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河北省乐亭县、古河乡的一个庄户人家,一位妇女产下一个男婴，这是她的第四个儿子。她凄凉地望了望“扛长工”的丈夫，地上那面黄肌瘦的三个孩子，咬了咬牙，让自己汉子把刚刚产下的婴儿放在大门外、雨滴下，自行了断了吧,老实巴交的汉子闷闷地、无可奈何地从命了。外面婴儿的哭声、雷声、雨声，屋子里那凄凄惨惨戚戚……。那产妇的大儿子，婴儿的大哥，一个懂事的男孩不顾一切冲出门外，抱回了自己的小弟。
　　 这个婴儿就是我的父亲。父亲读过一年半的“私塾”是弟兄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听母亲讲，父亲小时候身体挺壮实，是由于爷爷除了当长工，还兼到附近的一个庙宇看庙，间或带回点“供果”，别人舍不得吃，大都给了父亲。父亲十六岁“闯关东”先后在辽宁开原的“希德常”干了十三年、铁岭的“义昌源”干了十八年“住地方”（当伙计、做店员）。
　　 那时“住地方”也是有潜规则的，老板“炒”谁的“鱿鱼”不会在年关，而是在正月十五之后，父亲曾风趣地说过，吃完元宵才“滚蛋”。似乎，也有老板“仁慈”的一面。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小日本尚未投降。父亲在铁岭“义昌源”“住地方”，一次老板让父亲到沈阳的一家作坊进货，这个作坊的老板是我的二姨夫，回来的时候，二姨夫顺便带给父亲两包茶叶。回到铁岭车站，日本兵检查行李包裹时发现了茶叶。那年头，中国人是不能喝茶叶的，他们按“经济犯”把父亲抓了起来。听母亲说父亲被关了四、五天。后来，还是表兄、二姨夫、还有另一个人托人将父亲保了出来。被关的日子，父亲也受尽了日本人的殴打。母亲说当时她非常担心和害怕，那一年她正怀着我。
　　 我没有见过父亲年青时是什么样子，我出生那年，父亲四十五岁。
　　 我小的时候，一次给父亲打电话，对着话筒我用高亢的声音喊着父亲的名字，通话后说了些什么我忘却了。父亲下班回家，额头锁得很紧，训斥我说：“子不提父名”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一记就是几十年，尽管有时也觉得好笑，我不叫名字，别人怎么知道我找谁？当然平心而论，比起现在有的小孩子叫起父母亲的名字来，象吆喝仆人一样利落，也似乎不无的道理。
　　 父亲是个“乐天派”，他常常以自己有几个儿子自居。他曾几次给我们讲过这样的故事：过去有个财主很有钱，过年了，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富有,按今天的时髦语是显示自己的做人成功。他在八仙桌的四个桌角，各摆放了一个金元宝。美滋滋地喝着小酒，得意之至，不可言表。忽然，他心血来潮，要看看那些穷人、长工是怎样过年的，他来到厢房看到有个长工和四个儿子饮酒，儿子敬爹，其乐融融，财主自愧不如。
　　 记得过去，父亲常常说 ：“有钱不住西厢房，夏天热、冬天凉”我家在沈阳租住了几十年的西厢房，就是在铁岭县城租住的也是厢房。道理很简单，因为那时没钱。
　　 父亲会背诵部分的“百家姓”、和“三字经”、会打算盘。因为家里穷,后来就给财主放牛去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算术的家庭作业，父亲总爱用算盘给我验算如果我的得数与父亲的算盘得数一致，父亲就会眉开眼笑的；如果不一致，我只有重算了。小学五年级以后，父亲就爱莫能助了。
　　 父亲目睹过日本侵略军殴打、欺辱中国老百姓。父亲说，伪满时期，奉天（沈阳）火车站日本军人经常不问青红皂白就给中国人一记耳光，说不出理由、肆无忌惮。在父亲的紧锁额头里，他感到若大的中国为什么要受小日本的欺负并为此愤愤不平。我想一直到老人在古稀之年去世也未必懂得“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道理 。
　　 父亲爱我们。记得我小时候，到了晚上，开饭时间，只要我们兄弟中有谁还未回家，父亲或母亲总是在路口上张望，一直等到人齐了，老人额头的才舒展开来。
　　 父亲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他把一切美好的东西给了子女，他最大的愿望是他的子女不要像他那样没有什么文化地活一辈子。如今，父亲生前的夙愿或许实现了,时代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