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一晃就老了，以前偶然会听到母亲说这样不着边际的话，我一直充当耳边风。现在，轮到我放出这心有戚戚的耳边风了。良心告诉我，不能自悲自叹人生一晃就老了，应该对未来人说句掏心掏肺的贴心话——趁年轻要多挣钱。这不仅是自古以来维持尊严生活的保障，还是人之为人的天赋标志。创造财富，造福万物，是人类文明的绝对根本。前提是取之有道，符合天理。
　　 与生活有关的记忆要从头说起，由那时起，我开始穿越刻骨铭心的命运经纬线，迎风捡拾扑面而来的零碎破烂，弥补时光漏洞乍暖还寒的边缘缺憾。我是在省级机关院子里出生的，最早住过国营农场的仓库大院，后来搬迁到新盖的平房大院。当按苏联图纸盖好的楼房大院完工后，我家就又搬过去了。再后来，又搬到一座独门独院的小红楼。在那里，我告别了小动物似的儿童时代。
　　 若干年后，全家顶风冒雨下放农村，拖家带口搬到几百里外的山沟去劳动改造了。这是大搬家，把杂七杂八不起眼的小东西都扔了，但以后的生活还是离不了呀，许多有用的破烂什物要慢慢再积攒，就像是我扯不断理还乱的人生。母亲说，这十几年，我们搬了七次家，搬一次，穷一回，越搬越穷。
　　 平房大院记事不多，就是空旷简陋的浅忆，——院墙还是竹篱笆扎的，也就是与周边的荒郊野外划个界线而已。据说晚上还有狼在院子里来回窜跑，家家户户夜里把门拴紧是头等大事。母亲白天有事出门，总要反复叮咛我：把门插好，外人谁叫也不要开门。大人一句狼来了，对于小孩子来说，胜过千年教化。
　　 搬进楼房大院后，记事才逐步多了起来，那年我四岁。在这个院子里也搬过两次家，从开始的一排面朝西的平房中央，搬进八单元一楼的东侧门，再搬到四单元二楼的北面门。可戏谓是坐北朝南，顺应天道。结果是，六年后再继续往南搬迁，直至五百里外的沟底村。我家在平房还养过一只羊，这是给金陵女校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奶奶喝羊奶，可能，我也喝过。这是困难时期增加营养的旁门左道。
　　 这个大院有八座单元楼和一排平房，里面住着一般干部、科长、处长、副厅长等省级干部群体。厅长们有厅长楼，在另外一个院里，是二层小楼，一家拥有半座楼，楼上楼下。动乱结束后重新分配厅长楼，为了能分到这座象征身份地位的小楼居住，有个厅长的老婆还到机关事务管理局吵闹打滚。听母亲对父亲说，院里有个副厅长是高血压，不能吃蛋黄，只吃蛋白。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从那时起，我有了一点点贫富概念，从向往人家不吃的鸡蛋黄开始。
　　 六零年，父亲和厅长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肚子饿，上那高高的台阶腿都发颤。会后厅长要去看老首长，回来后父亲问：中央领导说什么了？那厅长说：他说的那些话，我连想也不敢想。父亲就不敢再问了。这个中央领导后来也遭受迫害，还被捕关到秦城监狱，后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
　　 我曾去过几个高干家里玩，我的同学里有高干子弟呀，而且我们是好朋友。估计是我学习好，兴趣多，不惹事，单纯开朗。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完了后，老师念成绩名单时，我就惴惴不安，等着第一个念我的名字。下课了，一群同学围着我祝贺。参加工作后，我也是青工们的小头目，直到如今我还是群主。唯一的好处是，借此机会我懂得了人心难测。
　　
　　 二
　　 高级干部基本都面善，和蔼可亲，操着一口浓重的家乡土话，让人不自觉地就要洗耳恭听，大致听懂几个字就点头揣摩。说也怪，一些高干们的老婆都年轻好看，会说悦耳的普通话，也有风度气质。后来知道了，那年进城后，曾经刮起一阵换老婆风。这些高干的娃娃们因父母基因优秀也都好看，尤其是女孩。另一方面，营养好，衣着鲜亮，做派大气，就显得洋气。我们家小孩们分食一个橘子的时候，人家是一个人吃一个，还随手扔给我一个。我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吃，在人家热情的吃吧，吃吧，吃完还有的鼓励下，才慢慢剥开了那个大橘子。
　　 舅舅的部下也是高级干部，他的老婆和母亲是好朋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闺蜜。我曾和母亲一起去这个高干家吃过一顿饺子，那是至今记忆犹新的事。那年头，有谁能给你吃饺子呀？那和蔼可亲的女人还用乡音柔和地说：这孩子瘦，多吃点。
　　 家里的生活一般情况下还过得去，遇上个天灾人祸，生病丧葬就麻烦了，母亲只能和她的闺蜜借钱救急。这钱借了还，还了借，一共三百块，整整还了十来年。我参加工作后，节衣缩食攒下来三百块钱寄给母亲，才消除了母亲的烦心事。母亲后来对我说：这三百块钱，就像是我头上的一座大山，压了我十几年，现在好了，我出气顺多了。
　　 舅舅是在攻城时牺牲的，安葬在石家庄烈士陵园。当年的攻城司令部就设在姥爷姥姥家的前院，舅姥爷和其他首长就在那里指挥攻打省城的战役。解放后舅姥爷曾是省委筹备组副组长，后来到中央工作，他的子女也没沾他多大的光，都是在家乡自己努力，更别说照顾我们家了。
　　 我后来在外地的一个小工厂工作，那里有从北京分配来的两个大学生，一男一女，男的父亲是八级干部，女的父亲是十三级干部，都算是高干子弟了。刚开始他们的关系还可以，后来他俩闹矛盾，谁也看不上谁。那男大学生对别人说，她父亲的那级别算什么高干啊？在北京十三级干部比她妈的狗还多。
　　 舅姥爷的级别比那男大学生父亲高四级，但我一声不吭。在北京比她妈的狗还多的小干部，在我们这里都是准高干，是人中龙凤似的非凡人物啊。我以前小，不明白，后来就看出更多的差别了，高干们的子女学习都不如我，但后来在同学聚会上都眉飞色舞地说能帮助我，但从没有兑现。也怪我，从来没有找人家。
　　 父亲曾领着七岁的我去过一个厅长家，那家里真阔气呀。人家刚吃完晚饭，桌上盘盏多多，还铺着白色台布，地上软软的，后来知道那是地毯。那厅长领着父亲到了他家的客厅，指着这个说，是他访问苏联时买回来的落地收音机；指着那个讲，这是斯大林接见他们时的照片……父亲直到四十年后才对我说，那些厅长比我挣的钱是多一些，可他们家的生活和我家是天地之别。
　　
　　 三
　　 后来同学聚会的牵头人，基本都是当年那些厅局长们的后代，他们的处境都不错，大多都是处长了，就连学习最不好的也是机关招待所或宾馆的总经理。我去了一次，就不再参加同学聚会了，无论是男同学喊，还是女同学催，我都婉言谢绝，直至把他们都拉黑。我虽不是个绝情的人，但懒得凑热闹，更不喜欢看炫耀似的虚情表演。
　　 九岁时，我见过同学的父亲被批斗游街，也听说同学的厅长父亲在中央学习班自杀。父亲还好，在中央学习班住了一年，回来全家下放农村，住黄土窑洞，挣劳动工分。同学聚会也会聊起这类事情，但大多数还是唏嘘一阵就过去了，剩下的就是某些人的志得意满和互相吹捧，还有不得志的长吁短叹和相互安慰。
　　 我懒得聊，也懒得听，在推杯换盏中，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当年在农村插队时，一年每人就分二斤麦子，磨成白面后，就够过年吃一顿饺子。饺子啊，伟大的饺子。几千年的中国，就改革开放以来才吃了几天饱饭，能随心所欲吃个饺子了。现在，有些人吃饱了撑的，鼓励人们怀念那些惨淡的时光。这类人不是蠢就是坏，许多网民都是这样说。
　　 我的一些同学和同事退休后喜欢钓鱼，也有人画水墨画、练书法、下棋、打扑克、看孙子，还有人投身各类养生。看网络，各年龄段的奇葩事时有发生，公交上扰民，地铁上脱鞋躺，高铁上霸座，居然飞机上还有人抢座。我的同学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还是有一些基本文明的常识，也见过世面，懂得一些社会规矩。上了大学的同学没听说谁成了大贪官，没上大学的同学也没听说谁成了小混混。基本都是按部就班的进工厂，进机关，或下岗，或经商，或啃老……都是小打小闹。
　　 那些在公共场所张牙舞爪的是些什么人呢？无非是小富即狂、某类文化不高的人吧。但有这样一类人，学历高，职权重，稍有权力便耀武扬威，而且层层传帮带，一个个装逼相，不知道都是跟谁学的？这类人就这么蠢坏、颟顸、阴狠、傲娇，我们还真拿他们没办法。除非这类人被纪检委审查，然后逮捕、双开。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无论是过去的坏人，还是现在的坏人，大多都是骨子里基因自带的坏，——他们知道这就是坏，但就是要理直气壮，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坏。不仅横行霸道，独断专行，还男盗女娼，女盗男娼，大大超越了古人的伦理规范。没有好的规范，人人都可能成为坏人，包括我。
　　 我虽然喜欢孤绝，不愿与人来往，但还是知道一些消息的。除了网上，就是通过妻子讲述。妻子现在是家庭女王兼总务大臣，不仅常说我脑子不够用，给我讲解天下大事和油盐小事，日常生活采买等相关事宜，都是她一手策划完成。这也符合她的个性，——她喜欢逛街，喜欢吃穿，喜欢给我讲故事。买件新衣服特别高兴，照镜子左看右看不算完，还要在我眼前扭动转圈，让我说好话。
　　 我是一定要说赞美词的，如此这般后，一会儿她就系上围裙喜萌萌地下厨房了，叮叮咚咚，咚咚叮叮，不知道鼓捣什么，一会儿就喊我吃饭。我说，喊什么喊，把筷子摆好再叫我，我正忙着看电视呢。
　　 此时的我，正在看电视纪录片，里面讲美国航天局历史上的那些失败案例，讲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不会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会仔细寻找失败的原因，为下次成功搭桥铺路。还讲年轻人怎样学习，怎样有理想，怎样挣钱，途径就是搞发明创新，一旦成功，就有专利保护，这些年轻人会成为亿万富翁。
　　 但如果某些事情一错再错，还执迷不悟，规避矫正机制，或这种矫正机制在关键时刻不起作用，那将会是一场场重大灾难。这就不是人类的科学事业了，而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我经历过的那些时代跟风中，有些什么失败案例呢？想到此，脊背发凉。
　　
　　 四
　　 妻子现在需要每天回娘家，她要照看高龄的老母亲。坐公交是必须的选择。她年轻时练过车，遇到情况就把油门当刹车，险些酿成大祸，就不让她练车了。再加上我年轻时骑摩托多次车祸，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我家也就没有像别人一样买车了。楼上的小老太太曾一度见了我妻子就问：咱这座楼家家有汽车，就你家没有，为啥呀？眼中有不屑的明示。后来她看到妻子礼貌有加，我也不卑不亢，也许她还误听了一些小道消息，见面就笑嘻嘻没话找话示友好了。
　　 妻子每每回来就会给我讲今天发生的故事，我还必须要耐着性子假装听。她说，现在一上公交车，司机就要说：拿老年卡的人都坐下，你们不坐我就不开车，年轻人给老人们让一让座位。妻子对我说：咱们这个城市真不错，年轻人都会给老人让座，有文明风气。有些老人有文化教养，会说谢谢；有些老人往那里一坐，一声不吭，眼皮都不抬。
　　 几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在公交车上大谈跳舞，还说人家给分配的女舞伴是大脸盘，不好看。还说可以跳广场舞、交谊舞，就是不让跳XX舞。这些老男人们，还用腿脚在公交车上比划怎样跳才正确，还谈论谁谁谁可厉害呢，有许多钱呢。老男人的话匣子里什么都有，不断往外蹦：在网上买羽绒衣700多，在店面要1000多。什么牌子？是个大牌子。叫什么呢？嗷，是波司登。另外一个人揪着自己的羽绒衣让别人看，我这个也是大牌子，不比波司登差。这些老男人在公交车上用当地土话旁若无人的高谈阔论，比当年讲家乡土话的高干还气壮，全然不顾是在人多眼杂的公共场所，这也是现代城市的一个见怪不怪的大风景。
　　 遇到几回了，一些三十多岁的女人拿个收音机在公交车上放高音，有人说：这是公共场所，你爱听别人还不爱听呢。她一脸忿忿地回怼：你嫌吵坐出租车去。司机对此也不管，任其大声开着收音机听故事听歌曲。这种事也是目前城市的现代景观，——有些人是不是觉得上辈子这个世界亏欠他们了，现在要报复性嚣张跋扈。
　　 一些提着东西的老男人老女人从养生馆回来了，坐在公交车上也是高声喧哗，——那条街就有七八个养生馆呀，咱们换着去看看，不管他们给什么礼品，买不买他们的产品还是要看自己。老人们一片附和声，就是，就是，关键还是要看个人，不要听他们胡乱忽悠，上当受骗。
　　 几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大声猛聊，一个说，我昨晚上喝酒，三个人一共喝了三斤，那谁喝完了还要回家。喝了那么多酒还能走？人家不听，骑上电动车就走了。啊呀，会不会出事啊？今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了，人家好好的。现在最想办的事情，就是申请个廉租房，可是难办啊。这证明那证明，就是办不下来。
　　 听完今天妻子讲完的几则故事后，我陷入了回忆——坐公交可是我的最爱。从小就喜欢。到了外地出差也是坐公交。在七八十年代，在北京坐公交要赶对时辰，遇到高峰，那个挤啊，就和拼死逃难的人一样仓惶。我上了车，下不了车，得坐过站再走回来。我们这个城市也是，二十年前，挤上车就一步一步向后走，从中间就要问前面的人：下不下？一直快挪到后门了，前面的人回头说：不用挤了，这一站我也下。这才能让我的心情安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