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漫步于绍兴鲁迅故居，犹如游走于新旧时光的夹缝里。
　　 ——题记
　　
　　 一
　　 周家老台门，这座保存完好的清代江南民居院落，“庭院深深深几许”，就像一本保存完好的厚厚的画册，随着我的脚步，一页页翻出四个册页，每一册页，都由不同画面组成。
　　 第一册页，也就是这处院落的第一进，大门和仪门，俗称“台门斗”。
　　 大门，歇山顶，前出厦，石库台门，两扇黑漆的杉木实榀门，门楣上，悬挂着蓝底金字“翰林”匾。仪门，重檐，在三间硬山顶灰瓦白墙房屋的中间，亦是石库台门，两扇黑漆杉木实榀门，亦悬挂着一块蓝底金字的“翰林”匾。
　　 同治年间，鲁迅祖父周福清，被钦点为翰林，官位最高至内阁中书，因此，大门上悬挂了“翰林”匾。这块匾，展示的是主人的身份。对周家来说，是莫大的荣耀，也是名片，足以光宗耀祖，光耀门庭。然而，也给周家带来了莫大的耻辱。
　　 为了自己的长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本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鲁迅是他自己取的笔名）的父亲——考取举人，周福清让仆人在主考官还未登岸的船上偷偷递了名片和信函，信函里有便于主考官识别试卷的四个字的暗号，又有“洋银一万元”五个字。结果，主考官让人当众打开信函，并代为阅读。因此，东窗事发，周福清被割去官职，锒铛入狱，险些丧命，足足坐了八年牢。
　　 周伯宜非但没有考取举人，还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因此，郁郁寡欢，积劳成疾。他的父亲周福清尚未出狱，年纪轻轻的他，却一命归西。
　　 为了营救周福清的性命，周家卖祖田，典当金银首饰，上下打点，以至于家境很快败落。
　　 不知底细的人，从“翰林”匾看到的是荣耀，了解底细的人，才会看到隐藏在荣耀背后的耻辱。
　　 第二进，为平屋和长廊，是厅堂，俗称“大堂前”，是周氏族人的公共活动场所，以作喜庆、祝福和宴会宾客之用。厅堂正上方高悬一块大匾“德寿堂”，两旁柱子上有一副红底黑字的楹联：
　　 品节详明，德性坚定；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中堂画两旁也有对联：
　　 福禄欢喜长生无极，
　　 仁爱笃厚积善有微。
　　 “德寿堂”里的长条桌、八仙桌、茶桌、太师椅、花架等家具，皆做工考究，彰显鼎盛时期的周家的富裕奢华。
　　 第三进是“香火堂”，是周家人祭祀祖宗和处理丧事的地方。在这里，通过祭祀，周家人希冀能与先祖亡灵阴阳沟通，并借此祈求先祖保佑现世家人的平安祥和。
　　 逢年过节，堂上悬挂列祖列宗的祖像，安放牌位，设五事（火烛、香炉之类），置祭品，五代以内的周家男性老少，必进香磕头，行大礼，尽孝道。这一活动，隆重而神圣，禁忌甚多，要求绝对安静，连筷子掉地上都是犯忌的；女眷必须回避，寡妇更不允许参与。所以，类似于鲁迅先生所写的在周家做下人的“祥林嫂”，不能参加祈福大典，会确实发生。
　　 前三进台门的场景设置，以及每一进里面的国画对联，组合一起，既彰显江南仕宦之家的富裕，也彰显崇德为善的良好家风，寄托着长辈对后代的期望，也以传统宗族道德及旧礼教约束每一个家庭成员。因考取功名给家族带来无上荣耀的周福清，不但以此律己，也以此规范他的子孙们的个人德性。但是，清末，依然是“读书求仕”考取功名才能光宗耀祖的时代，周福清也被裹挟在时代潮流里而不能自拔，以至于面对儿子周伯宜屡次参加乡试不能考取举人的情况，失去定性，乱了阵脚，丧失儒家道德规范，铤而走险，贿赂考官，自招横祸。
　　 科场失败的周伯宜，也以此严格要求他的儿子们，甚至有些苛刻。鲁迅在他的散文《五猖会》里详细记载过一件事。有一次，全家人都准备好了，要去看五猖会赛事，厌倦了天天诵读经书的幼小的鲁迅，更是兴致勃勃。就在大家准备出门的时候，周伯宜却冷冷地喊住鲁迅，让他去拿书。然后，领着他诵读《鉴略》中的二三十行内容，诵读完了，要求他背诵完了才能去。全家人也被迫停下来等待。鲁迅“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迫于孝道的幼小的鲁迅哪里敢反抗？只好屈从，只好硬着头皮，一句句背诵。背了好长时间，一直到他自己觉得“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才被父亲周伯宜放行。然而，如此一来，鲁迅的满怀兴致早已如同撒了气的皮球。鲁迅在散文结尾写道：“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周伯宜那里，因为自己读书求仕的大失败，让无比沮丧而又充满焦虑的他，只好把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期望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对周伯宜而言，有这样的想法和行为，合情合理。对童心未泯的鲁迅而言，只能感受到被折磨的深重痛苦，以至于多少年以后，还耿耿于怀，行诸笔端。
　　 第四进为楼房，亦称座楼，为居住之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鲁迅，就住在西次间楼下，他回故乡任教期间也以西首第一间楼五室为卧室。
　　 第一进至第四进的左右，均建有对称的侧厢、楼房，房与房之间，皆有廊屋贯通，以避日晒雨淋。两侧天井，点缀若干假山、石池等小景致。行走其间，典雅之气，氤氲而来。
　　 整座周家老台门，布局周密、严谨，极富绍兴地方特色，远远望去，白墙乌瓦，黑白分明，富有韵味。它是绍兴市保存最完好的清朝建筑群。是周家最繁盛的见证，也是周家从鼎盛到衰落的见证。
　　 繁盛时期的周家及其崇尚道德规范宗族礼仪的家风，让童年和少年时期的鲁迅有着大户人家孩子的人文素养，而“科场舞弊案”带来的家境衰败，让鲁迅深入体察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就坦诚地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侮蔑”里，他看到了世态炎凉和“世人的真面目”，在奇奇怪怪而又没有疗效的一张张药方里，他对巫医不分的传统中医产生了极大的厌弃情绪。这一切，都给他后来对旧传统旧文化的背叛烙下深刻烙印。
　　 在鲁迅故居游走，看到头戴乌帽的船夫，看到慢悠悠闲逛的老汉，看到闲坐巷头的老妪，我就不由想到鲁迅笔下的的阿Q、闰土、祥林嫂等人，看到小茶馆，就不由想到孔乙己。
　　 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身边人和身边事，往往会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鲁迅就是如此。鲁迅在故居中所创作的《呐喊》《彷徨》小说集里，特别是《阿Q正传》《祝福》《闰土》《孔乙己》等小说，就是典型例证。虽然鲁迅先生自己说“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但是，主要的人物原型，都是鲁迅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身边人。对这些人，鲁迅先生秉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理性判断，如同手握解剖刀，通过细致入微精到传神的刻画和描写，深入骨髓地解剖国民性弱点。企图以此唤醒国民，摆脱旧传统旧道德枷锁，走向身心自由的新时代。
　　 今天，重读鲁迅先生的经典小说，依然觉得犹如警钟长鸣，振聋发聩。仔细想想，如今的绍兴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还没有完全走出旧时代的阴影。
　　
　　 二
　　 三味书屋，在周家老台门东约70米处的周家新台门的东花厅。本是寿氏书房，后改为私塾。12岁至17岁时的鲁迅，在此入塾。
　　 书屋坐东朝西，三开间平房。中间设塾师寿镜吾座位，周围沿墙处及窗口，均设学生课桌。鲁迅课桌，位于书屋东北角，桌面右角刻有“早”字，是幼年鲁迅自勉之作。
　　 走进三味书屋，看到一张张旧式课桌凳，似乎看到幼小的鲁迅和他的同窗坐在课桌上，或摇头晃脑大声诵读经书，或手捧经书两只眼却四处逡巡，或睡眼朦胧直打哈欠。刻着“早”字的课桌上，小鲁迅正聚精会神的诵读。
　　 我以为，那时的鲁迅，应该是一位勤奋读书的好学生，对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他应该是熟练诵读，记忆深刻，并由此积累下了深厚的古文化基础，而绝不是浮光掠影偷工减料。
　　 不可否认，他青年时期的古文创作以至到后来的古诗词创作，对中国古典小说史的深入而独到的研究，对中国佛道思想的研究，对魏晋文学史的研究，对古籍以及古碑、碑帖等的整理，甚至还有他精湛的书法素养，都与在三味书屋的读书学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味书屋，是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奠基石。他后来对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入批判，能信手拈来地引经据典，而剖析和批判起来时，又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也与他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熟读古代经典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看到寿镜吾先生的画像和他的讲桌，还有他极其简陋的卧室，我总想起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段精彩的描写：“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从这一段文字，不难看出，寿镜吾老先生对读书十分痴迷忘我。很多人由此武断地推断，鲁迅先生对他的私塾老师寿镜吾先生是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他们忽略了前面还有一段文字：“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其中的“和蔼”“极方正、质朴、博学”，是对老师寿镜吾的正面肯定，最起码，是客观描述。
　　 对寿镜吾先生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旧教育的无原则肯定。实际上，旧私塾，在“学而优则仕”的目的论规范下，只能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一类的儒家经典，根本不传授其余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且，只重视死记硬背，不求甚解。这样的教育，对幼小的学子而言，当然是枯燥乏味的。
　　 毋庸置疑，对这一点，鲁迅是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在新旧文化激烈冲撞的时代，具有普遍性。与鲁迅同时代的人，例如沈从文、巴金等许多著名作家，都曾经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过同样的感受。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又写道，“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
　　 寿镜吾老先生，是个典型的旧式读书人，他“渊博”的知识积累，都来源于儒家经典，他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以及方法，已经在他身上积淀成思维定势。他认为，要读书，只能读圣贤书，“怪哉”虫一类，不足挂齿。所以，当小鲁迅提出这一问题时，他自然从心里排斥，“很不高兴”，有“怒色”。从这个角度讲，寿镜吾老先生确确实实是恪守旧传统坚持旧教育的典型代表。
　　
　　 三
　　 在三味书屋后面，看见一狭长小园。里面有腊梅、桂花和天竹，充其量，也不会超过十株。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过：“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
　　 他写的，就是这个小园子。别看这园子狭小，却是当年鲁迅与同学课余嬉戏的地方，是能让他们享受童趣放松心情的地方。
　　 鲁迅写的多的，是百草园。
　　 百草园，我却差一点失之交臂。看完三味书屋，导游约定的时间马上就到，在夫人一再催促下，来不及再去百草园，只好匆匆赶往集合地点。
　　 庞君看见我，张口就问：“去百草园了吗？”
　　 他是我的知心朋友，他知道，不去百草园，我会遗憾的。为了不让我遗憾，他又主动与导游交涉，给我一点儿时间。然后，和热心的领队红梅以及热爱摄影的艳红一起，领着我，抄近路，直奔目的地。
　　 百草园，曾经给鲁迅留下美好印象。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第一段，他就用大篇幅的文字，对园子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写：“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