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读新开铺小学的五年时光，应是我这一辈子最快乐无忧的一段时光，也是我学习和储备知识最充实的人生起点。同时那段岁月也让我最初品味了世事的艰难困苦，感知了社会人性的复杂，粗浅地认识了善与恶、罪与罚的原生和分界。
　　 记得三年级快放寒假那段日子，我们班来自学校周边农村的男女同学正被所谓的“吃饭不要钱，幸福万万年”的公社大食堂煎熬成了一个个面黄肌瘦、食不果腹的“饿痨”。当时城市虽已是按年龄、工种计划定量供应粮食，但还是能吃饱的。我依俙记得我当时每月有18斤商品粮的供应，每餐贰两饭是我的定量。三年级时，我的班工作和学校工作增加了许多。尤其是中午要组织全校各班纪律委员检查午睡的情况，所以中午我一般不回家吃饭，带上两个馒头和母亲揉制的辣椒萝卜条当午饭。通常情况下我将馒头放进母亲为我缝制的饭布袋中，搁在书包里中午吃冷的。天气寒冷了，母亲特意又为我缝了个棉布包，让我包住饭布袋里的馒头，这样到中午，饭布袋里的馒头还有点余温，不致太冷。一段时间，我每每吃馒头时总是看见同班那些来自农村的同学，眼巴巴地看着我吞咽馒头，他们却低下头去吞咽口水。我心想公社大食堂是否不会做馒头，只会蒸包子饭呢？我不太忍心让他们看着我独自吃，有时就省下一个掰成几小块分给他们吃。一个叫彭亮文的男同学接过我分给他的小块馒头，一口就吞进去，鼓着腮帮子望着我傻笑。女同学就斯文多了，她们一小口一小口地似在十分享受并品鉴着美味。
　　 有一天，我照例从书包里拿出棉包套，打开饭袋发现少了一个馒头。不对呀，我明明早上来学校时，在学院教工食堂买了三个馒头和一小碗稀饭。我在食堂吃完一个馒头和一小碗稀饭后，遂将两个馒头放进了饭布袋并包在棉套中搁进书包里了。怎么会少一个呢？只一个馒头了，还怎么分给他们吃呢，我也没再多想便慢慢吃了那个馒头。
　　 “齐红润，今天不分馒头给我们吃啦？”彭亮文问。
　　 “今天我带的馒头，不知道怎么少了一个。只一个啦，我要当中饭呀！”看着吞口水的彭亮文，我很为难地说。
　　 “冒么子，你自己吃吧。这些天你每天省一个馒头给我们吃，你都没吃饱吧！”彭亮文用感激的眼神望着我。
　　 “我的饭量不大，吃一个也勉强饱啦。只是给你们一小块，还不够你一口呢。嘻嘻。”我笑着对彭亮文说。
　　 “齐红润，难怪蒋老师和陶老师都各样喜欢你，你的心真好哩。”彭亮文对我说。
　　 “我妈妈跟我讲过，别人看自己吃东西吞口水，其实吞的是气血，能匀出一口给别人吃，别人就少吞一口气血，我妈妈说对人要善良。”
　　 我边对彭亮文说，边把掉在桌子上的馒头渣拈进口中，然后放好饭袋棉套，走出教室去组织检查午睡啦。当我带着各班纪律委员逡巡到我们班时，我蹑着脚停在教室门口一边，因为我听见教室里有两个同学在小声争吵。
　　 “彭亮文，你要不得，齐红润善良，你还要偷吃他的馒头。你太冒得良心啦！”是一个女声在小声指责彭亮文。
　　 “你禾什晓得我偷呷哒他的馒头？”彭亮文反问那个女生。
　　 “齐红润去领操时，我看到他前脚出教室门，你后脚就拎到他的课桌边翻他的书包。不是你，他的馒头怎么少一个？你讲唦！”
　　 “我今天也是饿得冒办法了，早晨在生产队食堂呷了半钵子掺水的烂巴饭，上头节课后一兜尿一窝，就饿得打摆子。反正齐红润饭量细，他每天都会省一咂馒头把我们几个呷，一人一块太不挡饿啦。你莫告诉他咯，我明天带半碗剁辣椒把你。”彭亮文对那女生说。
　　 “哪个要你的剁辣椒啰，越辣越想饭呷，但是又冒得饭呷。你还不如把半碗剁辣椒把齐红润，他天天省一咂馒头把我们呷，我们要晓得好歹。”那位女生怼彭亮文。
　　 听到这，我悄悄收回要跨进教室的前脚，我去了陶老师的寝室，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了陶老师。陶老师听完后，竟然一把把我搂进她怀里。她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动情地说：“好伢子，好学生，我和蒋老师没看错你。你没有惊动他们是对的，这件事你也不要对任何同学再提起，以后，你还是省一个馒头给那几个同学吃，你饿了就到我宿舍来，我放包饼干在桌子上给你吃。”
　　 我从没见陶老师抱过任何同学，她动情地抱着我，拍着我的后背，更坚定了我与人为善的初心。
　　 我不禁想起上个礼拜天，妈妈带我去南门口买东西的事来。那天买了几样东西已是正午啦，妈妈领着我在路边的一家餐馆买了两个包子，两碗甜酒冲蛋。我们正吃着，饭店进来了一个穿得很破烂的老人，他来到我和妈妈吃饭的桌边，伸出瘦骨嶙峋青筋暴突的手向我们讨吃。妈妈没丝毫犹豫就把盘中的一只包子给了他。那老人千恩万谢接过包子转身朝门口走去。我突然伸手在口袋中摸到了妈妈给的五分银毫子，我飞快追到门口给了那老人。那老人惊愕地立在门口一会儿，他又返回我们的桌边。他比画着捏捏我的耳朵对母亲说：“这位姑子，你这个儿子为人善良，耳垂这么厚实，将来一定有大福报的！”。
　　 “为人善良”，从那一刻便在我幼小的心底生了根。
　　 第二天彭亮文果真带来大半碗鲜红的剁椒送到我桌子上，他对我说：“齐紅润，送把你半碗剁辣椒，你端回去做菜呷啰。你天天省一个馒头把我们几个呷，也难为你啦。”
　　 “冒得么子事，我个子小吃一个馒头就饱了。彭亮文你们公社大食堂只有烂巴饭吃吗？”我问他。
　　 “烂巴饭只怕都快冒得呷了，去年刚成立食堂还能呷两顿饱饭，现如今就呷不饱了。食堂也冒得办法，米少人多就只好多放些水在蒸钵子里，蒸的饭水积积的，一兜尿一窝，就饿得打摆子。队上的人都编了顺口溜哩，我念把你听吧：‘邦邦邦，三顿汤。端蒸制，去打饭。只有水，冒得饭。呷不饱，心里慌。’还有哩，你听：‘早上的饭是稀饭，中午的饭是半碗汤，晚上的饭是碗里捞月亮，小伢大人都尿床。’”彭亮文念着念着竟然抽泣起来了。我听了心里也不是滋味，难怪最近道湖的亲戚来我们家，饭量都很大，小舅舅一餐冒得菜也能吃三四碗饭。
　　 1959年的秋风有些萧瑟有些寒意。深秋季节，三年级上期读了差不多大半期的我的同学、好朋友陶小毛要转学了。他黯然神伤和我们班上的同学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读书读得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要转学走呢？陶小毛办好转学手续和我抄那条山路回家时，他哭了，哽咽着跟我说了他爸爸陶院长的事。他说他爸可能是得罪了上面的人，在学院“反右倾”整风运动中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批判为“浸透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党员专家”，撤了院长的职，要下放到江苏老家去。他还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学院里还有些领导早就想夺他爸爸院长的职务啦，污蔑他爸爸作风不正和学院里一个女同学发生了男女关系。为这事，他妈妈整日跟他爸爸在家吵闹，要和他爸爸闹离婚。陶小毛告诉我，他爸爸将要带着他一起回老家江苏去，那里曾是他爸爸当年带领武工队打游击闹革命的地方。那里有他爸爸很多的战友，他们清楚他爸爸的为人，不会为难他爸爸的。所以，他爸爸选择下放去那里而不是湘西安化的柘溪水电站。我一路走一路听他哽咽着告诉我这些，我也极难过，无力且空洞地安慰他。我牵过他白净的手握在掌心，时不时拍着他的后背和他一起叹息。
　　 “齐小五，我们这一分别可能很难见面了。我妈妈可能仍会调回北京去，即便我和爸爸在江苏难呆，我也只会去北京妈妈那儿，电力学院是回不来啦。”陶小毛也握紧我的手，很诚挚地对我说。
　　 在班里我和陶小毛认识最早，那时我独自随父亲生活在电力学院职工宿舍，就是他和我玩，并教给我许多的学前知识。回到家我问父亲陶小毛的家庭变故，父亲的神情也分外沉重，他和陶院长交往甚厚，他只是唉声叹气，告诉我，你太小还不懂世事，别出去乱说哦。我点点头，答应了父亲。
　　 陶小毛转学走了不久，班上的周国生也要转学走啦，但他转去哪里，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和周国生虽同时发蒙新开铺小学，也常在上学和放学时同路，但我们交集不多。他是个极为文静又漂亮的男孩，白净的脸厐上匀称地布局着柳叶眉丹凤眼，挺鼻梁和薄薄的红嘴唇。他笑起来很甜，讲起话来温文尔雅不徐不疾。他是广东人，老家在佛山南海美丽的西樵山。他的父亲是航务学校的财务科长，家境较为优越。周国生和陈宗让、周慕天及刘郴生都是航务学校的子弟，又都分在同住航校家属楼，一个叫石纪纯的女孩做组长的学习小组，所以他们四个男孩是要好，尤其是周国生和刘郴生是极要好的朋友。周国生和我接触最多的是他向我诟病他们的学习小组长石纪纯。他告诉我，石纪纯自私且有点霸道。在她们家一起自习时，她总要安排四个男孩为她们家打扫卫生，扫地抹桌擦窗户，而且她还总是要督促检查四个男孩为她家打扫卫生的效果。周国生告诉我说，他们可讨厌这个女孩了，但他们四个都是男孩子，不屑和女生争吵，所以只能生闷气，背后指责她。后来为这事，周国生和刘郴生去蒋老师那儿告了石纪纯一状，石纪纯就再也没分派四个男孩为她们家搞卫生了。再后来好像石纪纯的学习小组长也撤换了，陈宗让做了学习小组长。
　　 周国生转学也是因他父亲在航务学校惹上了麻烦，到底是什么样的麻烦，同学之间众说纷纭。有的说和陶小毛的父亲一样，周国生的父亲在学校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整风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有的说周国生的父亲是因为贪污的问题被学校审查起来了。周国生的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错，谁也说不清。反正周国生是受到了影响，他神情沮丧地匆匆转学走了，没有和同学们道别，我们虽关切他，但我们也都只能是怀念他和我们曾有过快乐的同学生活。我们想问刘郴生，但落寞的刘郴生却三缄其口。
　　 1993年夏天，我在广州通过陈宗让的哥哥，联系到了刘郴生。郴生当时在长沙，省交际处的涉外宾馆工作，好像是宾馆后勤处长。我们通电话时，他告知了周国生的联系电话。和周国生电联后，方知他父亲当年出事后，下放回了老家西樵山。“文革”结束后平了反，组织让他回原单位工作，周国生的父亲谢绝了。一是年岁也快要退休了，二是离开长沙几十年，回原单位物是人非，怕难适应。周国生告诉我，当年他匆匆转学到了侯家塘的枫树山小学，后随父亲回了佛山老家，现在佛山西樵山农行一支行任行长。他约我去西樵山他老家玩，我应允了。但当我带着女儿从广州到西樵山去看望他时，不巧得很，他去佛山开会去了，从此我们就没了联系。那次我带着女儿在风景秀丽的西樵山转悠了半天，我们便乘车回了广州。在回来的车上我自省道，老同学之间相见不如怀念，何况分别三十多年，重拾当年的话题，是沉重还是喜悦很难说得清。
　　 我的这种自省还真有几分道理。后来在长沙与李芬、肖年高等老同学久别重逢的境况，便的确如此。
　　 和肖年高的重逢是2001年的盛夏时节。当时我正趁着暑假从深圳回长沙，装修我准备退休后回长沙的住房。在约定师傅上门装煤气时，我突然想起李芬曾经告诉我，好像肖年高在长沙煤气公司工作。煤气公司上门为我点火开通煤气的是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他技术精熟，动作迅捷。我想这小伙如此年轻，即便和肖年高同在长沙煤气公司，未必会认识像我这样快要退休的肖年高吧。但侥幸心理作用，于是我顺便一嘴问道：“小师傅向你打听一个人，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叫肖年高的？”
　　 “肖师傅哦，你可问对人喽，我和他住同一栋楼。”年青师傅乐呵呵地回答我。
　　 “是瘦瘦的，尖下巴，大眼睛，高鼻梁，有对招风耳的，长得白白净净的吗。”我尽可能把搜索到的肖年高印象对那位小伙子说。
　　 “没错，肖师傅哪个不认得，戴一副白框眼镜，已经退休啦，就住我楼脚下。”小师傅很肯定的说。
　　 “哦，他戴眼镜啦？那好，我给你写张纸条，麻烦你带给他吧，谢谢啦！”
　　 我仍有些难以置信，这么巧吗？一问就问到了。难不成冥冥之中，老天有意让分别近四十年的童年伙伴，巧然相逢，我心中顿生喜悦。第二天，我和肖年高便“一杯浊酒喜相逢了”。那天肖年高从捞刀河，长沙燃气公司家属宿舍，到长沙古曲路我购的楼盘找到了我。我便带他在附近一家名叫“大碗厨”的湘菜馆，要了三个菜一个汤，我们边吃边聊了起来。我们相互诉说了别后的思念，也回忆了当年同学之间一块学习生活了近五年的快乐往事；后又各自交流了分别后的一些人生境况和遭际，询问起当年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的近况。肖年高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他和奉进军两人从新开铺小学毕业，都考进了长沙一中。“文革”前长沙一中是长沙中学里的王牌劲旅，比长郡、雅礼都闻名。而他和奉进军是当年新开铺小学考进长沙一中的两位佼佼者，可是再优秀，文化革命一来也都没有书读了。
　　 在家待了两年后，肖年高和奉进军下乡插队到沅江同一乡村。在下乡的日子里，他和奉进军都是拼了命地向当地的贫下中农学习，各种农活都学会了而且还十分熟练。他们立志扎根农村，奉献青春，他们的优异表现受到了上级表扬，并被树为下乡知青优秀典范，号召大家向他俩学习。然而，被树为优秀典范的奉进军却第一个倒下了，他死在了从沅江开往长沙的一条轮船上。
　　 肖年高扶了扶白框的镜架，含着眼泪告诉我。有天，傍晚收工回来，奉进军突然对肖年高说自己肠绞痛，而且是要命的痛，肖年高将他背到村里医疗所，但乡下的赤脚医生说，他沒办法诊治，让肖年高赶紧送奉进军去沅江县医院。随同来医疗所，驻知青点的公社干部当即决定，让肖年高和另一位知青，负责护送奉进军回长沙诊治，他说长沙的医疗条件比沅江要好得多。他是好心，但他忽视了从沅江往长沙的那班轮船要航行一夜，第二天清晨才能到长沙这个细节，当然他也不知道奉进军肠绞痛的病情。然而，他的这一决定却要了奉进军的命。半夜时分，奉进军痛得在船舱打滚，可是肖年高和另一位知青却束手无策，船上又没医生。
　　 肖年高对我说，当你看着同学了九年，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好同学好朋友在你面前痛得撞头打滚，大汗淋漓，声嘶力竭，慢慢的气若游丝，讲不出话来，只是用手在深夜的船舱中划了两划就一头呜呼时，你当时会是什么感受。求助无门，痛彻心扉，万念俱灰，哭天无泪，百感交集。不，万千感受都只化着了对死神的巨大恐怖。肖年高说，当时他大脑空白，抱着奉进军渐渐冷去的身体，来到舱外甲板上，面对墨黑如漆的苍穹，望着江面数点忽明忽暗的渔火，好像是在等待一场世界末日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