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转眼就是千百年。千百年过去，绝大多数人，都会化作尘烟，缥缈入历史长河。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化作不朽，被深深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譬如我的家乡，鲁西南东明县城内东门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人，明朝人，名叫穆文熙。
　　 穆文熙，两次辞官，都是为的一个“义”字；回归故里，修筑逍遥园，并筑有逍遥园八景；家乡人遭了大灾，他和他的父亲两次以千金赈济灾民。一桩桩，一件件，至今仍被家乡人口口相传，引以为傲。他在世时，特别酷爱古史考据和诗文创作，曾著书八种，其中史评五种，诗文三种。其著作，曾广为流传，现在北京、上海、山东、河南等大图书馆，均有藏书。《中国文学家辞典》，还为其立传，对其文学成就作了较高评价。但是，他毕竟官位不高，做了几个部门的员外郎，也曾被授广东按察使——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却拒绝到任；还传说曾被赐予侍郎虚衔，也相当于虚职副部级。所以，《明史》里，并没有他的传记，其生平事迹，并没有具体详实的文字记载。因而，社会上包括网上流传的他的生平事迹，便语焉不详，捕风捉影，相互抵牾。譬如，我最近编撰的《穆文熙诗赋评注》一书，就出现了纰缪。
　　 成书之后，一位曾经是我的工友的细心的读者发现后提醒我，在《前言》里，他的出生之年，我写成了1528年，而在最后一片追忆性的文字《穆文熙的背影》里，又有1532年字样，同一本书里，自相矛盾。
　　 这种自相矛盾，自然首先源于我治学的不严谨。前者，是根据“知网”索引，后者，是根据“百度”索引。而且，后者，是我在本书编撰的三年半之前写的，没有进行认真仔细的核查，就收录进本书。
　　 其实，还有一处谬误。万历辛卯年为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在我编撰的《穆文熙诗赋注评》里，死亡日期却错写成了“万历二十九年”，整整有十年之差。
　　 好友的提醒，促使我反省，也促使我作进一步深入考证。在另一位老师的提示下，我在“道客巴巴”找到明朝手刻版李廷机的《宪副小春穆先生墓志铭》和于若瀛代石星撰写的《故广东宪副穆公行状》两文的影印件，逐字认真核对，一一抄录下来，疑难处，反复推敲，并做了注解。经过认真深入的阅读，我发现，这两篇文字，应该是距离穆文熙死亡时间最短且最有权威性的历史文献资料。
　　 我说它有权威性，首先有《宪副小春穆先生墓志铭》文中下面一段记载可以佐证：
　　 先生歿且葬，而太學君復因劉公以狀來請，云，父病時囑曰：“吾死，子其謁太史銘吾墓。”
　　 原太学君，就是穆文熙的儿子穆光胤。原来，这篇墓志铭，是穆文熙在临死之前亲口嘱咐其子穆光胤前去找李廷机撰写的。
　　 李廷机是万历十一年才中的进士，而穆文熙在万历年之前就辞官归乡了，两人在官场上并没有交集。虽然没有交集，但是赋闲在家的穆文熙，平素常与在任官员诗酒往来，对当时京城官场动态和大明朝的文坛动态应该是比较了解的。李廷机这人，因为才能出众，接连被提拔，直做到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也就相当于宰相。而且，文采斐然，著述很多，既有对古代经典的诠释专著，也创作了很多诗文，合编成二十八卷的《李文节文集》。文集中，收录了他为很多人写的墓志铭、墓表、行状，传记等。可见，穆文熙一定很佩服李廷机的文笔，才认定了自己的墓志铭找找李廷机撰写最合适。既然穆光胤找到了李廷机为父亲写墓志铭，那么，穆光胤也一定向李廷机提供了其父亲穆文熙生平事迹的第一手资料。相比较而言，穆光胤提供的资料，应该比其他人提供得更真实可靠。
　　 最真实可靠的，就是穆文熙的生卒年月日。关于出生日期，文中曾经交代：
　　 母陶氏，封安人，以嘉靖七年正月十一日生先生。
　　 嘉靖七年，就是农历的1528年。这一点，应该是确凿无误的。文章结尾又写道：
　　 歿之日，為萬曆辛卯十二月初三，距生年六十有四。以壬辰十二月某日葬。
　　 而于若瀛代石星撰写的《故广东宪副穆公行状》里也写道：
　　 遡生嘉靖七年正月十一日，享年六十四歲。
　　 二者高度一致。
　　 读了这两篇文章，我才算真正廓清了穆文熙的生卒时间。记录在此，也为的是提醒读者留意，不要再因为网上和我那本书里的相互抵牾而莫衷一是。
　　 这只是一个引子，再细读下去，我有更大的收获。
　　 过去，对穆文熙在朝堂之上挺身而出拯救石星的事迹，我只是了解皮毛而已，所以，在我所写的《穆文熙的背影》一文里，对这一事迹，只能根据零散看到的吉光片羽展开想象，靠臆测补充细节。读了这篇墓志铭，借助文中对情节的详细叙述和描写，穆文熙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逐渐血肉丰满起来。
　　 墓志铭文中写道：
　　 石先生為給事，上疏言時政，斥及近習，無所違避。忤旨，杖北闕下。中貴人欲乘而甘心，從吏無敢前。先生挺身闌入，遇朱程二緹騎，抗手語之曰：“給事今日之命，在二公。二公萬代之名，在給事。”二緹騎頷之，陰戒主杖者，得不殊。及杖畢，而中貴人鬨然詈給事，箠榜交下，血肉淋漓。先生以身翼蔽，扶曳而出。僦舍都門外，為延醫裹藥，跬步不離側。既，乃盡出橐中裝及所鬻邸直若干金，為给事歸計，而自圖請急與俱歸。或以“時當冊立東宮，胡不少需為太公地？”而先生巳决策。太公從東明來，更從臾之。遂買兩舟，一載二先生、太公，一載兩家妻子。一時，郊坰津次觀者如堵牆。而海內傳聞，莫不以為左儒羊角復出也。
　　 这段话，不妨用现代白话再来叙述一番。
　　 穆文熙的同乡兼同窗好友石星做给事的时候，曾经向皇帝上疏，议论朝政，批评皇帝近来颓靡懒政的恶习，直陈敢言，毫无避讳。大逆龙鳞，惹怒了皇帝。皇帝降旨，让锦衣卫在宫阙之内廷杖。皇帝身边的宦官，本来就对石星恨之入骨，正好要借这个机会报复他，以解心头之恨。就指使打手痛下狠手。在场的官员，没有人敢上前劝阻。穆文熙听说之后，径直闯入宫门，遇见姓朱和姓程的两位锦衣卫官员，举手对他们说：“今天，石星给事的命，攥在你们俩的手里。你们俩以后流传万代的声名，却在于给事们如何记录。”两位锦衣卫官员点头称是，暗中嘱咐执杖之人手下留情，石星才得以免死。等到廷杖结束之后，宦官们看石星没死，一哄而上，围着石星大骂，还一起动手打起来，竹板木棒，交替而下，直打得石星血肉横飞。正打得起劲，穆文熙赶过来，不由分说，用身体遮挡住石星，把他扶起来，拉着他跑出宫门。跑出去以后，在都城门外租了一座房子，为石星求医包药，精心照料，寸步不离。不久，又卖掉自己在京城的房子，得到的钱，和原来手里的存钱一起，都拿出来，四处打点，打通关节，为石星返回家乡做准备。而且，他自己也想办法请辞官职，急着和石星一起归乡。有人向他提出，“现在正是要立东宫太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拿钱打点东宫，将来有机会，为你父亲谋一个名声和地位？”然而，穆文熙心意已决，不想再分出一部分钱作他用。获悉此事，穆文熙的父亲从东明县匆匆赶到京城，也支持儿子的做法。于是，买了两只船，一只载着穆文熙和石星，还有穆文熙的父亲；另外一只，载着两家的妻子和孩子，离开了京城。离开时，京城郊外，一直到远郊乡野、途径的河岸渡口及驿站，围观的人，拥堵如墙。海内外到处传说，都说穆文熙和石星犹如“左儒羊角”再世。
　　 “左儒羊角”，包含两个典故。古人有诗曰：“已拚同日效左儒，差比空山胜羊角。”说的就是这两个典故。
　　 第一个典故，说的就是左儒和杜伯。左儒和西伯，都是西周周宣王时大夫。二人为刎颈之交。周宣王因事怪罪杜伯，要杀他。左儒出面，为杜伯据理力争。周宣王大怒。左儒说：“大丈夫不违背大义而宁愿跟从正义之人去死，也不会改变自己说过的话而求生。我能证明您的过错，从而证明杜伯无罪。”周宣王终于还是不听左儒谏言，杀了杜伯。左儒也为杜伯而自杀。
　　 第二个典故，说的也是春秋时期的事情，最早出自于南朝·梁刘孝标《千绝交论》中唐朝李善注引的《烈士传》；“羊角哀、左伯桃为死友，闻楚王贤，往寻之。道遇雨雪，计不俱全，乃并衣粮与角哀，入树中死。”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羊左之交”。
　　 羊角哀和左伯桃两个人是生死之交，也都才高八斗，只是不为王朝所用。他俩听说楚王求贤若渴，遍求天下贤士，就结伴去投奔楚王。路上，在百里荒山，遇到暴雪，马上要大雪封山，如果走不出去，俩人很可能一起冻死在深山老林里。年长的左伯桃身体本就比较衰弱，他自忖和羊角哀不能一起保全，就脱下身上的衣服，拿出自己身上带的粮食，一并交给体质健壮的羊角哀，让他快走。自己躲进深林里，再也不出来。羊角哀无奈，只好穿上左伯桃的衣服，靠两个人的食物支撑，费尽千辛万苦，走出深山，走到楚国，被楚王封为重臣。那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领随从回到百里荒山，含着热泪收葬了左伯桃的尸骸。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时，左儒舍命庇护杜伯。左伯桃舍命成全羊角哀。他们诚挚而带有悲壮色彩的友情，即使几千年之后，依然让人为之动容。
　　 李廷机引用这两个典故，褒扬穆文熙舍命救护石星的义举，真的是极高的评价。
　　 于若瀛，是石星的弟子兼下属，曾做过都御史，官职最高做到陕西巡抚，他代替石星撰写的《广东宪副穆公行状》一文，其中所述情节，大致相同。而且，文中特别点明了事件发生的时间是“隆慶戊辰”，也就是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在叙述完事件情节之后，有一句抒情：
　　 歴二十有五年，而穆父子相繼捨我去，奈何不皆血沾裳也？
　　 当年事情，经历过二十五年，穆家父子，相继舍我而去，我怎能不想再次血沾衣衫，为他们父子二人送行呢？
　　 对救命恩人的逝世之痛，痛彻心扉。
　　 这篇行状的记载，也从石星的角度旁证了穆文熙当年舍命护友的真实可信。
　　 归乡不久，穆文熙又被起用到京城任职，墓志铭里做了如下记载。
　　 先生既以高義重縉紳，閒居亡何，為歲己巳，起禮部精膳司員外郎，封太公如其官。庚午改尚寶司司丞，辛未改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尋調考功，數獎進人才，不匿聲跡，人固目攝。而會有所善御史疏劾貴要人，未上，貴要人聞而蘄先生居間，不能得，而意先生陰嗾之，因以釋憾於先生。於是，先生繇考功出廣東按察司副使。萬曆改元，京察，遂削籍。
　　 这一段的具体内容，也很有必要用现代白话叙述一遍。
　　 先生穆文熙既然被官员们敬重，很多人自然为他鸣不平，在家乡赋闲没多久，已经是己巳年。又被起用到礼部精膳司任员外郎，他的父亲穆陈实也被封了同样的虚衔。庚午年，改任尚宝司司丞。辛未年，改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不久，调到考功司，很多次奖励推举人才，不隐瞒被考察人的声望与功绩，众人当然都很慑服他。有与他关系很好的一位御史要上奏疏弹劾另一位地位尊贵的要人，奏疏还没有递给皇上，要人先得到了消息，祈求穆文熙居间调停，希望撤回弹劾奏疏。穆文熙没有答应他，他就以为是穆文熙暗中唆使，怀恨穆文熙。因此，将穆文熙找个借口调出考功司，外放到广东任按察司副使。万历元年，明神宗即位，吏部考核京城官员，那位要人才被撤职。
　　 弹劾“要人”的是谁？郜永春。于若瀛的行状里曾写道：有郜御史彈要人不中，公從中直郜，觸要人怒，遂出為廣東憲副。
　　 “要人”是谁？时任宰相张四维。为什么弹劾？原来御史郜永春巡视河东盐事时，发现盐业市场的混乱是由于官宦横行，大商谋取专利。官宦就是时任宰相张四维和他的舅父王崇古二人，张四维的父亲和王崇古的弟弟掌控着盐业市场的运作。郜永春发现以后，毫不留情地向皇帝上疏，弹劾张四维。
　　 郜永春是长垣人，与穆文熙所在的东明县搭界，两个人关系很好。所以，张四维才找到穆文熙从中调停，想消弭事端。没想到，穆文熙也是一个忠诚耿介之人，非但没有帮助张四维，反倒旗帜鲜明地支持郜永春。碰了一鼻子灰的张四维，自然怀恨穆文熙。不但借机会免除了郜永春的官职，也报复穆文熙，将他明升暗降。
　　 对于这次明升暗降，穆文熙断然拒绝。墓志铭里接着写道：
　　 先生故恬於仕進粵東之遷，自以不能堪水土，念太公不可往，即移病。曰：“吾其從此為逍遙遊矣。”歸築逍遙園，居之。
　　 他提出两个理由，一是怕不能适应南方水土，二是父亲年老体衰需要陪伴，写了一张移文，以告病假的名义拒绝到任。说：“我从此可以学庄子做逍遥游了。”回到家乡，修筑一座逍遥园，住在里面，尽日逍遥。
　　 根据原文，我把几个时间节点与公元纪年对比，以便清晰地看出穆文熙当时的人生轨迹。
　　 隆慶戊辰，也就是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与石星一起，辞官归乡。
　　 己巳年，也就是隆庆三年，1569年，又到礼部精膳司任员外郎。
　　 庚午年，也就是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改任尚宝司司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