，几乎一个月就穿破穿烂一双布鞋。那时穿的都是母亲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
　　 那种布鞋做工极其讲究，平时得把穿破穿烂的衣服都攒着，等攒到一定量的时候，母亲就把这些破烂衣服剪撕成块，一层一层糊上和好的粗玉米面等，浆成一大块一大块的“胚”（土语中肯定不是这个字，但无论从读音还是用来做鞋初期准备角度来说，此字都再恰不过了），在太阳地里晒干，以备做鞋底之用。纳鞋底更不容易！这样的“胚”子剪成左脚右脚底样，许多层压在一起用棉线索子一针一针密密麻麻地纳起来。那时候农村妇女大多需要借助针锥和“针扎”（一种如戒指样的白铁纳鞋辅助工具，戴在手指上用力顶着针穿过鞋底)，才能将一双鞋纳完做好。我从小就个高脚大——有一次忘了是什么原因，用尺子量了一下母亲为我纳好的鞋底，竟九寸多快一尺了——穿的布鞋也比一般小孩子的大，可想我那时几乎一月穿破穿烂一双布鞋，换上新的，只在这做布鞋上，母亲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费了多少心血啊！不过那时母亲似乎并不以为苦累，有时还开玩笑说:“个高不是福，多穿二尺布！”
　　 记忆犹新的还有母亲给我用土布做的一个不标准的过冬火车头棉帽（雷锋标准像戴的那是标准火车头棉帽)。七岁的我在学前班待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时全国学校每学年和我们传统的农历年是严格对应的，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在冬季，每年春节年假过后各年级学生就升级呢。那个冬天我们学前班学生在村里最高处的三义庙里上学。我每天戴着母亲做的土布火车头棉帽去庙里，大庙改做的教室里也没生炉子，但不感觉有多冷。课下我们照样吵吵闹闹，蹦蹦跳跳。有一天欢闹时我呼叫着向空中抛接着自己的火车头棉帽，不小心方向有点偏，竟落在了大庙另一半空间大梁下搭建的“苤pie”上（那时农村房屋在大梁正下方隔一米多平行担在两边墙上有一根稍粗的椽叫“苤辅”，在两根“苤辅”之上均匀钉上几根椽，椽上铺展上芦苇箔子——后来有全铺上木板的，其上再糊上麦秸泥，这就叫“苤”，上面可放些怕淋雨的农具杂物）。我们一群孩子看着大庙的大梁和檩条乃至每一根椽板上都绘有龙凤虎豹等吓人的图案，别说没梯子，就是有梯子也没有哪个敢上去靠近那些吓人的绘图把棉帽拿下来的。棉帽丢了，如今也忘记当年编的何理由哄过了母亲。不过后来的许多年里，只要我进了村里的大庙，甚至在旁边走过，都会想到那“苤”上还有我一个土布火车头棉帽呢。直到前一段住村里的退休文化老者给我发来图片和视频，说如今大庙正顶有一大片完全塌下来了，也组织不起来修复的人员，筹措不到所需的资金，实在可惜！
　　 在村里上学的那些年，本村的三舅三妗对我们困苦的家庭资助颇多，我家从三舅三妗家拿的粮食他们从没要过，我也没记得还过。除了粮食，那时候三舅三妗夏天给孩子买背心短裤都是一对一对的，正好给年龄个子相仿的我和表哥、我弟和表弟穿。
　　 上了高中，觉得自己一下长大了，算得上村里一个成年人了。那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绿色的确良上衣蓝色的卡喇叭裤刚流行在小县城和农村地区。那时候作为高中生的我们，穿上这样一身行头，用现在的语言形容一下那时感觉的话，就一个字“酷”！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村里一位同学好友订婚仪式时，穿着绿色上衣蓝色喇叭裤，觉得很神气，甚至有一种港台明星出场的虚荣感。
　　 同学好友文生在我上大学时为我邮寄过一件淡绿色夹克衫，甚至前几年还给我寄来一套黑色一套淡绿色体恤。第一年高考我和文生都没考上，一起补习一年后文生考到了上海建材学院。那个暑假我和文生、他弟住在他家小南窑里，我和他弟一起在邻村砖瓦窑上干活。一个暑假他对我很迁就，似乎他考上我没考上与他有什么干系似的。后来我再返校补习没几天，文生从上海给我寄来安慰的长信，并随后从邮局给我寄来三十元钱——当时因取钱手续繁杂，还是一位老师在邮局工作的妻子给我取出来的。我考上大学后文生又从上海给我寄了一件淡绿色夹克衫，我穿上它专门在校门口依着校门照了一张相——前一段我们大学同学又有人把当年的照片发在群里，我把此照片转发给文生看，他说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我穿着他寄的夹克照的相呢。文生如今是北京一家私企的高管，前几年他们企业购进一批质优的体恤为员工发福利，发后剩下的体恤他给我寄来一黑一绿两套。有一次女儿问我，你和文生叔叔关系咋那样铁呀，我说:“孩子，我们从小一块上学，在外地上学时又在一起吃饭，没考上大学时一同经历着人生的灰暗时日。可谓难兄难弟，惺惺相惜。这样的关系是你们一代人无法想象的，更不可能再经历的。它不是兄弟胜过兄弟啊！”
　　 在大学时我第一次用做家教挣的钱买了一双回力球鞋，清清楚楚记得花了33元，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那么贵的鞋。不过社会上我也看到了当时以为最贵的一双皮鞋。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转到五一商场，看到有个橱窗里一双法国皮鞋标价两千多，于是我开玩笑地问同学说:这鞋是否往人的脚上穿的呀？几位同学哈哈大笑，引来商场里不少人疑惑地看着我们几个。
　　 那时做家教的人家给了我两件白色衬衫，一件特别鲜亮扎眼，一件颜色较暗。我觉得鲜亮扎眼的白衬衫穿不出去，竟把那件给了一位同学穿，而另一件颜色较暗的衬衫我自己穿了，想想那时心理是多么自卑啊。那件暗色衬衫直穿到我工作后多年有了破洞才不得不丢弃。
　　 大学时期是我人生穿戴最艰难的几年时光。有一年过年，弟弟弟媳给我买了一身淡灰色西服，记忆中那是母亲病逝后几年里最好的一身过年衣服。
　　 工作之初经人介绍谈了个小学老师对象，不久人家买下淡米黄色毛线开始给我打毛衣。一天我到她们单身宿舍看她又在打毛衣，就随口说了句“我来咋没见过你们看书呢”，谁知第二天人家姑娘竟让人把打了半截的毛衣和剩下的毛线，捎给了我，并捎话说我看不起她们，所以不谈了。而后我给人家捎去一百元钱了结了人生第一次处对象。后来打了半截的毛衣让我舅家的表姐给打完穿上了，穿了三四年毛衣袖口开了，妻姐又给我用有点色深的黄毛线封了口，再后来袖口又开线了，不会打毛衣的岳母就给我用针线缝补上！。这件毛衣如今虽不穿了，但我一直压在衣服柜底保存着成为一种念想，尤其是对已逝去五年的岳母。还有一件大红色毛衣是结婚前班上大姐般的米老师给我织的，当时为我结婚备用。
　　 习惯了，上班后结婚后也不习惯穿戴那么扎眼尤其非常贵的衣服鞋帽。世纪初外出打工正值暑假，妻子带我在专卖店买了一双意尔康皮凉鞋。转年五一青岛在滨海大道举办第一届国际马拉松比赛，我提前不知此消息遗憾没报上名，就在当天我穿着意尔康皮凉鞋去现场观看，竟心血来潮在滨海的人行道参加马拉松半程走步，走到折返点还让裁判在我拿的一本十六开纸张的小说上签了字，回到终点处又让裁判签上字。这样二十多里路竞走下来，意尔康皮凉鞋基本上就快报废了。
　　 十几年前一次春节临近，妻子在城里一家实体店看中了一件棕色皮大衣，打电话让我去试，我去试了一下没多问就走了。从班上回到家看见妻子买回来了那件皮大衣，还带有个很好看的毛领子，本来很高兴，但一问花去七百多元，我把她好训了一顿，嫌贵了。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父亲穿戴更不讲究。母亲在世时，每次为他洗衣服都催着逼着才脱下来。大概从2010年左右年龄渐老的父亲，冬季和春节在弟家或我家里住，每次洗个澡都为他换上崭新的秋衣秋裤棉衣棉裤。但印象中母亲的穿戴就没如此温馨了，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封棺前我们几乎把她所有的秋冬衣服都塞在棺里了，直到27年后父亲去世，掘出母亲骸骨合葬时，当年的桐木棺早已毫无质屑，其中的衣物也大多无迹，只有一件化纤质的蓝色外罩还没彻底烂掉，上面的深咖啡色纽扣依在，我拽下来三颗保存下来，以这陪伴过母亲的实物寄托永远的哀思。
　　 还有一件实在不愿提及但与穿戴有关的事。近几年本家一位婶子无论当我面还是有家人乡邻在场时，老念叨起我当年上大学时她给我买了一件毛衣，对此我不置可否，只能微笑不语。世事沧桑，岁月如水，一个个亲人邻人友人看着逝去，一切的一切都将随风而去，再那么较真已经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