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年前，也就是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那一年的农历三月七日，人在黄州的苏轼和几位朋友出游沙湖，在那里，喝得酩酊大醉，返回路上，突降暴雨，蓑衣也被狂风刮跑了。一行诸人，被暴雨浇淋得浑身透湿，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唯有苏轼，不为所动，照样潇潇洒洒，缓缓徐行。不久，天晴了，苏轼抬头望去，只见远处山头斜阳，光辉闪耀。不由诗兴大发，遂吟诵一首千古名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全词内容如下：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开篇首句，“穿林打叶声”，渲染出风狂雨骤情态，前面的“莫听”两字，足以彰显苏轼不为外物所动的超然心态。有了这样的心态，才会有“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外在行为。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应该是一种浪漫书写，实际生活中，下雨天，拄着竹杖，穿着芒茎编织的草鞋，走起路来，肯定不会比骑着马轻快。诗人这样写，也正是为了进一步烘托自己超然物外不畏坎坷泥泞的心态。
　　 这一句，还有更深的含义。在古诗词里，“竹杖芒鞋”，代表着平民生活，肥马轻裘，代表着贵族生活。他这样写，是暗指他所处的政治处境。
　　 苏轼所处的时代，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旧党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激烈内斗的时代。苏轼的政治见解，本来倾向于旧党。那之前，他在湖州太守任上写了一篇奏章，其中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以表达谦虚。不曾想，这些话被新党“钻毛求其瘢痕”，利用来网罗罪名，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朝政，攻讦皇帝，大罪滔天，死有余辜。然后，又从苏轼的大量诗词中，挑拣出他们认为讥讽朝政的句子，把他递解入狱。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苏轼受尽折磨，险些丧命，只是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时曾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还有许多新旧党臣僚，包括已经退休的新党首领王安石也上书奏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他才算躲过一劫。
　　 命是保住了，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官职低微，还无实权，他只好带领家人，在城东开垦一块坡地，种田种菜，帮补生活。苏轼“东坡居士”的别号，便因此而起。他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被贬黄州三年。日常吃喝穿着，与当地平民没有多大差别。即使如此，苏轼也心态平和，坦然面对。“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正是他身处逆境旷达超脱的写照。
　　 “一蓑烟雨”，象征了他之前所经历的政治风雨坎坷遭遇，“任平生”，更直接抒发了他的豁达超脱，从容镇定。
　　 下阕，“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描绘了鲜明对比的两个意境，料峭春风，让人微微寒冷；山头斜照，给人带来光明，带来温暖。极富哲理的意境描写，让人感悟到寒冷之后有温暖，逆境之后有希望，坎坷之后有坦途。明白如此人生哲理的人，自然不会长久沉溺于消极颓废的负面心理状态之中。他的心里，自然时刻有“山头斜阳”在观照自己，温暖自己。让希望的光辉，时时刻刻，照耀自己。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总结性地表达对风雨坎坷泰然处之的人生态度。归来之后，回头遥望刚才风雨飘摇一派萧瑟的地方，朗朗乾坤，清新如洗，哪里还有什么风雨阴晴？之所以这样，正是因为苏轼进入了心理的“无差别境界”。在一个宁静淡泊超然物外的人心里，风雨阴晴，都是无差别的。风雨不必惊惧，晴朗不必欢喜。跌入低谷，无怨无嗔；坐上顺风船，也不沾沾自喜。恰如陶渊明所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这不仅仅是一种心态，也是苏轼奉为圭臬的人生指南。在任何打击面前，他都脊梁坚挺，高视阔步，还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每到一地，就怀着一颗仁慈爱民之心，实行善政，敢于作为，为民造福。
　　 之前，1077年（熙宁十年）4月至1079年（元丰二年）3月，他任徐州知州。期间，黄河决口，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冲撞城墙，城墙时刻有垮塌危险。富有之家，争相出城，意图躲避洪水，使民心动摇。大多贫穷百姓，百般焦虑，城内官兵，一筹莫展。苏轼挺身而出，振臂一呼：“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动员富民，重返城内。又率领城内官兵，拿畚箕，执铁锹，迎狂风，顶暴雨，修筑东南长堤，护卫城墙。苏轼率先示范，搭建草屋，住在城墙之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又派官兵，堵塞许多缺口，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上书朝廷准许，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桩，以防洪水再来，确保徐州百姓长治久安。
　　 1085年（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重新启用旧党。苏轼被召回朝廷，得到重用。然而，他又看不惯旧党对新党新政全盘否定，对新党人员无情打击，遂上书朝廷，表达不满，又遭到旧党非议和排斥。无奈之下，自请外放。
　　 1089年（元祐四年），第二次到杭州做官，任知州。是年，杭州大旱，饥馑瘟疫，甚嚣尘上。苏轼忧心忡忡，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杭州向朝廷供奉大米的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赈济饥民。
　　 1090年（元祐五年）春天，将官仓里的“常平”米，减价出售给百姓，分发厚粥，缓解饥荒。还派医生串街走访，给百姓治病，分发汤药，救活很多条性命。又集中多余的公款两千缗，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病坊，积蓄钱粮，收治有病百姓。
　　 杭州茅山，有一条河，专门容纳钱塘江潮水；盐桥，有一条河，专门容纳西湖水。苏轼任上，疏浚了这两条河道，并使之通航。又修造堤堰闸门，控制西湖水的蓄积与排泄，使钱塘江潮水不再任意进入杭州城内。又取救济荒灾剩余的一万缗钱、万石粮食；还有申请得到的一百张僧人度牒，用来雇募民工。修复六井，把挖出来的淤泥堆积在西湖中，修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供行人来往。堤上种植芙蓉、杨柳，这条长堤，保留至今，一直被杭州人称作苏公堤，简称苏堤。西湖内，本来水草丛生，苏轼下令雇募民工在湖中种菱植荷，水草绝迹。菱藕收入，又备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费用。湖水澄清，菱荷争艳，长堤杨柳，随风摇荡，从那以后，西湖如画，杭州也落下“人间天堂”的美名。
　　 1097年（绍圣四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一贬再贬，最终，被一叶孤舟，贬送到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在这样的凄惨遭遇面前，身处荒蛮之地，苏轼依然不改自己达观超脱的秉性，依然怀着一颗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在那里办学堂，纯学风，教育百姓子弟，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跟随苏轼学习。有宋一百多年以来，海南从没有人考取功名。但苏轼兴学不久，他的弟子——平民子弟姜唐佐，北上赴试，考中举人。为此，苏轼题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所以，儋州人一直深深崇敬苏轼，把他看作是当地文化的开拓者和播种者。他还帮助儋州，兴建村落，开荒种地，修路筑桥，打井饮用及灌溉。至今，儋州流传下来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井等等，都表达了儋州人对他的缅怀之情。
　　 纵观苏轼的仕途轨迹，他的为人之道，就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消极，不退缩，不“趴下”，不“躺平”，把老百姓的利益当作最大利益，勇于担当，敢于作为，为官一处，造福一方。
　　 如今，重读苏轼的《定风波》，深入咀嚼他身处逆境心有阳光的旷达人生；重新回顾苏轼的仕途轨迹，深入解读他屡遭贬黜依然敢于担当的为人之道，让我更加敬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