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天长叹几多悲
　　 ——不该发生的故事
　　 瘦叟刘沂生
　　
　　 我们的毛主席，何以花那么大的精力，去频频地接见红卫兵小将呢？
　　 掀开中国的革命史，并不难看出，他是善长运动群众的。这一次，他又在运动群众，想必是“风满楼”的征兆，正预示着“山雨欲来”了。不少的明智人，已经有了预测，我这头蠢牛，却什么也看不出来。至多，心里有几分疑惑罢了。
　　 全国大串联之后，中央文革发出“复课闹革命”号召。一九六七年春节前，各单位的红卫兵，曾一度实现大联合，为稳定局势带来一线光明。实际上，一股“东方红”力量，正在暗暗形成、发展，且越来越壮大。他们反对大联合，称大联合为大联动，或大反动，妄想推翻联合形势，重新挑起广泛的革命活动，以求建立自己的政权。于是，联合与反联合，又展开激烈争斗。
　　 春节后，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三日，青岛的王效禹，率队赴省会济南夺权成功，开始了王、王、庄（王效禹、王力波、庄中一）造反派一统山东的疯狂时期。显然，他的这一举措，与上头支持有直接关系。于是，山东各地的两派斗争，更加激烈起来。
　　 寿光两派之争，也非常激烈。一中、三山“东方红”是砸子军的骨干力量。这“三山”中，也包括我们寿工师的“井岗山”战斗队。我们学校的车校长，继将我抛出去之后，很快成了寿工师东方红的支持者，不久又成了一中、三山东方红的支持者。于是，他成了寿光县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东方红的革命干部，成了指示或默许批斗寿光其他干部的核心人物。因此，他在寿光干部中的民愤特别大；文革后期，他也成了最后解放的干部。
　　 以我看，车校长这个人的本质并非太坏，只是错估了形势罢了。我这么讲，实际上也是冤枉他。那时的形势，是任何人也估不透的，错、对并不是下头说了算，说到家，是上头的权力之争。所以，即是在文革尚未定局的时候，我就公开向我的两派学生，直抒已见：学生无罪！这也就是我能原谅批斗我的学生的主要原因。
　　 我自始至终，没有参加任何一方组织，只是做我认为该做的事。当然，倾向性是有的，也曾支持，干预过我所信任的学生们的活动。
　　 不过工师“井岗山”里，有几员很猛的战将，当年在寿光文革中，是很有名的。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们也是受害者，咱们无需提他们的名字。然而，因为回忆往事，又无法完全抛开他们这些人。他们以善批、能斗而著名。
　　 刘少奇主席被揪出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层层揪党内走资派的狂潮。至今，我也没听到过，哪省、哪县的书记曾经幸免批斗。卢星文，曾是寿光县委书记。那时，他的女儿卢晓是我在三中执教时的学生。闯将们，将卢书记揪到寿工师批斗，整整一个上午，也不准他休息。
　　 中午，斗累了的小将们去休息、吃饭，却让他蹲在被批斗的地方“反省”、“交待罪行”。不用说饭，连口水也不给他喝。我实在看不下去，从宿舍端去缸子开水，让他润润冒烟的喉咙。此事，被在附近看押他的小将发现了。他一个箭步窜上来，劈手夺过缸子，扔得远远的，顺手捣了卢书记一拳，狠狠地骂道：“看你美的吧！走资派还想喝水？没那回事！”
　　 然后，那小将转过身来，瞪着眼问我：“你来干什么？”
　　 “送水。”我自然地回答。
　　 “为什么送水？你和走资派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那小将穷追不舍，想把我划到圈子里去。
　　 “他的女儿是我的学生，老师与家长的关系。怎么样？犯法吗？”我据理而争，不肯让步。
　　 “不行！这里只有走资派，没有家长。你走吧！”他挥挥手，让我离开。
　　 对这般人，是没有什么理可讲的！好在，我也是“八、二八”战团的红卫兵，他对我也不敢过于放肆。水没送成，书记还得挨渴。书记向我挥挥手，偷偷地抱着拳，表示感谢。
　　 多么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啊！连人们做人的权力也被剥夺了！
　　 在那段揪斗走资派的日子里，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即：“对敌人的同情，就意味着对自己的残忍。”
　　 好家伙，问题这么严重，对走资派的批斗，是绝不会留情了！
　　 党内有走资派，军内自然也有走资派。在东方红眼里，寿光的军内走资派，就是县武装部长李实和，那帮“山兵”指着鼻子骂他“李屎盆”或“李溅货”。武装部是大联合时的主要促成单位，也是捍卫大联合态度最坚决的单位。尽管武装部的干部不能公开参加红卫兵，但他们的态度是明朗的。这笔账，自然都记在李部长身上。于是，他成了寿光“老黑”的化身，被揪斗的重点干部。
　　 初秋一日，李部长被押到寿工师揪斗。车校长和东方红们怕热，在阴凉处组织批斗。李部长站在太阳地里，接受闯将们的批斗。一开始，他就得拿出向两侧平伸双臂、弯下腰、挺起头的，坐飞机的姿势。部长患高血压病，好人也受不了，落在他的身上，怎能挺得住？姿势一旦不准，就有小将在后面踢屁股。不一会，他已累得满头大汗，两腿哆嗦不止。即使是这样，他还得忍着痛苦，回答东方红们提出的问题。他的脸涨得通红，已经多次晕倒了，闯将们竟然不放过他。再斗下去，很可能会发生危险。
　　 目睹这一情势，我怕闹出人命，趁没人注意，溜进学校办公室，给武装部挂了电话，让他们快来营救部长。我刚打完电话，就被“山兵”们发现。几个“山兵”把我拖出来，拳打脚踢一顿。
　　 “破坏大批判，就是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痛打我的充分理由！
　　 武装部的一位岳参谋，带着十余名县中队的战士，跑步赶来寿光工师。当他们赶到时，李部长已蜷曲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一名“山兵”，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狠狠地说：“起来！别装死！”
　　 岳参谋一步赶上来，一把将那名“山兵”推开，指挥着中队战士，将老部长救走了。
　　 “山兵”们望着远去的战士们的背影，心里有气，也无法发泄。此时，我已预感到灾难要临头了，独身一人，不敢离开学校半步，唯恐山兵在我的身上报复。
　　 一连几天，一直相安无事，我的戒备之心，稍有松弛。
　　 一天，我去寿城十字路口给孩子买药，恰恰遇到了“山兵”中的那几位闯将。
　　 “山兵”虽赢得好打人的殊荣，其实好打人的就那么几个人。我遇到的这几个，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那个姓王的大个子，曾是我的学生，原来是个憨直、爽朗的好学生，现在竟变得面目全非了。这些人反复无常，不一定什么时候，也不一定为什么事，动手就打，开口就骂。
　　 《白毛女》一剧描绘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我倒以为“文化大革命把人变成疯狗了”。
　　 前几日曾多次遇到他们，并没有什么坏征兆。所以，今天我也就没有戒备，骑着自行车，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边蹬过。猛然间，有人一脚把我的自行车踹倒，另几个人一涌而上来抓我。我抬头一看，就是王大个他们几个。
　　 我自知事情不妙，双手抓着自行车大梁，说什么也不起来。我明白，被他们弄到手，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我不肯随他们走，他们就拳打脚踢，我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条。他们看我不肯走，两个人扯着我的腿，拖拉着，向梨园沟走去。如果真被他们拉了去，还不知要将我打成什么样子呢。显然，他们是在报那天我破坏他们批判李部长之仇。
　　 寿光十字路口上，商号、行人并不少。他们只是远远地躲着看，并没有人敢走向前干涉。那时，在光天化日下打人，是经常发生的事，更何况是寿工师井岗山兵打人，有谁敢过问？那时的人们，都惧怕工师山。有的小孩子哭了，母亲会吓唬他说：“莫哭，山贼来了！”孩子竟真的不敢哭了。然而，正义之士总是有的。我在寿光已工作四、五年，寿光十字路口一带，认识我的人不少。前些日我打电话搬兵救部长的事，也早已在社会上传开，不少人以敬佩的目光看待我。当时被山兵踢下车子时，有人已经预感到事情严重，偷偷地给武装部挂了电话，报告了情况。
　　 武装部得报，岳参谋自告奋勇，急招县中队派人救助我。岳参谋率人赶上我时，我已经被拖进梨园沟，凶神恶煞的小将们，正列开架式准备对我行凶。岳参谋赶到我的身边，恨恨地点出他们的名字，说：“回去告诉车校长，以后刘老师身上少一根汗毛，我们人武部就和你们算账！”
　　 别看这几个山兵凶神恶煞，在战士面前他们也硬不起来。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撩下我，灰溜溜地走了。
　　 此刻，我心里一酸，默默地垂下了庆幸的苦泪。这时，已经使我进一步体会到：
　　
　　 文化革命血写成，
　　 几多辛酸几多悲。
　　 仰天长叹问无答，
　　 何是何非何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