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念完二年级时，我们班一个叫周学亮的同学横过马路时，被飞驰的汽车辗死了。当时正是下午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大班子小同学午间回家吃完饭后，结伴去学校。我们走在金盆岭通往新开铺的一条马路上，那是我们上学和放学必走的一条柏油马路。至今仍记得那条马路到了夏天，被太阳晒得软软的，我们必须快快地走，搞不好会被某处晒化了的柏油沾上鞋底，让人难堪又讨厌。但小孩子生性活泼顽皮，喜欢追追打打，因而常有同学不留心就踩了一脚黑黑的、臭臭的柏油。即便在路边的沙砾上左擦右擦，鞋底上讨厌的柏油也难搞干净。那天，我们走在马路左边，有位小同学好兴致又去走软软的柏油路，他不小心踩了一脚柏油。于是他从柏油路上跑下来，跑到有沙石的路旁擂他的鞋子。这时我们班的周学亮走在马路的另一边看见了我们，他一边大声喊着我们一边就飞快地穿越柏油路朝我们这边跑。也许是他也踩中了晒化的柏油，一时跑慢了，也许是那辆汽车在午间晒软的柏油路上有阻力而加大马力，飞快地往前冲。一声尖厉的煞车声传过来，我们没看到跑过来的周学亮，只看到被撞飞倒地躺在鲜血中的周学亮。
　　 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同班的小伙伴，就在我们眼皮子下倏然而逝，我们同行的同学都吓得魂飞魄散，惊恐万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校园和班级都在嚇心嚇胆地谈论着周学亮被汽车辗死的事。蒋老师布置我们写周记的题目也是“血的教训”。父母亲们也警惕万分，谆谆告诫我们千万别穿越马路，千万别走中间铺有柏油的路段，要走两边沙石路的人行道。周学亮被汽车撞死的那几天，学校的李校长在全校集体做广播操结束时，总要讲话。她不止一次重申安全的重要性，告诫同学们要注意安全。而且每个班级都编了路队，放学时要整好队，清点好人数，再由轮值老师负责送出校门。那几天学校还时常来些公安人员，分别把周学亮被汽车撞死的目击者叫到办公室去问话。我也被叫去问过话，当然我们都照实说了看见的情形。总之，周学亮被汽车撞死的事在学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余波还持续了许久。这事过去了60多年，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许多细节历历在目。有时想起，那个黑黑胖胖，有着浓眉大眼，个头不甚高且整天欢笑着的周学亮仍定格在脑海，站立在眼前。
　　 周学亮的事，还让高年级的同学纷纷去探索重新开铺到金盆岭的路径，还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还真探索到了一条从学校绕过新生机械厂的一条山路来。从学校北侧的操场，上一截短坡路，然后就顺着新生机械厂高高的围墙,绕过厂区大门往山岭上走去。这条山路弯弯曲曲，爬坡下岭，不太好走。但至少这条山路没有汽车，很安全且比那条柏油大路要近一些，所以我们大部分住在金盆岭或金盆岭往东一线的同学就喜欢结伴走这条山路了。这条小路两旁杂树和野草都很茂盛，山路上还有持枪的解放军在山边监督着干活的劳改犯。那时我们还小，二三个人不敢走这条山路，常常四五个人相互壮胆。后来走熟了，走习惯了，我们都喜欢走这条路，哪怕是一个人有些许胆怯。走在这条高高的山路上，看见西边那条汽车穿梭的柏油路，相比而言有更多安全感。下午放学，走在这条山路上，还可以看见山那边晚霞如火、湘江北去、船帆远逝，心头高兴，一点也不觉怕，很快便到家了。
　　 由于母亲的工作性质，我与技工学校的肖年高和奉进军玩得更多了。食堂下午两点到四点有近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那时开过了中午饭，洗涮卫生也搞完了，晚饭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短短两个小时，母亲不便回家打理家务，便会小憩一会。从早上四点到下午两点，母亲和她的同事已紧张工作了差不多六个小时，忙完了全校师生的早中餐。母亲短暂的休息后，便会把从家带来的我们姐弟头晚換下的衣服洗干净，晾晒好。或把已洗净的衣服拆剪缝补，或纳鞋底。母亲从来闲不住，她也不敢闲下来，一家数口过日子，哪敢怠慢。母亲希着自己的儿女哪怕穿着陈旧，而不至于破烂肮脏。儿多母苦，现在的家庭早已体会不到了，但在五六十年代体会还是极其深切的。那时我上低年级，下午不到四点就放学了。我去技工学校把母亲为我们姐弟洗干净、缝补好的衣服拿回家，以便洗澡后换上。我和肖年高及奉进军到了技工学校，就在学校食堂的饭桌上先写作业，然后再玩一会，然后再回家。母亲下班很晚，我们不能同行。
　　 技工学校与电力学院只一墙之隔，但走路却颇费工夫，出技工学校的校门，然后左拐弯再沿金盆岭通往左家塘的一条柏油路，走上里多路到电力学院，进大门后，还有一段路才能到家。这样弯弯绕绕至少有两三里路。后来肖年高和奉进军帮我想了个办法，爬围墙，走捷径半里路都不到。肖年高对我说：“齐红润你背的衣服不重，我们先把你的那包衣服和书包扔到墙那边，然后你踩在我和奉进军的肩头爬上围墙，你再沿围墙爬下去就可以了。”开始，我胆小怕摔，肖年高和奉进军便做了几回示范。围墙不高，在他们怂恿下，试过后，觉得并不太难，即便摔一下屁股也不太痛。就这样，我省出了走路的时间可以和肖年高、奉进军多玩一会儿。当然，爬围墙的事，我对母亲三缄其口。有一次从围墙滑溜下来时，我没站稳，摔倒在围墙边的刺棵上。衣裤被挂烂了不说，手和腿还被刺簕挂破了，鲜血直流。肖年高和奉进军听到我的哎哟声和哭声，连忙又翻过围墙来安抚我，为我用土灰止血。当晚父亲询问我，我只得照实说，父亲找来碘酒之类为我消毒上药，并再三叮嘱我：“宁走十里远，不抄一里险！”
　　 肖年高和奉进军都是十分热心友好的同学，虽然他们的父亲都是技工学校的高层领导，但他们俩从没有半点的霸道行为。尤其是肖年高，他作为家中长子被父亲带在身边，他妈妈和两个弟弟妹妹都生活在邵阳。他和我一样，当初被父亲接到身边生活，一个人很孤独。他父亲工作十分繁忙，他经常一个人去食堂打饭吃，一个人呆在家里看连环画。我母亲知道他的情况后，尽可能照顾他，有时还洗肖年高换下的衣服。肖年高和我一样有尿床的毛病，母亲便把父亲配的单方和食堂扔掉的猪尿泡煮给他吃，治好了他尿床的毛病。
　　 奉进军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好不到哪去，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他哥哥和我小姐姐是同班同学。那时他妈妈在惠民电池厂流水线上工作，工作忙不说，还要倒班，根本无暇顾及家里。他爸爸是校长，斯斯文文戴一幅眼镜，一副学者风范不会操持家务。后来，因我和奉进军友好，我母亲和他母亲也认识了。我母亲十分贤惠，她每星期利用一个下午的两个小时，把自己家里的事放下，为奉进军家打理家务。奉进军的母亲十分感激，一有空闲,经常去学校食堂和我母亲聊家常，一来二去，她们也成了朋友。
　　 一天，轮到我们值日打扫教室擦黑板并整理课桌椅了。我和李芬还有陶小毛、陈豫南以及住在学校附近不远的叫易诸谋的男同学和另一个大概叫什么莲的女同学是一组的，组长是陶小毛。班上七纵排，每排六张课桌和座椅，我们四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经陶小毛分配后，由四个男同学扫地并整理课桌椅，两个女同学擦黑板打扫讲台并抹课桌。两个女同学尽心努力地去干活啦，我们四个男同学，陶小毛就让他们仨每人扫两行地，说我矮小没力气扫一行好啦，但扫完后要协助两个女生抹课桌。我们都没意见也都欢快地完成陶小毛分配的任务。正干得起劲时，老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怎么办呢，我和陈豫南没带雨具。这时易诸谋说，可能等会儿雨会下小一些，不管怎样先把教室的卫生搞好再说。我们于是加快进度，一会教室就打扫干净了。可是大雨却没有要停的意思，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再不回去的话，路都看不清楚了。这时易诸谋说，他家离这不远，他带的油纸伞可以借给我和陈豫南共撑一把伞，搀扶着回家。他等雨下小一点，冒雨跑回家，反正淋湿了，回家洗澡就是啦。
　　 我和陈豫南谢过了他的好意，俩人撑着他的油纸伞冲进雨中和陶小毛、李芬一道走那条山路回家去。山路弯弯，泥泞不堪，陈豫南较我个头高大些，他撑着纸伞，我牵着他的衣摆，我们相互扶持着艰难行走。不管秋雨多凉，路多滑，我都早早脱掉不跟脚的一双鞋，赤着脚牵着陈豫南行进。但路滑不说，路上的泥浆里还夹杂一些尖利的石块，我边走还边想绕开石块，这一瘸一拐地自然给陈豫南造成了行路的艰难。他既要撑伞又想法照顾我赤着脚滑溜地走路，他也渐渐有些撑不住了。他为了少让我淋点雨，自己半个肩膀都淋透啦。
　　 我见状便对他说：“陈豫南，你看你那半边肩膀都淋湿了，你别管我啦，你打着伞走前边吧，反正我也淋湿啦。再这样咱俩都会淋得透湿的，还不如先保住你一人别淋透了这半边。再说有风有雨，伞也不好打，你看你都出汗了。”
　　 “冒得事，齐红润，我们走慢些，这样吧，我们牵着手走。”陈豫南伸出左手紧握着我的右手，他灿烂地一笑，露出两颗洁白的牙齿。我被他的左手握着，心里暖暖的。这个平时不苟言笑，似乎还小我半岁，却身高我几许的小同学竟然是那样亲切会照顾人。他虽既是我住在同栋楼的楼上邻居又是我同班同组的同学，我们平时除学习外并没玩在一起，还不及我跟肖年高、奉进军玩得多。
　　 陈豫南他平素较沉静，上课似乎也不活跃，他身材单瘦，讲话温文尔雅，操一口武汉话。他父亲在学院的电站当领导，他母亲在学院教工食堂工作。他姐姐和我小姐姐是同班同学而且关系很亲密，他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未读书。在家中陈豫南的妈妈总是用浓重的武汉话叫他，“小毛、小毛”的。我们上学和放学虽也一块同路，但交流不多，即使交流也是我说得多，他回应得少。陈豫南牵着我踏着泥泞，分外艰难地走着。我突然发现他的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上边有一块黑色的印记，很醒目。可我和他同学了快两年了，居然没发现过。难怪有一回他的弟弟哭着喊他，“猪皮精、猪皮精！”看着陈豫南的左手，我竟然开起了小差。一个不留神脚下的路，我嗤的一滑溜，拽着他，我们俩人便一块跌倒在泥泞中。陈豫南手中的伞也掉在泥路上，我们都坐了一屁股泥水。
　　 陈豫南非但没怪我，反倒一个劲地询问安慰我：“齐红润，对不起，你没摔痛吧？”
　　 “没有，没有，陈豫南，对不起，都怪我嗤的一滑，也把你带倒摔了一跤。”我有些难为情地对他说。我们俩望着彼此的狼狈样子，都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们的笑声竟然盖住了雨声，连走在前面同样艰难行路的陶小毛和李芬都停住脚，回过头来关切地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看我们跌坐在泥水路上，他们又都往回走过来，将我们拽出泥淖。
　　 和陈豫南分别五年后的1967年，我们又在电力学院相见了，那时我们都是初三待毕业的学生，因“文化大革命”，既没安排考高中，又没有上什么文化课。那时上山下乡运动也还没全面铺开，学校又全面停了课，大家只好待在家中。我去陈豫南家的那天，陈豫南去钓鱼了。这倒符合他沉静的个性，他不善交往，闲居家中无事便去钓鱼消磨时光。我到他们家时，他妈妈和他弟弟待我很热情。他弟弟陈建强知道他哥哥在哪儿钓鱼，便立刻下楼去喊他回家来。我便和陈豫南的妈妈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他妈妈很关切我们的家事。他妈妈说陈豫南也是在河南出生的，是河南的信阳。她说她知道我爸爸是下放到老家河南太康的，她说那是1942年蒋介石扒开郑州黄河，被水淹过的黄泛区，是极贫苦的地方。当年陈豫南的爸爸就是嫌河南生活苦，才拼命要求调到武汉的，后又从武汉调到长沙电力学院。许是陈豫南的妈妈看到我穿着有些破旧，人也显得黄瘦憔悴，仍是很矮小的样子，她的神情分外同情我，也十分关心我。她反复说我爸爸当年自愿申请下放河南老家是万分错误的决定，贻误了他一身的好医术不说，还害了我们一家，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是极不应该的。她还问询了我们家在河南的一些生活情况，看着有些难为情的我，她又像是安慰我一样地说，那时我和陈豫南同学，我的成绩是最优秀的，小小的个子竟是少先队大队长。当时她还常常要陈豫南像我学习，希望陈豫南也能像我一样优秀。
　　 正当我诺诺嗫嚅，说不上如何应对她关切的话语时，陈豫南回来了。他到底是生活在城市，几年不见他已长成了一位英俊的少年。虽有些清瘦，但举手投足很有些气派。站在我面前的陈豫南高大帅气，白净的脸膛，眉宇间透着一股子英气。那时我有些敏感，觉得自己在河南的五年生活，早也没有当年在长沙那样的自信了。陈豫南笑着和我打招呼，又为我添加了茶水。但我们似乎已找不到共同的话题了，有一搭没一搭的，我从他的眼神中仿佛读出一些漫不经心的意味来，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使我们彼此之间心照不宣。我脑海中猛然浮现出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来，我意识到，我和陈豫南虽仅仅分别五年不到，然而如今的我们之间似也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俨然是许久之前陌生的老同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