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68年冬；地点：四平市道东黄土坑街老戴头家；人物：四个年轻的小伙子；活动：这四个年轻人在为他们的生产队掏大粪，租住在老戴家。──我想编写一个剧本，想在这里拉开大幕。其实剧情与这四个年轻人在四平掏大粪的事并无关系。
　　
　　 一
　　 我这个剧本的发生地是吉林省梨树县曙光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第一队在历史上的屯名叫窝脖屯。我首先要把剧情大略地讲述一遍，你就知道，大幕为什么要在四平掏粪点拉开了。
　　 说到这里，就要浪费些口舌，先讲述一下进四平市掏大粪的一些情况，完了才能回到本剧。
　　 进四平市里掏大粪，百里迢迢拉到家，成本很大，其实是队里一项不得己而为之的举措。我们窝脖屯的土地，名声肥沃其实瘠薄，没有粪肥就打不出粮食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谁当队长，都想把粮食搞上去，你搞不上去，怎么面对社员群众？亲自在窝脖屯蹲点包队的曙光大队书记纪洪明则首先把眼睛瞄向了四平。
　　 四平市被梨树县三面包围，进城掏粪其实也不是我们窝脖屯的创举，那些紧挨着四平市区的“街边子”村屯早就瞄准这块“肥”了。人家离市区很近，派一辆车跟随几个人，走出十几里地，就可以边走边掏，一天掏回一车粪很轻松。而我们窝脖屯，离四平一百多里，马车跑一整天才能到达，像人家那么干，我们能行吗？
　　 我们的打法是：先在相当的地方找一个窝点，花点房租，派出几个人驻扎下来，挖一个粪窖，把掏来的大粪先储存起来，然后队里派大马车去拉，一个来回就得两天，隔几天去拉一趟。
　　 我们这种干法其实也不是大张旗鼓明目张胆的。因为城市的粪便也有专门机构管理，“城粪下乡”也被划片分配，划给的都是邻近郊区，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份。我们去掏大粪，其实就是在别人的区域里偷掏。
　　 这个活别看低下，也不是谁都能干得来的，也不是谁都能被派上的。最起码得具备两条：一是队里能信得着；二是自家能走得开。我第一次出征四平是上一年，也就是1967年，秋收以后。不过，我只干了二十几天队里就撤点了。
　　 转年，也就是本剧要表的1968年，队里决心狠抓城市之肥，刚开春，大地还没开犁呢，掏粪小组就开赴四平了。
　　 这次队里派出了四个毛小伙子，除了我上年在四平干过，其他三个还都是第一次走进城市。这年我才刚刚二十岁，而他们三个的岁数都比我还小。临出发前，队长私下跟我说，让我“负点责任”，但却不光明正大地给我帅印。因为我是四类子弟，我父亲是正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阶级敌人，队长不敢“丧失阶级立场”。其他三个其实也不比我强多少，不过，人家的老子没有“带帽”，或者老人早已去世，算是没有严重的政治阴影。
　　 我成了一个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马前卒。什么事都得干到前头张罗到前头。操心费力却换不来同伴的半点协同，只能自我宽慰道：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会明鉴的。
　　 队里拉粪的大马车来了，它不光是来取走大粪的，也是给我们送给养的。我们的粮油菜，都是自家的，在四平街里买，是吃不起的，烧柴是队里供应的，全靠大车给捎来。我是“负责人”，我不但要领头干活，更要主持和维持我们这几个人的生活。我负责把历次大车给捎来的这几家的吃品过秤记账，我们几个虽然在一个锅里统一办伙，但是谁家拿来多少东西是要登记找平的。车老板从车上拽下来一个布口袋，对我说：这是你们的东西。
　　 等到大伙把车卸完，把牲口拴好喂上，人都进屋吃饭的时候，我才顾得把那个给养袋子打开。在我往外掏东西的时候，我才忽然发现，这个袋子补丁摞补丁，就像老和尚的百衲衣。
　　 我不禁问道：“这是谁家的袋子？怎么这么破！”
　　 车老板回答说：“今早在队里装车的时候，也没注意是谁家拿来放到车上的。”说完这句话，又趁势就像随口一样地问大伙：“你们自己看看，是谁家的袋子？”
　　 他们三个都说不是自己家的，也不认得是谁家的。
　　 就是这条已经看不出来本来面料的布袋子，还有车老板“看看这条袋子是谁家的”的那句问话，大幕即将由此在下面拉开。为了这条破袋子，我已经写了一千多字的铺垫。
　　 窝脖屯能出得了远门（比如上四平）的马车只有两台，被称为头车和二车，还有一台破车，被称为三车，只能在家“压地头子”。头车的车老板叫钟贵，并且是车犋组的组长；二车的车老板是向三爷，别看向三爷不是车犋组的组长，说话比谁都硬，都是队里的精英嘛！他俩进城拉大粪，是一替一趟。上面说的带来破袋子的是钟贵，下次就该向三爷来了。
　　 向三爷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惊人的消息：那条破口袋，是两个偷粮食的贼丢弃在场院里的，事情已经发生好几天了。
　　 此时的庄稼，都已经收进场院里了，不过都还没有脱粒。因为队里需要给牲口喂饲料，隔几天就要用“悠巴榔子”打出一些苞米粒来。那天偷粮贼偷的就是这个。
　　 生产队时代，大集体生产，就像一个大家庭。秋收后，每个生产队都需一个大场院堆放庄稼和粮食。所谓场院，也没有固定的围墙或围栏之类的防护设施，只能用等待脱粒的庄稼作物来围挡，等于它们自己保卫自己。我们这里苞米和谷子占多数，并且脱粒的时间长久，所以这两种庄稼就是无可推脱的卫兵。把谷梱垛成房子那么高的长条大垛，就是一面墙了；再把苞米棒子栈起来，栈的时候，就把栈子排成排了，这就又是一面或两面墙。如果不非得追求正方形的话，那么这个场院差不多就合拢了。场院的中间留出空场，用来打场和堆放打出来的粮食。在场院靠门口处，垒一个小土屋，屋里还有火炕，供守护场院的更夫躲风避寒睡觉用。农村的场院，就是这么个构成，至少在我们曙光全公社，都是这个样子。
　　 对场院最重大的关注点就是防火防盗。出于这般考虑，很多生产队的场院都选在离屯子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冬天，场院收拾得溜光之后，来年仍是可耕的土地。
　　 窝脖屯的场院没放在离屯很远的地方，因为屯子后面靠中间的地段有一块宝地，做场院最适合。这曾是一个果园，由窝脖屯的首户刘大善人栽培建造的，合作化之后，土地归公，果树也砍光了，成了一块普通的耕地。但是，果园的四周，刘大善人掘了一人多深的大沟，沟土全部返到里面，又形成了一圈大坝，就像城墙外带护城河，这个土方至今没被破坏。队里的几任队长，都选在这块地方做场院，从来没发生过失盗，──也许发生过，不过是没被发现，或者是发现了也没声张。这年，也就是1968年，这里仍然是场院，很遗憾，发生了偷粮事件，并且被曝光了。
　　 一场院的粮食，关系到全队老小的生活命脉。说实话，如果失盗丢了点，还真不算多要紧；但若是一把火给烧了，那就谁也别活了。所以，护场员的第一责任是防火，第二责任才是防盗。顺便说，庄稼人，免不了有点小偷小摸的坏习惯，相比之下，偷场院要比偷大地的性质严重。但是偷场院的，没有一个傻瓜会在打场之前去偷，把一捆谷子或者把一袋棒子扛到家里去，都是在脱粒之后，一堆粮食在场院里堆着，那就该惹人上眼了。所以，每到场院里堆了粮食，队长也会对护场员特别强调：“今晚都精神着点儿啊！”看吧，四防的弦也是在有情况的时候才绷紧的。
　　
　　 二
　　 铺垫到此，就该说一说守护场院的护场员了。各队都是安排四个人看场院，夜间两个人一班，轮换休息，忙班的出外巡逻，闲班的可以在更房屋里“眯乎一会儿”。实际上，闲班的理直气壮地在屋里大脱大睡，忙班的也没有像边防兵那样认真履责。只不过是和衣而卧，来了尿了，出去转悠几步。
　　 关于护场员的人选，应该是挑了又挑，拔了又拔才行吧。可惜，在当年，选拔的条件却不是以是否身手敏捷耳聪目明忠诚谨慎大公无私为为标准，而是比看谁的政治牌子亮。当时曾有一个名词叫“太阳牌贫下中农”，就是说，如果你是祖孙三代的赤贫，就像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里的赵光腚那样的，而你本身又没啥大污点的，那么，有啥好事都得优先你。窝脖屯的檀俊义，外号檀瞎三儿，走路不撞到人家的鼻子上，都认不出谁是谁来，但人家就是“太阳牌”的；还有童玉仁，外号半个队委，那真是毛驴鸡巴一根筋，遇事认死理，咬屎橛子犟，给油炸麻花都不换，仗着曾经上朝鲜战场抬过担架，队委会研究啥事他都跟着掺和。就这两位，成了窝脖屯看场院的专业户。而另外两个，则不是铁杆的，得看是谁当队长。
　　 窝脖屯是个“乱八家子”，单门独姓的能占半数。不像有的屯子几乎一屯一姓或者全是内亲。所以，窝脖屯没有形成宗族势力。没有宗族势力并不等于没有派别，斗争永远是有的。窝脖屯斗争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表现在队长换的勤，就那么几个够条件的，你上我下走马灯似的轮着干，有的人都当过四五回了。谁当队长，窝脖屯也没改变面貌。不过，队长的近人和爱卿能在分工派活上沾点光，仅此而已。
　　 一个生产队，不管户数多么少，队委会的“班子成员”必保是七位：一名队长、一名或者两名副队长、会计、妇女队长、生产组长、车犋组长，如果只有一名副队长，那还得算上民兵排长。队委会的成员名额按上级要求必须是单数，否则遇到表决的时候就会麻烦。其实，不管是单数还是双数，总是一把手决定一切。如果一把手和班子成员总是合不来，那就离调整换人不远了。
　　 1968年，窝脖屯的正队长姓林，守护场院的是林队长的侄子小捡子。小捡子就是在这年的挂锄之后才从“大半拉子”转正为整劳力的，庄稼一入场就当上了护场员。另一名是副队长的外甥，但是在这场大剧中，这位副队长的外甥没有入戏，只跑了一下龙套，所以咱就不表他了。
　　 那天是农历月底，晚上月亮休班，天气极冷，又有西北风做掩护，确实是作案的好时机。大约九点多钟的时候吧，反正都没有手表。小捡子出屋，在房墙根撒了一泡尿。在撒尿的过程中，大概也没听见有啥响动，就在他系上裤腰带，转身要回屋的时候，顺便向那黑黜黜的场院看了一眼。这一看不打紧，两个同样是黑黜黜的人正在那个粮食堆前忙活呢，一个撑口袋，另一个用场院的大撮子往袋子里灌粮食。吓得小捡子大叫了一声，于是，这场大剧正式拉开了帷幕。
　　 当年的窝脖屯没有电，场院里也是一点光亮都没有。但是，月黑夜丝毫不影响“夜道君子”的敏捷性。这两人比老鼠都快，立刻越过场院西南角的土豁子消失了。
　　 小捡子的这一声喊叫当然也惊动了屋里的三个人。“快去报告队长！”这是经过紧急沟通之后一致做出的决定。
　　 于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去找他的老叔，另一个去找他的大舅。
　　 两位队长都来到了场院。现场只留下一条装了半截粮食的袋子，其他啥也没有。
　　 队长问：“看清是谁没有？”
　　 小捡子说：“没看清，看身影像是钟洪文和他老叔。”
　　 林队长一惊，感到此事棘手，说：“明天报告大队，今天就这样吧。”
　　 半个队委问：“用不用上钟洪文家查看一下动静？”
　　 林队长说：“没有用了，早就钻进被窝里了。”
　　 第二天上午，大队书记纪洪明和治保主任侯朝山一起来到了窝脖屯。在他俩到来之前，社员们几乎都知道了“昨晚场院里进来人了”这条头题。小捡子不知事情的轻重，不懂保密与公开的界限，还见谁就向谁表功呢。使侯朝山的侦探工作受到了扰乱，自然是非常生气。
　　 那条口袋是唯一而又重要的物证。口袋的全身都是记号，但是哪块补丁也起不了证明的作用。侯朝山组织社员，挨个地去辨认那条口袋，告诉社员们，谁有什么发现，私下找他谈，但是一个找他谈的人也没有。这真有点奇了怪了，磨损得这么破的一条袋子，竟然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难道就是为了偷粮食专门“做破”的？最后，他让车老板明天把口袋拿到四平，想让这几个毫不知情的掏粪工提供点线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这里非常微妙的是，侯朝山竟让钟贵办这件事，而钟贵就是钟洪文的老叔，正在被重点怀疑的人！过后一想，侯朝山一点儿也不傻，假如钟贵带回来假情报，下一趟轮到向三爷，立刻就会给他揭穿，钟贵就等于不打自招了。
　　 在那个当年的上几年，有一个剧，极为红火，叫《夺印》，话剧评剧竞相上演，最后拍成故事片电影。那里面有一个情节：坏人陈景宜和兰菜花夫妇设计了一场现代版的误入白虎堂，陷害好人胡素芳，并用写有胡素芳名字的袋子作证据，嫁祸于人。侯朝山当然看过这部电影，他岂能不明白“是谁的袋子不一定谁就是作案人”这点常识？那么侯朝山为什么那么兴师动众地查看那条破袋子呢？
　　 他是想让大伙也包括那两个作案人产生一个错觉：就是侯朝山想以袋查人，如果找不出袋子是谁的，护场员又不敢确定是谁，那么，这个事就得拉倒了。钟洪文和钟贵虽然精明，但是他们也得抱有侥幸心理：你总不能硬逼我承认吧？
　　 侯朝山也把那个土豁子好一顿查看。刘大善人修造的这圈坝壕已经多年，雨水冲刷得已经不那么陡峭了。社员们进场院干活的时候，为了少走几步，多数人都爬墙豁子。屯子西半街的爬西南角，屯子东半街的爬东南角，早都踩得溜光了。说是爬，其实不过是稍稍高抬一下腿而已。现在啥痕迹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