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没考试。但招生工作还真的在进行。县招生办又来信让我复查血压。上回复查还是140/90，怎么还查？这回是一位老师拿着检查表把我领到医院做单独检查。这位老师叮咛我不要紧张，但我这回比上回还紧张。测了两次后，老师给医生建议让我在旁边房子里躺会儿再测。大约半小时后再测血压130/80。老师笑着对我说:“在家里安心等吧”。
　　 一个星期后，招生办张维新老师骑自行车来我家做口头通知说:“你比《西安电力技术学校》录取，做好上学准备，等候学校书面通知。”可等来等去到后来，杳无音信，犹如石沉大海。我望着大姐为我准备好的行李发呆。从报纸新闻看全国各大院校已乱得不成样子了，西安交大学生八月五日，还在省委门口静坐来，无赖，我也只能返校了。
　　 学校是按时开学了，但秩序混乱。学校比以往多了两班学生。还好校舍够用。
　　 后来才知道招生工作因各大院校乱了而中途停止了。所以大多数学生连口头通知都没有见到。但军校录取的学生运气好都走了。
　　 暑期教师训练班遗留问题带回学校，历史不清白的老师日子更难过了。王瑞祥老师那时候在法门寺背后村成家已生子了。眼光看得远，在妻子亲戚的帮助下躲起来了。（后来听说在铜川、洛川等地，靠画毛主席像等，躲过了文革前期的大混乱。当然他后来平反也过上了幸福的晚年)。
　　 学校黑板报的内容都是批判文章了，根本无法上课。上街游行，张贴大字报，到十月份学校选派赴 京代表接受毛主席接见，我们班冯东海、马克勤入选，后来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梁世昌老师早已被夺权了，参加暑期教师训练班的学生和部分教师掌了权，介绍信和红卫兵袖章由他们审批发放，他们说我不够佩戴红卫兵袖章的资格，只能佩戴红外围袖章，其原因，黄连芳透露因为父亲曾参加过“一心堂”，入团不能及时批下来也是这个原因。啊！谁把这都弄到学校里来了？为了能串联去北京见毛主席，我领了红外围袖章开了个五人介绍信和王兆仁、豆周全、张总理、郭存安一同前往。但第二天碰巧和黄莲芳、朱彩娥、张敏惠、吕军霞、樊梅五个女生走到了一起去了北京。西安火车站，由外到内人山人海，我和王仁、郭存安好不容易由车门抵上了车，其它同学都是从窗户连拽带托趴上车的。走道及厕所都抵满了人，行李架和座位下也睡满了人。我们站了一天两夜，由于第七次接见，火车安排滞留丰台站，三天后才准于进京。在工人体育场等待的学生有几万人。（在这里把豆周全走丢了。后来回家后才见到了他)。
　　 北京除过长安街外，到处都是用芦蓆围成的临时侧所。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我们以军事编制住在先农坛公园军训，排以上干部由军队平级干部担任。统一发了红卫兵袖章。每天军训两小时，然后自由串联。后来参加了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外出串联，我和王兆仁把红外围袖章早都扔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多，毛主席乘敞篷吉普车从距我们二十多米的天安门广场驶过，微笑着向我们招手。同学们震臂欢呼！毛主席万岁！热泪盈眶！互拥而泣！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太幸福了。那一种激动喜悦之情，今生仅有一次。后来在北京每天串学校，看大字报，清华、北大、北航我和郭存安都去了，动物园、北海公园、颐和园也游了，但遗憾没进故宫，因为朱彩娥的原因，我在北京从来没有和女同学一起出行过。三十二天吃饭只收粮票不要钱，黄莲芳还借给了我五斤全国统用粮票。回家后凭火车票在本地粮站领每天补助粮票一斤二两，我在法门粮站领到了三十八斤四两陕西省通用粮票。
　　 后来，步行串联又开始了，我又和冯东海、马克勤、张总理、郭存安组团去了延安。天气虽冷到零下十七、八度，但无雪干冷。我们走法门寺—黄陵—宜君—延安一线，走到第五天早上在茶坊准备吃饭，有两个四川女生因睡火炕煤气中毒死亡，刚被发现，用床单盖着，气氛虽然阴森紧张，但同学们一定要去看革命圣地的决心依然高涨。
　　 走到劳山境内，路上学生已成群结队了，天麻黑我们总算到了延安。延安聚集地学生太多了，吃饭连碗都抢不到，同学们用帽子盛小米干饭吃。当时铜川—延安不通火车。
　　 官方公告，要把延安的学生用当时的交通工具(包括卡车)全部运到铜川，就到六七年三月份了。当时是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窗口办出来的车票，到一个星期以后了。张总理已哇哇大哭起来了。我们当机立断决定步行返回。要不了五天就可到铜川坐火车到达西安。大家都说好，张总理也不哭了。第二天我们参观了杨家岭毛主席曾经办公生活的窑洞及中央大礼堂，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地址。在这里我们都领到了许多革命纪念章。在接待站吃了小米干饭，下午赶到栆园参观了毛主席悼念张思德发表《为人民服务》文章的地址。
　　 天还尚早就赶回延安市接待站住下了。前晚不知道是走乏了，还是怎么的大家都早早睡着了。可当晚大谁都无睡意，各自数着自己的革命纪念章，并夸耀着，也互相交换着。只有张总理卷缩在炕边上哭泣呢。我问，他也不答声，后来冯东海给我说他怕睡这火炕中煤毒死了。这一说把我也下了一大跳，这时正好有人来给火炕添煤。他给大炕两个炕洞里都添了煤。我鼓起勇气问他一声：“同志！这该不会中煤毒吗？”他不高兴得望了望我说：外面有烟囱，上面还有天窗，我顺着他手指的窑洞门窗上面看，真还有个通风窗。我笑了笑说对不起。“放心睡吧，半夜我还要添一回煤的”。他说着话闭门走了。张总理还在哼唧呢，我训斥他说：到北京你就把人整咋了，这回不让你来，你硬要跟着来，你看你一路把人咋整来。好好睡觉，天明咱们还要步行奔洛川呢。还好，总算不哭了。
　　 一觉睡醒大天亮，二话未说长路行。我们一路走着，也一路挡车，但只能招来司机的辱骂！“不想活了吗？”“找死呢吗？”到后来也就安心步行了。正上午时来到了甘泉县。我们走得又饥又渴，在小饭馆每人买了两碗面条，正在等面，我出来看看。突然一辆满载学生的解放牌卡车停在了路边。司机大声喊道:“要方便的同学抓紧时间”，一车人基本都下车了，天南海北一车人，互相认识的只有几个，这是个混水摸鱼的好机会，这时郭存安正好从饭馆出来了，他还背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我顺手抓来挂在了汽车大箱前的挂钩上，郭存安这时也心领神会，我们倆有理气壮的上了车。
　　 一会儿车上满了，司机喊了喊就开车走了。这时我旁边的人嫌挤嘴里嚷嚷着，你们原来站那里来，我大声吼道，这能抵过去吗？汽车在盘山路上奔驰，寒风扑面而来，胸前背后冰凉冰凉。还有两个人在晕车呕吐，郭存安的挎包被风吹得向后飘着，我顺手抓了上来，刚才那个嫌挤的看见大喊，他们是混上来的！我凶狠狠瞪着他，你喊啥呢？他的话被风吹得谁也没听到。这时再也不咋唬了。就这样我俩顺利到了铜川。在接待站每人吃了三碗饸饹后，给接待站、汽车站、火车站贴了寻人告示。当晚睡在工人俱乐部的剧场里，四面透风但没觉得冷。
　　 第四天中午，才等到了冯东海他们三个。个个灰头土脸，一瘸一拐，狼狈不堪。不等我解释，冯东海从他肩上取下我的黄挎包揮着打我，他能追上我吗？我算跑算解说，然后领他们到饸络面馆，给每人要了三碗饸饹，手脸都没有洗，就狼吞虎咽的吃完了。我对他们说：“其实这三天我和郭存安到那儿也没有去，也无心去，惶惶不可终日，所受的熬煎不比你们差。”冯东海这才笑着问我，你咋能有这窍来？我笑了笑觉得很得意。
　　 第二天坐火车到了西安，在接待站登记后，住到了西藏民族小学。先后逛了革命公园、兴庆公园，纪念章也领的不少了，那一天我们逛了大雁塔返回时，刚走到学校门口，就看见门外停着一架拉大粪的木罐马车，校园传出倆人对骂声。走进校院，才听明白是一个看守大粪的和一个想来偷大粪的在骂仗。想偷大粪的说：“你才是个看守大粪的么！看把你骄傲的认为你在这儿坐县长呢？”另一个说：“你才是个吆大粪车的么！看把你张狂的感觉你是个坐小卧车的吗！我看你就是个黑五类，要不，怎么能让你看守大粪呢？我看你就是坏分子，要不，怎么能让你吆大粪车来吗？我看你就是个黑五类！我看你就是个坏分子！你就是个黑五类！你就是个坏分子！黑五类！坏分子！黑五类！坏分子！最后，还是吆马车的，虽以攻为守，但也没有沾到便宜，自觉理亏而主动撤退。这一方守住粪池，其实并未感觉胜利，自觉受辱而愀然不乐。哎！双方都是自受其辱啊！
　　 听说已经开始不准串联了，冯东海他们四个都要回家过年，时间已过了元旦，离春节不足二十天了。我对冯东海说，我不回，一定要到大上海看看，想起法门银行于会计所夸耀的大上海，更坚定了我去上海的决心。冯东海说，上海那么远，人家不給你办火车票，你怎么去？我说：“要回你们回，我一定要到大上海。”就这样我带着一张以杨志高为台头共五人的法门民中介绍信走了。
　　 我来到火车站，到处人山人海，本想找个伴儿，恰巧又碰上了黄莲芳、张玉惠、李均礼几个，他们一行二三十人步行到兴平县，住在兴平剧团已有一个月了，人多口杂，大多数想回家，少数人还想串串，碍于形势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间。听说我要到上海去，几个都要跟我去。（因北京串联和女同学走在一起，传出了不少闲话)我对黄莲芳说：我不要生女，就让李均礼跟我走吧。李均礼六七级甲班学生，三线村人，我们上学同路。他还背着个铺盖，我建议他邮寄回家，他不愿意，那就背着吧。我们互赠了革命纪念章，黄莲芳还給了我一个用塑料皮筋织成的红宝书背包，我带着李均礼向售票厅走去，我们互相告别！再见！再见！
　　 在售票厅门口，就碰见了法中的豆均良一行三人，另外两人，一个是他亲哥豆海良，另一个麟游人，都是凤翔师范学生。听我俩要到上海去，他们要一同前往，我问豆均良怎么去？他反问我怎么去？看来还得想个办法。
　　 我操着别扭的普通话，对五人以上的团队逐个问：“你们是上海人吗？要到那里去？”还真没有上海人，但这些南方学生大多都是想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有南京五个学生想去延安，我说你们给我办五张南京票，我給你们办五张铜川票，(那时候铜川至延安还不通火车)他们听了很高兴。但是南京、上海方向的票根本没有，只办了五张郑州票，车次是西安到北京的快车。也好！走段路就离上海近点儿吗。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后，他们的主意变了，要坐这车到北京去，（我在北京住了三十二天一心要去大上海)我说咱拿的郑州票，郑州以北怎么办？他们无言以对。晚上九点，火车到了郑州站，车门不开，旅客把车都围起来了，熬煎了一个小时后车门开了，我们硬挤下了车。
　　 天很冷，我领着大家逆进站人群而行，来到地下通道，当时是郑州发往成都的火车进站，我让大家仔细听，只要有发往上海方向的车，咱就跟着上。这时郑州市大钟报时十一响。十几分钟后，大喇叭广播郑州至徐州★★次列车开始检票进站，在四号站台上车。我们跟随人流来到四号站台。门和窗都是上车的入口，就这样慌慌乱乱的扒上了车，这回还好，在座位下面睡了一觉醒来，大约九、十点就到徐州。在徐州住了四天，去了淮海战役纪念馆，在纪念塔前留了影。第五天用同样的方法搞了五张南京票。但这回是我说服他们不要回家过春节，去西安看大雁塔，临潼华亭池，丽山上的捉蒋亭，再去革命圣地延安。最终他们把返程票给了我们。 车上人还是多得很，站在走道上一直到了浦口 。
　　 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建成。返回时是白天只看到一排桥墩我们一直以为是轮船一次载三列火车过长江。直到听了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后的新闻报导，才知道是把一列火车做为三节装上轮船由浦口到南京往返都是那样。
　　 到南京后，去了雨花台，中山陵，三天后，一心想着大上海，但依法炮制已不可行。我们决定步行，这时候大家异口同声，一定要到大上海。
　　 那天清早，我们随便吃点早餐就上路了，出了中山门，到处都是竹子，小的有拖把杆那么细，大的有水桶那么壮，高十几米。翠竹苍绿依大路，神鸟隐身鸣高树。已是小年后的第四天了，路过的乡村小镇年味已浓，年货一街两行，品种琳琅满目。满集市都是甜食，肉食都是甜味，凑合吃了顿饭继续赶路，天还尚早，路遇南京炮兵学院，大家都不想再走了，就住南炮了。第二天参观了南炮的光辉历史。南京炮兵学院创建于1950年，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炮兵学校，于1958年正式升格为高等军事院校。学院为我们免费供餐，这是我至步行串联以来吃得最美最好的一天。
　　 我们在南京过春节是受欢迎的，但这不行，我们要去上海，看来春节前要赶到就得另想办法了。第三天我们步行出发，走着走着碰上并行的火车路，来到一个乡下小火车站，这个站既不靠村，也不在镇，火车站有个小饭店，我们每人吃了两碗面，这时来了两个坐火车的，买了票，听说再等28分钟就上车，是一列南京至上海的普客，小站均停。我问清下一站叫什么名，再到售票窗口，又操着那别扭的普通话买了五张面值二角的火车票，车站工作人员让提前进站，一会儿火车进站停车后，开了一个车厢门下来了三个人，我们七个旅客陆续上了车，列车只停三分钟，随即就走，走道上站的人不多，李均礼背的被子挨着了坐位上的旅客，那旅客随口问：“你在哪儿下车”，李均礼回答到说：“到★★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