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
　　 一直以为，《永乐大典》是有点类似于四库全书的书集，只是书本的简单聚集。读罢《典籍里的中国》，才知道，永乐大典是一部多么值得关注的传奇。
　　 首先，永乐大典是各种书本的聚集，但又不是简单的聚集，而是类书。所谓类书，就是分类收藏的书籍。永乐大典的分类不是简单的按照经史子集分类，而是为了方便检索，使用了因韵以考字，因字以求事的编排方式。因韵考字，实际上就是和我们现代的按汉语拼音排列所有的字是一样的，因字求事也类似于我们现代的词典，在每一个字下面都有着若干词条。区别的是，其浩瀚繁杂程度，远不是我们哪怕最齐全的词典所想象的，因为在他的每个词条下面，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解释，而是一部典籍作为附录。这种编纂方式最方便学习，你只需一个字一个字往下看，就能学习好很多相关的典籍；更是最方便查询的，当你需要查询哪一个知识点时，很容易就能查到相关的典籍。在我们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检索太不算什么的，但在几百年前古代，知识可能只是凭记忆而去查找，那么，寻找一种检索的方法，就是有利于天下读书人的大好之事了。
　　 这种编书，当然只有盛世奇人才能完成。当世界出于动乱纷争时，没有谁有闲心编写这种大书，所以陈济的老师虽有其心，但处于乱世，只能徒唤奈何。当永乐盛世来临时，编写这部大书的责任，历史性的落在了陈济身上。他简直就是为编书而生——被称为两脚书橱，对知识的掌握太惊人了，几乎过目不忘，任何知识点都存在于脑海中；但他对书籍的理解运用可能并不咋的，所以最终并没有功名，只是布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陈济在现实中是有缺陷的，他的两脚书橱可能并不是美称，而有着书呆子之意，就像他自己所说，自己是两啃，一啃书，二啃老。这样的人，学不能致用，并不值得人效仿，也并非一个真正学有所成的读书人，但机缘凑巧，他却成了最好的编书人——每当有人咨询哪个知识点时，他几乎能毫不迟疑的说出该知识点的由来和相关知识，赢得了所有编书人的尊敬。所以，陈济是幸运的，大明王朝也是幸运的，更为幸运的是繁盛的大明找到了陈济编写永乐大典。试想下，如果大明没有陈济，总有解缙姚广孝等人，纵然会完成大典，要多花费多少的时间和人力？而如果陈济没有参与该工作，他可能更会成为书呆子的代名词，成为社会的反面教材吧？盛世，奇人，就这样奇妙的结合在一起，铸就了这样一部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有两万多卷，光目录就六十卷，书籍一万多册。这么多的书，都是靠读书人一笔一划的写成，一幅一幅的画成，所以，最终只会有一部。随着历史的沧桑，这样的一部大书，几乎不可能传留至今。先不说火灾，仅就朝代变迁时的乱世，就有谁能保留这样一部大书？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时候，越大的书，越容易流失。更不要说民国乱世，中国多少珍宝流传国外，这部大典能保得住吗？确实也是，历史也没有特别眷顾这部大书，这部书还是散佚了。当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强盛的国家对那些流散在国外的国之瑰宝们，都想方设法让他们回归故国，洗刷曾经的耻辱。永乐大典也是，“珠还合浦，历劫重光”之愿望永远不变，这项工作也永远在做。目前留存于国家图书馆的一百余册大典，每一册都是镇馆之宝，而我相信，他们会静静地躺在图书馆里，等待着自己越来越多的兄弟们过来会合，重现中国历史文明之光。
　　
　　 汉书
　　 汉书虽然和史记并称，但毕竟没有无韵之离骚之誉，所以向来只被视为史学之典籍。
　　 司马迁的《史记》洋洋洒洒，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写到自己生活的时代，那是何等的汪洋恣睢。提及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不作第二人想。所以，史记一出，后来的编史者无不接续史记。所以，我以前还有点奇怪，班固的汉书不是应该从汉武帝开始吗，他写了整个西汉，不是和史记有重合了吗？
　　 现在我明白了，《汉书》之所以被写成断代史，绝不仅仅是因为是史记的补充，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的。史书是一面镜子，断代史就是描写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的兴盛、灭亡，从中可以得出很多结论的。所以，断代史的体例，是更容易让统治者从上个朝代的兴亡中得到借鉴，而不是只是单纯的维护正史的延续。这是汉书的伟大功绩，也是班固的伟大功绩。从这个层面上讲，断代史和通史只是两个选择，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班固自有自己的创新，也有不及司马迁的地方，或者说，两人的观点有不同。就像他在艺文志中把小说家放到了重要位置，而司马迁没有提及。当然，司马迁把项羽列为本纪，但班固则简单列传，而且都不是单人传记，可见两人对项羽的态度。
　　 汉书主要是班固完成，但始于其父班彪，终于其妹班昭。令人想象不到的是，班家不是修史的书生，班固兄弟都热心政治，而且参与了政治生活，并都有着不错的功绩。班超平定西域不消说了，班昭后来俨然通过自己的学生掌握了政权，班固相对差一点，但也曾征战边疆获得战功。进而为政，退而著史，虽说他们后来的名声是史学家，但他们的政治能力是不弱的。这，才是顶级的史学家——读史使人明智，而史学知识丰富的班家人在政治上太过拉胯的话，确实说不过去。
　　 唯一让人诟病的是，从班固开始，个人修史变成了官修。班固本来延续了个人修史的传统，但被抓了。这时候，班超主动找到了汉明帝，献上了班固修的史书，皇帝看了比较满意，从而把班固加官进爵，让他从个人修史变成了官修。当然，这时候的修史毕竟还是个人，只是依附于皇帝的威权，还不是后来直接由皇帝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修史。有了皇帝的支持，修史当然方便很多，查资料，采访，一切均没有了后顾之忧，史学家可以全身心投入，但终究缺少了独立的人格，用语结论等绝不敢违背皇帝的意思的。当然，前四史还好些，毕竟班固和后来的陈寿、范晔还有着史学良知，后来皇帝设立的机构修史，则更是直接体现出了皇帝的意志了，这正是中国官修正史让人诟病的地方。
　　
　　 礼记
　　 礼记有多重要，只要看看礼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就知道了。
　　 在儒家的经典代表人物中，相对来说，孔子求仁，孟子取义，荀子守礼，也就是说，礼是荀子整个思想的核心。当然，这只是相对来说，因为孔子实际上也是很看重礼的，他终其一生，都只是为在世上能够恢复周礼的礼制，他对仁的定义，有一个就是“克己复礼”。
　　 为什么礼如此重要？很简单，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义等等都是内在的思想价值取向，只有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一个人是不是仁人义士，平时不一定看得出，只有到了利益纠葛时的取舍才可以看出。而一个人是不是守礼，却是一举一动就可以看出的。而且，仁义可以作假，一个人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居心叵测是可能的，但守不守礼是无法作假的。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要一举一动都遵守礼仪的规范，这个人必然会将外在的礼仪内化为内心的道德规范，从而成为君子。而世界上每个人都能遵守礼仪的规范，自然人人成为君子，从而实现世界大同。所以，孔子开始就十分注重礼仪。
　　 礼仪，反映了一种等级制度，这也是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的。儒家的仁爱本身就是有等级的，所以，儒家从来没有博爱思想，这点是符合封建文化规范的。所以，孔子看到“八佾舞于庭”，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即便到现在，中国的等级制度还是有的，哪一级的干部可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都是很明确的，你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敢随意享用单位上的公车是要查处的，但到了某一级干部，单位是可以为你配一部专车的。这只是个比方，说明中国的礼制等级是深入人心的，就像谁也不会觉得高官享受一些福利有什么不公平。
　　 当然，从孔子的求仁，到孟子的取义，再到荀子的守礼，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越来越受到的挑战。孔子求仁，成功了吗？没有。所以孟子不再求仁，而只是在求义。可惜，孟子同样没有成功，所以到了荀子时代，只是在求礼，而且荀子认为人生本恶，必须要用礼来规范。可荀子也没有成功，于是他的学生背离了儒家思想，开始用外在的法强行规范世人的行为。很奇怪，儒家孕育了法家代表人物，这其中，礼制就是重要一环。当礼制不能规范社会生活时，很容易就会想到法制。
　　 儒家的礼制虽然很容易会孕育出法制，但从根本上还是与法制相背离的。原因很简单，礼虽然是行为规范，但是内在要求，并不是强制的，一个人不遵守礼，只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不会受到法律的制约。所以，儒家特别强调教化，强调德行。这也是中国的德治传统。从人性本恶的角度上来讲，德治是落后的，社会要实行法治，这几乎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共识，但德治思想就真的一无是处吗？从西方的哲学王思想，到中国新时代强调的共产党员行为规范，德治思想其实从未离开过我们生活。精华也罢，糟粕也罢，礼制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不会改变，就像《礼记》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永远也不会改变。
　　
　　 诗经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起点，已经成为公认。
　　 诗经，是来自民间的诗歌总集。当然，也有官方颂词。但其成就最高者，还是那些被称为“风”的民间歌词。诗歌，特别是严格格律以后，逐渐远离了普通人，成了文人间显示才情的一种方式，但诗歌的起源，其实很亲民，就是老百姓在生活中编的一些朗朗上口方便传唱的顺口溜。当然，这些顺口溜，免不了不上台面的荤段子，所以经过了大贤孔子的整理删改，十中留一，成了儒家文化的经典，更成了中国文学的起点。更让人感动的是，古代这些民间诗歌之所以能够流传，是因为统治者的重视，专门设立了采诗官。而这些统治者重视这些民间诗歌，绝不是我们现代采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纯为了流传和保护，而是统治者想从这些歌谣中，侦知民情民意，从而获得民心。仅此一举，就足以让后世者深思。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里的思无邪什么意思？毛亨认为，思无邪，就是所思所想都可以示人，没什么可隐瞒的。所以，诗三百，就是反映普通百姓的所思所想，不管是对爱情的希冀，不管是对官吏的痛恨，不管是劳作的埋怨，不管是战争的悲叹，都是真实可以示人的。唯其真实，所以感人。当世界进化到了两千年以后，我们的科技水平，思维能力，说话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同样的中国人，现代人和当时的人语言根本不通的，但人的情感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也是古人的诗歌还能感动现代人的原因。我们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多知道点唐诗宋词，多知道几个李白苏轼，而是从这些文学作品中感受到了情感的共鸣，感到了他们说出了我们想说但说不出来的思想感触，这种共情，才是文学作品的魅力。
　　 诗三百，是上古到先秦的诗歌总集。那个时代，虽有儒家崇尚的尧舜禹及周公盛世，实际上是物质能力低下，民众衣食困顿的时代，还有春秋时战争频仍，民众朝不虑夕的时代。所以，安居足食成为人们最迫切最直接的希冀。我们从诗歌中也可以看到，民众对指导百姓农作的后稷等圣贤的景仰，对安定生活的期盼。我们以前一直有一个观点，认为文化的繁荣必然在社会的繁荣之后，就像“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实际上，文化的大繁荣也存在于乱世，就像中国历史上两次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繁荣，一次是先秦，一次是中华民国时期，都是乱世。实际上，劳者歌其事，我们无需把文学想象的多么高大上，百姓们在生活中、劳作中的随口编出的话，反映出真实思想情感的语言，就是文学的种子，就能够直达人心引起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的创作，技巧远没有真实的情感重要。
　　 我们现在看来佶屈聱牙的诗经，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汉语和现代语言的隔阂，当时的诗经就是百姓随口吟唱的，几乎平白如话的语言。当然，诗经中开创了一唱三叹的反复强化的方式，这也是现代歌曲经常使用的方式。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起点，它开创了中国文化中丰富的联想，细腻的感触，类比的思索，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学，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直至后来辜鸿铭教授分析中外人格差异时，总强调中国人是温柔的，敏感的，而西方人是直接的。想想也确实是，西方神话中宙斯喜欢上某个女子，就是想方设法得到，然后生了一个半神人，哪有中国文学中温婉反侧的情感。文化的源头决定了民族的性格差异，这无法做好坏的评价，但我们身为中国人，当为中国人的文化情感而自豪，更为中国文化之源的精彩而喝彩。
　　
　　 越绝书
　　 越绝书是地方志。地方志总觉得不登大雅之堂，因为总觉得地方志嘛，地方上的人编纂的，一没有大局眼光，二总有点歌功颂德，三编纂的人能力有限，所以无论从艺术性或学术性上来讲，都不及正史。其实，好的地方志并不比正史差的，因为着眼于地方，对史料更熟悉，论述更详备。
　　 看了《越绝书》，心中暗愧。总以为自己很喜欢勾践灭吴的故事，也知道勾践的越国就是以会稽为中心，而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当年到绍兴旅游时也曾寻访勾践遗迹，但看了越绝书，才知道自己终究了解了皮毛，连会稽山都不知道。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次造访会稽山，体会下勾践负隅顽抗不得不忍辱投降的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