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因缘而生。我读小学就喜欢作文，回想这大半生的写作生涯，正是当初与广播结下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普及农村广播，地处武陵深山的利川县，广播入户率达到了60%以上。“小小喇叭墙上挂，坐在家里知天下”。农村广播成为农民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外新闻信息、欣赏文艺节目、掌握天气预报的“顺风耳”。
　　 那些年我在学校教书，学校走廊上的广播喇叭陪着我们夜间办公，每天早上广播里的《东方红》乐曲伴随我们起床出操。
　　 在信息闭塞的深山，乡亲们对广播的重视和爱护常常让我很感动。那时的农村广播线路就是一根小铁丝，一根小木杆，一个木盒子喇叭。每逢刮风下大雨或大雪封山，很容易倒杆断线。一旦广播声音中断，哪怕在夜晚，乡亲们就会自发地沿着着一条条广播线路翻山越岭，淌水过河下田巡查检修，排除故障。
　　 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新年之夜，漫山遍野铺着厚厚的积雪，“刀子风”刮得“呜呜呜”叫，路上的冰凌像泼了桐油。偏偏这时广播线路又出了故障，我顺着线路巡查，发现村民向贤会正爬在一颗椿树上剔枝丫，原来被积雪压趴下来的树枝压断了一档广播线。我打着手电筒，向贤会剔除枝丫，接通了广播线。我和向贤会交谈，才知道自从农村有了广播，向贤会主动担任了义务护线员。一年四季无论白天晚上，无论天晴下雨下雪，查线护线成了他的自觉行动。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篇《向贤会雪夜维护广播线》的稿件，第二天一早寄到县广播站，第三天晚上全县新闻联播就播发了这篇稿子。第一次听着播音员优美清晰的普通话播送我的稿子，我的心情因为激动而狂跳不已。
　　 第二天早上我去向贤会家里给他报喜。向贤会的妻子告诉我，昨天晚上，向贤会就听到广播他的名字，广播声音有点小，向贤会搭一个凳子把耳朵杵在广播喇叭边听完了广播。向贤会高兴得在桌子上蹦蹦跳跳，没注意凳子一头打翘，向贤会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把她的妻子儿女吓了一大跳，幸好没有摔伤哪里，一家人哈哈大笑起来。
　　 向贤会喜形于色地告诉我说：“我活到50多岁，还是第一次上了县里的广播，孙老师你说我啷个不高兴唦！”从此向贤会更加热心护杆护线，保持广播畅通无阻。
　　 第一篇广播稿就被采用，我又将乡亲们维护广播线路的事迹写成篇幅更长的综合报道，很快在广播里播出了。
　　 从此，我除了教书，写广播稿成了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我经常白天利用家访和星期天到生产队采访，晚上完成备课改作业之后，在油灯下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广播稿。
　　 一天，公社党委宣传委员找到我说，新闻稿可以一稿多投，不光投给县广播站，还可以给各级报社和广播电台投稿。宣传委员还给我提供了各级新闻媒体的通讯联络地址。
　　 1977年冬天，我老家那个生产队来了一位驻队干部叫雷德立，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战功的军转干部，工作非常扎实，处处吃苦在前，只是他脾气暴躁，社员们都怕他。
　　 为了戒掉社员们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混工分的老习惯。雷德立成天提着一个铁皮喇叭跟看到哪个社员伸一下懒腰，或者手杵锄把谈家常，就黑着脸用铁皮喇叭吼人一顿。由于他用喇叭吼人的声音有时像打雷，社员们当面称他雷同志，背地里叫他“雷神爷”，后来干脆都统一口径叫他“雷神爷”了。
　　 在大队茶厂上班的老程是全大队有名气的插秧能手。在插秧大忙季节，老程利用茶厂休假时间主动回到生产队突击插秧。一天，老程的脚在田里被划伤直流血，到附近一户人家包扎伤口。“雷神爷”来到田间一看插秧能手不在，就不问青红皂白，用喇叭狠狠通了老程一顿，老程一气之下回茶厂去了。
　　 生产队一位妇女的小孩生病，请假去医院给小孩看病回来，刚把小孩从背篓里放下来喂奶。“雷神爷”路过这里，看到那位妇女坐在家门口没有上工，就恶狠狠地把那位妇女吼了一顿，那位妇女气他不过，两人就对骂起来。
　　 党中央关于“转变干部作风、部门经营作风”的文件传达到基层以后，雷德立学了文件心里很不平静，深感自己作风粗暴，影响了干群关系，自己的工作也是“顶起碓窝唱戏”，人也吃了亏，戏也不好看。
　　 雷德立在生产队群众会上深刻检讨了自己遇事不调查，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雷德立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社员们。从此，雷德立坚持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大家都亲热地称他雷同志，有时还和他说几句玩笑话。
　　 星期天我从学校回家参加劳动，生产队会计念起了他们编的顺口溜：“党的政策暖民心，雷同志再不乱吼人。铁皮喇叭睡大觉，‘雷神爷’从此改了名。”
　　 这段顺口溜启发了我，我写了一篇《“雷神”再不打雷了》的稿件被县广播站和《恩施日报》采用。报社编辑还在恩施报《学习通讯》刊物上发表文章说：“《“雷神”再不打雷了》是一篇个性鲜明的好新闻，题目本身就很形象生动，全文不过1000字，就把一个干部转变作风的事写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新闻报道要注重以个性反映共性，切忌以共性湮灭个性”。我的稿件第一次见报就受到报社编辑部的鼓励，更加鼓舞了我的信心。
　　 同样是反映干部作风，我采写的另一篇稿件就捅了马蜂窝。
　　 群众经常在广播里听到我写的稿件，每次家访，大家都积极向我反映情况。根据一个生产队群众提供的线索我采写了《干部随意重处罚，群众怨言日渐多》的内参稿件发到广播站和报社，报社采用后，直接发往所在公社大队，要求整改反馈。这位生产队长气急败坏跑到大队、公社发难，表示要撂下队长不干了。大队、公社干部找到我，他们拿着我的采访笔记找社员们逐一核对，确认全部属实，那位队长这才服了气。本来要狠狠批评我的大队、公社领导，这下也就无话可说了，还鼓励我继续搞好舆论监督，督促干部转变作风。
　　 这件事情也提醒了我，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舆论监督，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即使现在学写散文，我也按照主要事实必须真实的原则要求自己。
　　 新闻报道重在“吃透两头”，一头是上面的政策，一头是下面的实际情况。也只有吃透两头，脚踏实地，才能够写出“人人心中所想，他人笔下所无”的独家新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的阻力在我们边远山区农村还是相当大的。“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抵门杠。”就形象地比喻了当初落实政策的难度。
　　 县粮食局驻村工作队将一位地主子弟推荐为劳动模范，受到大队表彰。当这位地主子弟上台领奖的时候，台下掌声稀稀拉拉，会场交头接耳，有人甚至站起来质问道：“他一个地主子弟也够资格当劳模，我们真资格的贫下中农为什么不能当劳模？是不是半夜起风——天变啦？”我将这件事写成新闻报道，很快被《恩施日报》发表，随后县广播站也采用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投到公社广播站的这篇稿件却被压了下来。后来这位编辑看到上级广播电台和党报都采用了这篇稿件，就拿着稿件请示公社宣传委员，宣传委员批评这位编辑说：“上级的广播、报纸也采用了这篇新闻，你们却还在怕这怕那！”公社宣传委员在通讯员培训班上说：“从这篇稿件的一压一登，反映了我们基础的同志思想解放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在边远深山姗姗来迟，但农村的变化却已悄然出现，成为我从事新闻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
　　 几年间，我采写了一大批有关农村改革的新闻稿件，反映了当地从思想观念到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
　　 与我老家不远的栏堰村新庄坝上的人们很有经济头脑，被称为“搞搞神”。在农村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这些“搞搞神”就在猪市场“牵索索”（转手倒卖）赚钱。新庄坝上那些有加工棕绳传统手艺的人家，则利用生产队放假时间纺棕绳卖，经常被当做搞资本主义批判。于是，社员们白天不敢纺棕绳，就等到深更半夜蒙上窗户在煤油灯下纺起来。可是“哗啦啦”的纺车声还是被人听到了，旧的纺车被收缴，他们又做新的继续偷着干。
　　 农村改革开放政策，让村民们有了施展手脚的机会。新庄坝上一些能工巧匠从市场上买回棕片加工棕绳卖钱，随着群众生活水平提高，棕床垫在城乡市场很俏销，新庄坝上社员们又用自己加工的棕绳编织棕床垫。
　　 从撕棕片到纺棕绳，从编织棕垫到加工床垫木架子，在新庄坝上形成了家庭社会化分工的棕床垫加工生产，新庄坝上共57户人家除了一家五保户，有56户从事棕床垫加工业。
　　 在思想观念封闭的年代，新庄坝上棕床垫加工的传统技术从不外传。他们一直遵循着这条规矩：“谁家把工艺外传，谁就砸了自己的饭碗！”
　　 随着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兴起，人们的开放意识也不断增强，新庄坝上这个规矩被嫁出去的姑娘破除了。
　　 叶运术在1983年冬天嫁到二十里外的龙凤村尹家。初来乍到的叶运术，无奈地看着耸入云天的齐岳山挡着村里的出路，社员们农忙下田干活，农闲季节成天在家打牌。
　　 面对这个现状，叶运术心里很不是滋味。娘家新庄坝上发展商品经济搞得热火朝天，而尹家几条光棍除了打牌闲逛就无所事事，一大家子人吃饭用钱都靠那点大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叶运术回到娘家道出了自己的忧虑，也说出了想带领婆家搞棕床垫加工业的打算。可是胆小怕事的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女儿坏了老规矩。女儿毕竟是娘老子的心头肉，父母经不住女儿以死相逼，也只好默认了，还悄悄借给女儿一架纺车和本钱。从此尹家靠棕床垫加工业渐渐富了起来，几个光棍都娶上了媳妇。尹家带动龙凤村兴起了棕床垫加工业，叶运术也成为一方致富带头人，受到了上级表彰。
　　 新庄坝上的姑娘余生群1984年10月嫁到一心村，余生群收下丈夫当徒弟，在婆家搞起棕床垫加工业，一家人的日子越过越甜蜜。余生群的公婆逢人便夸耀：“儿子娶来一个媳妇，请来了一个师傅，带来了一个发家致富的门路！”
　　 自从叶运术和余生群带头破了棕床垫加工技术不得外传的老规矩，新庄坝上的姑娘嫁到哪里，哪里就兴起了棕床垫加工业。
　　 我利用几个星期天，到新庄姑娘出嫁的几个地方采访，写了《娶进一个媳妇，引来一条富路》的长篇通讯，被县广播电台和省广播电台播出以后，还被《恩施日报》《湖北日报》《中国青年报》采用。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比如长期习惯了催耕催种的基层干部现在怎么干？农村五保户、困难户怎么办？社队企业优化组合的富余人员怎么消化？针对这些问题，我写出了一批经验性的典型报道，分别被利川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恩施报》《湖北日报》《农民日报》采用，其中《书记送来“定盘星”》在《恩施日报》《农民日报》头版头条配评论发表，还有些有的报道配短评和编者按发表。
　　 1983年1月，我作为全县唯一的新闻通讯员代表，出席了利川县第21届劳模大会受到表彰。县广播站、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恩施报》《湖北日报》进行了报道。
　　 广播新闻写作，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184年4月，我被招考到利川人民广播电台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从三尺讲台走向了笔耕生涯。后来我到报社担任副总编辑，再到行政机关分管宣传文秘工作。退休返聘7年之后，2000年注册江山文学网学写文学作品。大半辈子为文，虽苦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