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记“李陵事件”，千百年来，无数人都在问“李陵事件”错在谁？千百年多少文人墨客，都在讲司马迁冤枉，汉武帝残忍。如韩城号称“吉司马”吉教授潜心研究，以“五点理由”得出结论：“司马迁并有为李陵而辩护，不应当有‘诬上’罪过，不应当下狱受腐刑。李陵兵败和投降匈奴，应由汉武帝来承担责任。”(见1989年三秦出版社《司马迁年谱新编》79页)
　　 余不赞赏司马迁“讲李陵”，其实那是“性格决定命运”。
　　 司马迁“讲李陵”的背景：
　　 当年，汉朝与匈奴数载干戈战火不息，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单于领数万大军侵扰汉边界。
　　 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见《汉书•李陵传》原文：
　　 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副将，陵对：“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陵战匈奴后段）昏后，陵叹曰：“吾不死，非壮士也。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夜半时，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余人。译文：（李陵与副将韩延年一同上马，十多名壮士和他们一道冲出。匈奴数千骑兵紧追，韩延年战死。李陵长叹:“我无脸面去见陛下呀!”于是下马投降了，李陵兵败之处离边塞只有百余里，而当初所带的5000兵将，逃回塞内的仅四百余人）。原文：后闻陵降，上怒甚，群臣皆罪陵。迁盛言：“陵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提步卒不满五千，抑数万之师，转斗千里，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上以迁诬罔，下迁腐刑。
　　 以此足见，一是李陵是自告奋勇率兵五千与匈奴战，自傲轻敌，血性所致。二是投降是真并非武帝屈斩陵家属所致（屈斩陵家属是在去匈奴接李陵的公孙敖误传李陵在帮单于练兵以对付汉军。后武帝盛怒，将李陵家处以族刑。）三是司马迁讲李陵，忠国、英勇、降是无奈及降是等机会再报国。迁言原文：“陵抑数万之师转斗千里，虽古名将不过也”“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分明是为其摆功，为其辩解。
　　 续二)司马迁对武帝讲李陵，《报任安书》讲的更多，全篇充满怨言。《报任安书》写在陵降、迁盛言之后八年，讲的比《汉书》更详细。大意是，我与陵没有什么交情，从他平素的言行表现来看，我认为他有国士的风度。迎着亿万敌军与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转战千里，箭用光了，路走绝了。李陵兵败的奏章知道后，皇上为此吃饭不香上朝不乐，我私下没有考虑自己的卑贱，看到皇上的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李陵虽然兵败陷身匈奴，看他的心意，将要等到合适的时机报效汉朝。我心中想陈述这个看法但没有机会，恰好皇上召见问话，我就按这个意思阐述李陵的战功，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堵塞怨恨李陵的人所说的坏话；没能完全说明，皇上不理解，认为我是有意中伤贰师将军李广利并为李陵游说，于是就把我交付法庭。李陵既已投降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又受刑住进蚕室，更加被天下人嘲笑，悲痛啊悲痛啊！事情是不容易一一地讲给俗人听的。
　　 余以为，讲的很多，其核心是讲李陵败的原因，讲李陵有功的动机，讲非为其辩护，其核心在为自己辩解喊冤。
　　 余不是研究历史的，也未熟读《史记》，只是从逻辑思维方面讲自我判断：评判迁讲李陵，用不着＂实是求事＂，用不着对与错，只能用“逻辑思维”来诠释。这个“事件”涉及李陵、皇上、众臣与司马迁等几个层面，各层面处于有不同阶级，其利害是不同的。首先要厘清－个逻辑问题，“战功有无、勇敢不勇敢”（或功劳贡献有无）与“投敌与不投敌（或叛节不叛节）”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可混肴和抵消。有战功或勇敢不一定不投敌；无战功或不勇敢不一定要投敌。况且战功、勇敢、贡献，并不能抵消投敌罪过，这是个国家政治向题。恰恰司马迁就是在这节骨眼上犯了毛病。
　　 古今中外，那一个投敌的叛者不是前有功绩或大功。最典型的现代大汉奸汪精卫。他早年是一个革命激进分子，在国民党里位高副总裁。只1910年舍命刺杀大清摄政王载沣，可见其革命激进，不然能成为孙中山的忠信之徒。只是抗战时期，于1940年投靠日寇当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祸国殃民，世人唾骂。此时评汪精卫，首言叛国之罪，该依法惩办才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令炸毁坟墓，以消其恨。
　　 观《李陵传》及《报任安书》，司马迁对李陵“投敌叛国”这一真情，一字未讲更不遣责，而多是调强“陵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及忠国、英勇、战绩等。司马迁在没有可靠情报证实未投敌，又讲“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迁推定李陵之所以不死，是想立功赎罪以报效朝廷啊！这是荒谬可笑的逻辑，哪一个叛徒不是说自已还会“侍机报国”，汪精卫之徒也不是狂喊“曲线救国”吗？
　　 对1940年之汪精卫，若有人舍其叛国罪不讲，非要讲他早年之功，遭世人唾骂、领袖不悦、国家惩罚是必然的。须知，战功并不能抵消投敌罪过是起码的政治逻辑。司马迁就是犯了这个逻辑错误。他想像“有战功、又勇敢”就必“不投敌”，或者以“战功”就可抵消投敌罪过。这就是他的悲剧根源。
　　 “后闻陵降，上怒甚，群臣皆罪陵”是正常的，皇上的愤怒与惩罚因而是必然的，群臣怼怒甚是顺理合逻辑的。以此认定，司马迁冤枉、皇上残忍证据不足，国有国法，依法惩办，不能以现代国法去刻求古时国法。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大喊其冤，自认冤枉处在于，以为自己“直谏”说真话，一片忠心。“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而为何招来的是下狱杀身之祸。
　　 迁把本很正常的“群臣皆罪陵”（自古至今朝朝代代。投敌叛变者杀无赦！蒋介石对汪精卫，共产党对顾顺章皆如此。）认定是“睚眦之辞”，白话文即大臣那是指责、攻击、诬陷的言论。李陵战败投降，原先的那点功劳，哪个大臣不知；唯自己知敢况说真话，只有自己“直谏”，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皇上不理解。没能完全说明，就问罪下狱，实在的冤枉。
　　 迁极不理解，只讲战功不讲投敌罪过，实质本是为李陵辩护，这个关键迁至死都未想明白。可惜一些学者对此也犯糊涂。
　　 况且，司马迁对武帝“讲李陵”，未抓住主与次，根本颠倒。对李陵投敌叛国这一真实主情节，一字未讲，更不遣责；只讲次要的李陵之功，思维混乱，是“无的放矢”，于国于已于李陵都毫无意义，只能惹武帝气上心来，下獄问罪。
　　 要说有错，李陵首当其冲。有网友论：首错在于李陵的轻狂。说什么“不须给马匹，臣愿以少击多”。都说“人品决定命运”，老李家的血脉，就是李陵的悲剧。有网心友论，在下不敢说司马大人的，仗义执言是咎由自取。公然为“叛徒”辩护，总是有点不合时宜的。却没有顾及自己的言论，对社会上忠义之风的消极影响。当时的太史公还真是有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识时务”的意思哩。卑虽很刻薄，但击中要害。
　　 余赞同网友之论。李陵从先祖血脉就带来年轻气盛、傲慢、急于证明自己、放纵自己。轻敌而败是必然的，他既无“春秋”时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之忠国品德，又不具汉苏武宁死不屈、忠心报汉之气节。“人品决定命运”说得贴切。
　　 “性格决定命运。”司马迁职位是太史令，博览史书“秉笔直书”足职场习气。只是个历史家与思想家，于政治处世一窍不通，起码不是审势夺度之谋士。李陵勇敢有战功，朝庭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大臣都不讲，迁敢讲，就是司马迁性格决定他的命运，这是历史大悲剧。如果没有李陵投降，就没有司马迁下獄受腐刑之冤，可惜这是假设历史。
　　 司马迁可赞处在于，下獄受腐刑，忍“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之悲痛，为的是完成先父遗愿续写“春秋”，顽强坚持用如椽巨笔，纪刻华夏三千年文明史，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彪炳史册，与日月同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