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粮食是很金贵的，更何况我们围着张家湖一带是蔬菜产区，吃的主粮都是凭票供应的，因此，其他的全靠杂粮补充。种红薯、种高粱就成了父母亲们“迫在眉睫”的事了。
　　 好在山多，荒地多，湾子里的东山上就成了高粱的“聚集地”。暮春四月，勤劳的母亲们种下了绿油油的高粱，也种下了红彤彤的希望。
　　 到了秋天，高粱成熟了，密匝匝、沉甸甸、红艳艳，像无数支火把，映红了天际。高粱穗子上缀满了圆鼓鼓的珍珠一样的果实，在秋风中向人们点头微笑。
　　 这时候，我们小孩子就学着大人的样子，穿着长袖的衣服，戴着袖套（高粱的叶片像一片一片的小刀子会划到胳臂上）跟在大人身后，说是去帮忙，其实是去啃高粱秆子的。母亲用镰刀先把高粱的穗子，砍下来，放进箩筐里，然后，我们小孩子再用镰刀把高粱杆都齐地砍倒。新鲜的高粱杆把外面的一层皮一撕，嚼起来有甜味，有的甚至比甘蔗还好吃。
　　 在父母亲的眼中高粱全身都是宝。高粱穗揉下米，晒干，留着过年做年粑；穗秆子，晒干做扫帚；高粱秆子，晒干，扎成把子当柴烧。
　　 一进腊月的十五六，就到了做年粑的日子了，特别是做高粱粑。高粱粑我们这里俗称“黑粑”，是相对糯米和粘米做成的白粑而言的。和烫豆丝、揣糍粑、打苕粉相比，做高粱粑是最繁琐的，费时、费力、费工。从种高粱开始，到做成粑，端上餐桌，起码要二十道工序。
　　 红红的高粱米，白白的糯米按照比例，分开浸泡。浸泡了一夜，米粒变得饱满，丰盈，把它们沥干，混在一起，放进碓臼里舂。碓臼在我们小时候那是很普遍的，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退出了乡民们生活的舞台。
　　 一般来说一个湾子就会有一个碓臼。碓臼分臼和碓两部分。臼是在一块方形的大青石中间由石匠雕凿出的一个圆窝，上粗下细，窝内非常光滑，埋在土里；碓是由一坨长方形青石所制，下端略尖，像杵一样。碓的上端被嵌在一块条木的一端，条木离碓三分之二的地方是一个支架，另一端是脚踏的地方。在脚踏的地方上面橫个高高的木长条凳子，方便踩的人，伏在那里做支撑点，再一个作用就是省力些。整个碓身就像“跷跷板”一样，脚把踏板踩下去，石碓就抬起来。脚一松，石碓就向臼里的米砸下去。这样一踩一松，反反复复，便把米舂好了。
　　 阳光成桶成桶的铺洒下来。母亲用瓢将舂熟的高粱粉挽到了又细又密的筛子上，左手扶住筛子的边沿，右手托住筛子的另一底边并做圆弧摇动，筛子下，不断漏下粉末状的高粱粉，筛子上，是粗的成块的高粱粉，过筛后，再过筛，这样的粉末细腻口感好。反反复复，高粱米和粗的高粱粉一遍又一遍的倒入碓臼里舂，直到舂好为止。在我们姊妹几个当中，我二姐筛粉子是深得我母亲的真传，她做事过细又认真，每次都是她和我母亲两个人在筛，我们其他的人轮班去踩石碓。
　　 夕阳西下，炊烟袅袅。家里已提前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四方桌上也铺上了亮丽的塑料布，屋子里是一派繁忙！洗蒸笼的，搓蒸笼布的，放大簸箕的，片刻间因为要蒸粑而呈现出万分的喜庆。
　　 揉粉是个力气活，也很关键，每次都是我父亲揉粉子。父亲把高粱粉倒入面盆、加水、搅拌均匀，用手反复揉搓。母亲把揉搓好了的粉团，用手拍了几下，试了试软硬。她从大团中揪下一小团，先揉成圆球，放在左手心，右手拍一下左手，左手又拍一下右手，扁成饼状，母亲做起来是一气呵成。不一会儿，蒸笼上就摆满了圆圆的粑，圆圆的粑，就像圆圆满满的生活！
　　 我们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做，但做出来的粑粑，样子就是不好看。我们做的粑粑，大的大，小的小，厚的厚，薄的薄，像一个个的“螃蟹”（我们那里形容做的东西不好看叫螃蟹），真是丑得要命。而我母亲做的呢，大小一样，厚薄一致，就像工艺品一样，让人好生羡慕。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不一会儿锅里的水就开始翻花了，把蒸笼放进锅里蒸，两口灶同时工作。在干柴烈火的猛烧下，顶多十五分钟，一锅醇香的，红红的，高粱粑就熟了。那一刻，白濛濛的雾气满屋子驱散开来，飘晃在每张喜笑颜开的脸上。小孩子们，边吃，边笑，边闹，满屋子的欢声笑语。
　　 做好后的高粱耙可蒸、可煮、可炸，可以和豆丝、面条一起煮；也可以在烤火的时候烤着吃；还可以用油炸着吃。我们家里每年的大年初一早上就会煮粑吃，经过油炸后，白的白粑，红的高粱粑，金黄的糍粑，加适量开水和白糖，糖化后，焖几分钟，留糖稀，装盘，再将锅里的糖稀，淋在粑上，瞬间秒杀你的味蕾，糍糍的，糯糯的，甜甜的。
　　 如今，母亲也不在了，湾子也早已拆迁了，再也看不见东山坡上的红高粱，唯有母亲做的糍糍的，糯糯的，圆圆的高粱耙在梦里齿颊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