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郝先生，去年光荣退休。从上初中起，他就有个文学梦，沾着父亲是老师的光，从小就没少被唐诗宋词元曲乃至小说、散文熏陶，于是就积攒了一肚子的文采。但后来天不随人愿，阴差阳错地考上了理科，毕业后就进了金融系统，这一干就是40多年。
　　 这一代人对工作可谓任劳任怨，对单位、对业务，乃至对上司则是兢兢业业，这样的人多了，就把共和国建设了起来。郝先生参加工作的那年，共和国还是贫穷落后的，穿补丁衣服的到处都是，生产队里有台手扶拖拉机，那已经是相当的机械化程度了，村民们会因为让谁来当拖拉机手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等到朋友退休的时候，共和国已经是全世界的经济“老二”，连航空母舰也不止有一艘了。手扶拖拉机早就成了人们往日的记忆，郝先生自己对手扶拖拉机也已不屑一顾，而是开上了“大众”牌子的卧车，到处周游列省。
　　 由于对工作的忠诚与无条件奉献，几十年来都把文学的冲动压到胸腔的最下面，生怕他和心脏一起跳动起来。不过在星期天、节假日的时候还是按捺不住，于是就有了散文、小说、诗词见诸一些地方报刊，还时不时地获一个小奖，但总归是放不开，苦于没时间。于是，自己决心在退休后重作文学梦，争取出上几本书，也好作为传承后代的精神遗产。
　　 但在退休后却遇到了新的困难，书号的价格一点也没有落在通货膨胀屁股的后面，一个书号先是一万多，后来是两万多，现在已经涨到了十来万，就是那些一般人没有听说过的小出版社，也要六七万。十来万的价格，几乎和他开的“大众”轿车的价格差不多了，一个没有丁点灰色收入，靠一个月几千元的退休金和那一篇散文三十元稿费的积累，要想出一本自己的书，确实需要掂掇掂掇，是给后代留一本精神遗产好，还是留下这十来万的物质遗产好？这一掂掇就是好几年，退休金没涨，书号的价格依然在不停地飞。前一段时间见面谈及出书的事情，郝先生说放放再说，这书不出也罢，用这笔钱带着弟妹出去转转更合适。
　　 不知是那一年开始出书要自费，不论书好书坏，讴歌还是批评，总之是要钱的，名曰“书号费”，几个洋码子数字，比中国的汉字值钱得多，好的汉字是“一字千金”，这几个洋码子不分好坏，不分大小写，每个都在万金之上。
　　 其实自费出书是天经地义的，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只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有过一段时间的公费出书、计划出书的历史，所以这一代人不太习惯自费出书。再加上出书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思想教育范畴，是教化解惑，崇礼为善的事情，出书人承担出版成本就可以了，没必要再去人身上薅一把羊毛下来，这一薅，当事人确实感觉到很疼。但现在出版社卖的是书号，做的是无本万利的垄断生意，这样想在不疼的前提下给自己的子孙留一点精神遗产的小人物就只能望而却步。
　　 能出的书出版不了，是会埋没很多优秀作品的，这已经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红楼梦》，就是因为曹雪芹贫困潦倒，没有刊刻的费用，因此不得不借助传抄而流行于世。传抄弊病实在太大，抄着抄着就走了样不说，更麻烦的是传着传着就传没了。我现在收有《红楼梦》的十一个传抄本，每一本和每一本都不同。比如戚蓼生本，要不是他从地摊上买了回来，估计就传丢了。
　　 无独有偶，另一本古典名著《浮生六记》，遭遇了和《红楼梦》同样的经历。沈三白写完了《浮生六记》，也是无力刊刻，最终流于手抄。要不是光绪年间一个叫杨引传的人慧眼识珠，在苏州的地摊上发现了这本书稿并出资刊印，中国璀璨的文学夜空一定会缺少这颗明珠。十分可惜的是，等到杨引传发现《浮生六记》的时候，这部书已经成了《浮生四记》，后面的二记至今没有下落，不得已，后人只好像《红楼梦》一样给续了个假肢。所以，今天看到的《红楼梦》和《浮生六记》都是缺少了正好三分之一的版本。
　　 前几天在旧书摊买了一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无名氏所作，封面和序跋中干脆就没有提及作者这回事。我推测这个作者就是郝先生一样的人物，一肚子的文学心肠，一腔子的文学热血，呕心沥血写出了这么一本关于唐僧、猴行者西天取经的小说，但实在没有能力刊印出版，也就以手抄流传于世，等到了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发现付诸刊刻的时候，文本已经不全了。打开这本书，目录上赫然印着“（题原缺）第一”“（题原缺）第八”，也就是说，总共十七回的小说，有两回已经遗失，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寄希望我们的经济强国，给那些各级政府认可的文学、教育、科学等等各领域的业内人士，有一个成本价自费出书的机会。这样一定会极大减少《红楼梦》《浮生六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那样的遗憾，也一定会使中华文化更加灿烂辉煌。
　　
　　 作于2023.5.25，11.30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