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父亲流过眼泪。可在2010年夏天父亲生病住院时，我一边陪伺父亲输液，一边和父亲聊天。父亲和我讲了他过去的许多事情，讲着讲着，我突然发现了父亲的声音哽咽，眼里滚落几滴泪水。
　　 我赶忙掏出手绢给父亲擦了擦眼泪，轻声问父亲：“爹，你怎么了？”父亲看看我，苦涩地笑笑说：“我没事，是我想起了年轻时的一些往事，心里难免有些悲伤。”父亲一边说，一边伸出那只没有扎吊针的手，拉住我的手说：“儿呀，从今年起，我不知道是怎么了，老感到我将不久于人世。我倒是不怕死，我活了92岁，活到我这个份上，与国家与家庭都没用。现在我给你交代一件事，家里的抽屉里放着我写好的一封遗书，在我死后，你拿出来看看，那上面写着我死后的处理。”听父亲这么说，我的眼泪不由得也滚落下来，忙说；“爹，你千万别说这样的话，你活着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最大的福气。”父亲摇摇头：“唉！一个没用的人，活这么大岁数，只会拖累你们。”
　　 父亲去世后，我打开抽屉，里面一个信封里果然有父亲写好的遗书。我取出来仔细一看，其中有一段话震撼了我：“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受党教育多年，我死后，你们要响应党的号召，按照国家规定，一定要把我火葬……”看完父亲的遗书，我泪如泉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二
　　 1918年深秋，父亲出生在平遥县城东一个很有特色的山村里。村子的前面流淌着一条河，在河水流过的地方矗立着类似车轮一样的大轮子。小时候，我跟随父亲回老家，看到那个大轮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父亲告诉我，那个大轮子是用来助力磨面的。轮子上面有木制的叶片，河水冲刷叶片，轮子就会转起来，轮子又带动磨盘转动。村里人吃的面粉就是靠这台水磨加工而成的。听父亲这么一说，我才知道了那个带大轮子的东西叫水磨。
　　 水磨是村里一大特色，另一个特色是村舍沿着那条河一拉溜地展开，象蛇一样蜿蜒在沿河北岸的山坡上。村里没有大规模的建筑，最有气派的建筑就是老家那所院落了。里外二进院，外院一律是瓦房，进里院的时候，要上一个很高的台阶，台阶上面矗立着一个高大的门楼。进了里院，便全是窑洞房了。那些窑洞不是一般的土窑洞，而是用青砖砌的。在那个年代，能拥有这样一处院落，足以说明这户人家家境过得很不错。
　　 那时我们家既可以算作买卖人，也可以说是书香门第，基本上算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的爷爷辈是做买卖的，到了我爷爷这辈就不做买卖了。我爷爷是一位教书先生，同时又是一位老中医，爷爷是靠教书和给人看病来养活儿女们的。父亲有兄妹四人，父亲继承了爷爷的意愿，读书学了中医，而我的叔叔却跟随了父亲的爷爷学了做买卖。听父亲说，他小时候，我爷爷是想让他好好读书，把自己的中医技术传给父亲。可父亲虽然也跟着爷爷背了几天汤头和药性，但最终没有学成中医。父亲高小毕业后，在家帮着务了一段时间的农，就赶上日本人打进中国，平遥县的抗日政府搬迁到离老家不远的一个小山村。在那时，高小文化就是很了不起的文化人，父亲深知国难当头，也正赶上抗日政府宣传抗日救国潮流，父亲就背着爷爷加入到了抗日救国的行列。
　　 父亲有文化，被抗日政府安排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兼校长，1941年，父亲又被安排回到村里担任了村干部、文教主任、村农会主席。听父亲说，有一次，他参加完区上的会议后，在回村的路上，碰到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叫嚷着要抓他，端着枪不停地向他那边射击。子弹在父亲的身边不住飞过，父亲拼命往前奔跑。眼看着日本鬼子就要追上他，他左右一看，看到左边不远处有一条深沟。父亲不顾一切跑到沟边，想也没想就跳了下去。日本鬼子追到沟边，看了看足有三丈多深的沟，胡乱地放了一会枪就走了。
　　 父亲摔伤严重，浑身疼得不能动弹，就这样，他在沟里躺了十几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上午，有个放羊的老汉才在沟底发现了他，救他回去。当时要不是放羊老汉发现父亲，恐怕他早已不在人世了。父亲说他那是第一次经历死亡，惊心动魄。
　　
　　 三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到区政府当了一名粮食仓库的会计，后来又调到县政治部当了生产员。1948年平遥解放前夕，父亲回家探望爷爷奶奶，村里的汉奸看到父亲回来了，就去告密，父亲被阎匪抓进监狱，父亲在监狱里经受了敌人严刑拷打。阎匪每天只给他和另外的狱友发放一斤高粱，监狱里有一台小石磨，他们将高粱用这台小石磨磨成面粉，做成糊状食用。没有自由，营养又跟不上，父亲病倒了。父亲得了伤寒病，那时人们又叫“打摆子”，父亲只感到浑身发冷打颤，发高烧，不吃不喝。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平遥县城，父亲才被救了出来。父亲说他那回是第二次经历了死亡，要是平遥迟解放几天，他可能就死在监狱里了。
　　 父亲出狱后，经过多方面救治，再加上他坚强的意志终于挺过来了。身体刚刚康复，父亲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中。父亲先在平遥县贸易公司当了一名业务员，那个时候，搞业务的外出采购货物，还不能实行汇款。父亲每次外出进行业务交易，把一捆捆的钱装在麻袋里。我问过父亲，你带那么多的钱，就不怕路上有个闪失？父亲笑笑说没事的，我把钱装在麻袋里，为的是避开人们的注意力，谁注意麻袋里装着什么东西？父亲做事胆大心细，我自愧不如。
　　 父亲在贸易公司工作近一年，由于业绩出色，1949年8月，父亲又被调到了粮食公司，担任了资料组长，后又被提拔到了汾阳县粮食公司担任了计划科副科长。刚解放那几年，父亲一直在基层县工作，1952年，父亲才被组织上调到了榆次专署企业公司任命为劳组科副科长，时间不长，父亲的工作又有了新变化，由企业公司调到了专署工业局劳组科。父亲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父亲有点文化，业余时间经常给报社写点小稿子。父亲的文采，得到了报社的认可，被山西日报社特聘为通讯员。1957年的反右，是给每个单位下达任务名额指标的，当时的专署工业局为了完成任务，把父亲错划为“右派”。父亲被组织上给了行政降三级的处分，级别一下子由二十级降到了二十三级。父亲心中有气，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组织上会给他这样的处分，这个右派究竟是犯了什么错误？他的那些言论怎么属于右派言论呢？他给组织上写过信，申诉过他的问题，可一封封的申诉信，却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父亲心里虽然有气，可气归气，工作仍然像过去一样，丝毫不马虎。
　　 由于心里不痛快，在一次去省城开会的途中，父亲突然吐起了血。父亲说，他那次吐血，简直不敢想象，那血就像喷泉一样地从口中往出喷。也幸亏是在省城开会，父亲立马被送到了山大医院。可事不凑巧，医院没有床位！父亲又一次面临生命垂危。当时和父亲一道参加会的领导一时着急又生气，对医生说：我是局长，你们必须给我们的人想办法救治！医生一看局长的态度，扭头让护士安排病房去了。父亲说，当时医院确实没床位，后来还是腾出了一间办公室才让他住下的。经过医院仔细检查，父亲患了空洞性肺结核。要是没有局领导出面，要是没有医生为父亲及时腾出一间病房，父亲的生命也许就终结了。父亲说那回是他经历的第三次死亡。
　　 父亲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后，回到了家。肺结核这种病，恢复是需要高营养的。可在当时，那有什么高营养的食物？父亲身体恢复阶段，正赶上了国家困难那些年。父亲说，没有营养，父亲就买吃胡萝卜，他说他也记不清吃了几麻袋胡萝卜，肺结核终于彻底钙化了。说真的，在那几年，能吃上胡萝卜是很不错的了。我们全家省吃俭用，为父亲的身体，都在尽心尽力。
　　 为补贴家里的生活，我跟着父亲利用节假日去郊外割草，然后把草卖牛给奶厂。有一次我在割草时，突然发现了草从里有一窝野鸡蛋。我数了数，总共有六个，心里非常高兴。我想父亲正需要营养，这野鸡蛋应该拿回去给父亲吃。我悄悄地把野鸡蛋装在身上，拿回家给了母亲，可在这时，父亲看见了，严厉地对我说：明天你把鸡蛋从哪拿的送到哪去！
　　 我有点委屈地问：为什么？爹，你的身体不好，吃鸡蛋会很快好起来的。
　　 父亲一把拉过我，抚摩着我的头说：孩子，可你不知道，你拿了野鸡下的蛋，就说明你把野鸡的孩子给到死走了，它们的妈妈知道后会十分伤心难过的。我听父亲这么一说，心里也不好受起来。果然在我第二天把野鸡蛋送回原处时，听到了野鸡咕咕的声音。野鸡的爸爸妈妈在呼唤它们的孩子。父亲用他仁慈的心，又一次教育了我。
　　
　　 四
　　 我第一天上学是父亲送我去的。那天，天气十分晴朗，父亲领着我来到学校，当我们刚跨进学校的大门，就听到有人在说，老“右派”领着小“右派”上学来了。我一听，非常气愤，瞪了那个同学一眼。父亲赶忙拉了拉我，说：别理他，我们走我们的。那天要是没有父亲在场，我就给那个孩子一顿拳头。我从第一天上学起，就背上了“小右派”的黑锅，因此，我连个红领巾也带不上。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了，学校成立了许多造反队，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造反队也不要我。全社会搞开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学校也停课了。在学校停课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消失了。我问母亲：我爹去哪了？母亲痛苦地摇摇头，不肯告诉我。直到有一天“造反派”来我家，在我家的窗户下贴了许多大字报，我才明白父亲被他们抓走了，送到一个叫小卫东的厂里改造去了。
　　 知道了父亲的去处，我就想看看他。那天我去得早，早上八点就来到了小卫东的厂门前。我顺着厂门往里一看，看到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个写有“大右派”字样的牌子，站在毛主席像前低着头。我怔怔地看着父亲，父亲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直到工人们全都进了厂，父亲才摘下了牌子，拿起扫把清理卫生。我想和父亲近距离说说话，可门卫不肯放我进去。我含着泪，默默注视着父亲，直到看不见父亲的身影我才离开。
　　 父亲先是在小卫东厂接受改造，时间不久，就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那时候叫学习班）。父亲在“牛棚”里一关就是一年多，我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要给父亲送换洗衣服，顺便带点干粮过去。每次我送东西，造反派都不让我进去见父亲，而且还把送的东西打开认真检查一番。我趁他们检查时，伸长脖子往里探望，或许能看到父亲，可每次探望，最终变成失望。我看不到父亲，却看到了满院墙上贴着批判父亲的大字报和丑化父亲的漫画。看到这些，我很气愤，我的父亲是你们所说的人吗？父亲的形象是你们画的那样吗？我相信父亲的清白，是“造反派”颠倒了黑白！
　　 父亲终于离开了那个被称为“牛棚”的招待所。造反派们整不出父亲的罪行，又把父亲下放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小山村接受改造。父亲回家整理行李的时候，我问过父亲：爹，他们那样整你，你能承受住吗？父亲笑笑说：承受不住也得承受，这叫运动。我又问：爹，那他们让你交代什么问题？父亲说：无非是过去在平遥住过监狱的一些情况。他们想无中生有把我搞成什么叛徒，可爹没有，没有的事爹是编造不出来的。我说：他们白天黑夜批判你，我真担心你的身体。父亲又笑了笑，拍了一下我的头：爹没事，爹已经经受过三次死亡了，他们批他们的，爹该吃，该睡睡，你看爹的身体现在不是很好吗？父亲说的也是，他三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那种毅力我是望尘莫及的。父亲宽阔的胸怀和顽强的生命力使变得从容不迫，平静淡然。在他认为，再大的事，还能比死亡更大吗？
　　 父亲下放到农村那年，我刚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榆次的初中还没有恢复，我闲在家里无事可做。父亲去了农村，家里就靠母亲那点工资养家糊口。我看到家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很想替母亲分担。可做什么呢？在一次父亲回家的时候，我问父亲：爹，我都这么大了，总不能每天闲着，你给我找个活儿吧。父亲犹豫了一会儿，对我说：你还小，能干点什么呢？工厂里是不许招收童工的。我说我个儿大，我有力气。那次，父亲没理我走了，我很失望，我埋怨着父亲，你能给我哥我姐找下工作，为什么不能给我找个工作。
　　 就在我感到失望的时候，父亲从农村给我带回来一对可爱的兔子。父亲说：你不是说没事干吗，以后就养兔子吧。等你把兔子养大了，卖到外贸肉联厂，也能赚些钱的。在我下乡的那个村，就有很多人养兔子，我一听很高兴。那次父亲回来，直到帮我把兔窝盖好才走的。我养兔子还比较有耐心，从一对，发展到一窝，最多时，我养的兔子有一百多只。我卖兔子赚的钱，还真为母亲分担了忧愁。
　　 开始招收初中生了，我养兔子正上了劲，父亲劝我再上学读书。我说那兔子该怎么办？父亲让我全卖了。说真的，我有点不想上学，随着年龄的增大，我是想找工作，为父母亲分担家里的困难。可父亲却说我没文化，怎么能工作呢？以后的社会，是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来建设，让我还是去上学。父亲眼光长远，后来事实证明，现在的社会，不正是需要有文化的人来建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