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县银杏树镇庆寿村，至今流传着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真实故事：
　　 解放前，庆寿村有个叫“福盛和”的烧锅院（酿酒作坊，现庆寿村大商店院内），烧锅院的主人姓王，因家道殷实，为人谦和，村里人都叫他王掌柜。烧锅院雇佣了几名长工，长年累月干着酿酒的营生，酒酿好后，就拉到县城去卖。附近的村民也常去烧锅院沽酒，或者去买一些酒糟用来喂猪，王掌柜信守“细水长流，薄利多销”的经商之道，平日里总是宽厚待人，凡是前来沽酒或者买酒糟的，他都会安排长工在过秤之后再给多饶上一点，所以口碑很好，深受当地村民的好评。
　　 话说王掌柜一家以酿酒为生，勤俭持家，平安度日，生活倒也过得舒心。但是，在1936年的9月，村子里来了一支当兵的队伍，据说是贺龙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一个营（可能是红二方面军四师十二团二营），营长叫蔡久，当时编制是一个营，实际人数却不到一个连。因受当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造谣诬蔑，说“赤匪来了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村子里的人听说红军要来，就都提前跑到山里躲起来了，整个村子里几乎空无一人。只有王掌柜的一位姨太太，因当时怀着孩子，月份大了，马上就要临产，行动不便，只好呆在家里，房门被王掌柜他们临走时给反锁上了。
　　 红军来后，满村子找不到一个人，就只好在烧锅院的院子里住了下来。当天晚上后半夜的时候，只听屋子里传来了一位妇女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营长蔡久立即带领两名战士踹开房门，冲了进去，凭借着马灯微弱的灯光，他们发现有一位孕妇挺着大肚子躺在床上，面色苍白，疼得“哇哇”直叫。蔡久马上叫来了卫生员，立即采取措施为这名妇女接生。这位姨太太因胎位不顺而难产，大人和腹中的胎儿生命危在旦夕，卫生员凭借着精湛的医术，整整忙活了近两个时辰，终于顺利接下了一名女婴，好在处理及时，母女有惊无险，性命总算全保住了。孩子出生后，为了感谢红军的救命之恩，王掌柜的姨太太就把自己家的粮食借给红军做饭吃，红军临走时，营长蔡久还专门给她家打了借条。
　　 王掌柜一家躲在山里不敢出来，但是又放心不下快要生产的姨太太，就派了一位姓赵的长工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地溜进村里去打探消息，当知道红军已经给姨太太接了生、母女俩均平安的消息，而且看到红军宁愿睡在院子里，也不去撬老百姓的门，还把村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此情此景，让这位长工十分感动，于是他又跑回山里，把看到和听到的情景告诉了主人，王掌柜感叹地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啊！”
　　 姓赵的长工跑前跑后地把村子里的人全都从山里叫了回来，红军每天都到群众家里去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向群众反复说明：红军战士都是穷苦人出身，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苦人打天下求解放的军队，是抗日的军队，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红军指战员还帮着群众收割庄稼，打扫卫生，深受老百姓爱戴和拥护。村子里的穷人们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帮着给红军送信，带路，打土豪，分浮财，和红军战士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尤其是姓赵的那位长工与营长蔡久关系好得只差拜把子了。红军走后，姓赵的长工就把红军打的借条拿出来交给王掌柜，王掌柜说：“红军真是一支仁义之师啊，条子你自己留着吧！”
　　 解放以后，因为王家的地主成份，王掌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被批斗的对象，所以红军临走时打的借条一直没敢拿出来，由姓赵的长工保存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还有人看到过，后来由于赵家多次搬家，借条被弄丢了。
　　 据村子里的老人们说，当时红军卫生员接过生的那个女婴名叫“洋箐”，长大后去了西安，一直在西安居住，现在已经80多岁高龄了，据说前年夏天还回来过一次。
　　 原来的烧锅院有一部分房子在土改中分给了穷苦人家，现在都建成了砖混结构的住宅。还有一部分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搞合作化时被拆除，建成了供销合作社的商店，前些年王掌柜的长子回来将他家的房产全部卖给了现在的主人，由这家人开了个商店，经营着油盐酱醋等日用百货，生意还算兴隆。
　　 红军为王掌柜姨太太接生的故事已经过去80多年了，但至今仍被村子里的老人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