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忆起我的祖母，往事历历在目，就像翻开一本人生的书。每每翻起其中的一页，书中人的和事便跳出来，浮现于我的眼前……
　　 祖母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十年。她圆寂的那一年，我才三十岁，正值少年，当时的我就一直以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这么多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样子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她的神态、音容笑貌、说话的声音，甚至感觉她矮小的身材，慈祥的面容，迈着一双裹脚以颤颤巍巍的身影向我走来。清晰的画面，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有时，也在我人生中的关键节点出现，注视着我，激励我勇敢而笃定地向前迈进。
　　
　　 二
　　 祖母是一个文盲，但是她打心眼里崇尚有文化的人。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送我父亲重新上学。自己却饱受了大多数人的不解与挖苦讽刺。
　　 一九五四年正月里的一天，同村的一个年长于我父亲几岁的何氏青年胸前挂着两只钢笔，被祖母看见了。当时，祖母好生羡慕，并认为这个人文化一定很高。就这这一刻，祖母便有了送我父亲重新上学的愿望。直到祖父去世后，祖母终于才有机会在一九五六年托人找岑河区公所的朱区长帮忙送我父亲上学。正因为有她对文化认同及她对文化人最朴实的崇敬之情，才成全了我父亲做一个读书人的梦。她这个举动，对当时乡下的妇女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入学时，祖母就更加重视对我们的教育。尽管当时正是文革时期，但是她仍然没有放松对我们学业上的督促。我上完小学二年级后，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又回到乡下村小读书。那时我还小，可我已经感觉读书完全是在混日子，读书对我来说已经毫无兴致。逃学，厌学我已习惯了。那几年里，父亲在城里工作，他自己也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就根本不过问我的学业成绩。母亲自然是管束不了我。只有我的祖母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记得小学时，常常都是我的祖母揪着我的耳朵上学去。她从不对我动粗口，并且立有家规：不得开口闭口脏话连篇。她经常对我们说，与人共事切莫不要说脏话，说粗话，不要得理不饶人，“话儿说得好，凉水点燃灯。”无论与谁交往都应该注意礼节，注意对方的感受。
　　 她常常认为打脑袋会把我越打越傻，只有揪我的耳朵就行了。当然，揪耳朵也是有讲究的。她是一个篾匠，为了做篾器方便，她的大拇指的指甲留的很长。她怕揪出问题来，从不揪耳廓，只揪我的耳垂部分。尤其是到了冬天时刻，我的耳垂冻得流血，她也照揪不误。我一睹气就不上学，她就这样揪着我的耳朵到学校里去。我是一个倔强的孩子，有时她越揪耳朵我就越不走。很多时候都僵持着，即便这样她也不骂我，更不打我的脑袋，也不准我的父母打我的脑袋。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可真糊涂。后来，读高中时，我的祖母常常是一把篾刀不离手，整日整夜的为我读书操劳着。我的同龄伙伴，早已参加了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而我的祖母宁可自己吃苦挣钱来养活我们，也断然不让我失学。因为在她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万般皆下苦，唯有读书高。＂
　　 也正因为她是文盲，她才深刻领悟文化对于改变家族贫穷命运的重要性，而不是甘于贫困，屈服于命运。这种坚定的想法，早已超越一个旧农村妇女的认知范围。
　　
　　 三
　　 祖母经历过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饱经了岁月的风霜雨雪，艰难的人生历程，磨砺出她坚强不屈的品格。
　　 我们家祖上几代单传，及至我的父亲这一代依然如故。这自然免不了受尽外姓的欺负及黄氏宗族势力的公然欺压。她在世时，就常常对我们说，我们这一家能够生存下来，就是托菩萨保佑的结果。如果说战乱、天灾、人祸、时局不稳，带来的灾难是公平的话，而我的祖母面对宗族势力的绞杀，就多了一重盘剥与欺凌。过去黄氏大户人家，面对几代单传的人家。族长总是召开会议巧立名目的将我们随时撵走他乡，好瓜分我们微薄的田地及房产。每每遇到这些情况后，我的祖母就出钱买平安。我家的大瓦房比当时的一些农户住房条件要好得多，尤其是房屋的木料都是上乘的杉木。这在那些大户人家看来，是有油水的。他们吃喝玩乐赌抽挥霍无度，却想着法子逼迫敲诈祖母掏钱。我曾问，奶奶，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的钱，来忍受他们这般地痞流氓一次又一次的压榨的？祖母说，哪里来的什么钱啊？全靠我自己的一双手，不停的做竹器换钱，每天到黄场竹器市场交易竹子、竹器，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家，能够活下来。
　　 祖母这种坚强不屈的意志，不向困难低头的品格也影响着我的父亲。祖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手艺人。不像别的家庭妇女，擅长家务活。在父亲八岁时，端午节到了，父亲看着邻居的孩子都开始吃粽子了，免不了垂涎三尺。我的父亲就跑隔壁三家，希望能弄一个粽子回来吃。他就站在别人的大门一角，耷拉一个头，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吃着香喷喷的粽子，希望邻居家发善心施舍一个粽子给他吃，可是等好久也没有弄来一个粽子。我父亲就只好央求邻居家告诉他如何包粽子。可是邻居家人说，你才八岁，你学不会的，我告诉你，你回家干脆把粽叶与糯米一起煮熟就行了。他们不仅不告诉我父亲包粽子，反而鄙视我的父亲并且出一些馊主意。可是我的父亲偏不信这个邪，就自己回家对我的祖母说，要包粽子。我的祖母看他太小了，但是也不好拒绝他。我的母亲自然是很娇惯他的，毕竟他是独子。父亲居然在他八岁时，自己学会了包粽子，而且比邻居家的粽子包得又大又紧又好看。应该说，他的人生也正是从他八岁自己学包粽子开始的。
　　 父亲就是在我的祖母，一次又一次从不向困难低头，潜影默化中成长起来的。尤其在文革时，父亲遭遇他人生最为艰难的时刻，是我的祖母以柔弱的身躯支撑着我们这个家。
　　 我父亲工作在城里，只能每周六才能回家协助做一些篾器，以贴补家用。祖母就长年累月地做筛子。这期间遇到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生产队要把这些会做篾匠的人集中起来办一个副业场。祖母就以体弱多病断拒绝了，宁可不要生产队的工分，自己躲起来做筛子。筛子要比其它的篾器利润高多了。当然做这类竹器要求的技术也比较高。与我祖母同龄的人，好多都没有这种技艺。只有祖母划出来的篾做到细如丝，薄如纸。她不仅她自己，也逼着我们四兄妹做筛子。我们四兄妹都是在我们读小学时，就能很熟练的编织筛子。我十分庆幸，我们四兄妹都经历这段艰难的岁月。祖母一生都很不重视农活及农业生产。在她的世界里，农产品的收获风险大，周期长，利润薄。她常常告诫我们：天晴下雨饿不死手艺人；良田万顷不及朝进一文。她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对于当时我们的生存来说，还是很管用。
　　 文革后期，我已经懂事了。那时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粮食分配，主要是按人口和工分计算。这样算来，我们的口粮常常就不够吃。每到收割季节结束后，我就在我的祖母带领下拾稻穗。尤其是到星期天时，我就跟随我的祖母，常常是早出晚归拾稻子，以贴补粮食的严重不足。我们祖孙的足迹遍布大半个岑河。最远的地方，我们一直走到现在秋收农场、定向寺等粮产区。
　　 每到年关，无论是多冷的天气，祖母都要在年关前做一些筛子、簸箕之类的篾器，然后卖出去，或换钱或换大米。大约是一九七四的年关，有一天昏暗的天空下着鹅毛般的大雪，我和祖母将簸箕、筛子用布包好，以防止路上遭遇民兵小分队没收。我的祖母就用竹竿挑起这些篾器，我跟她身后前往刘园村。那天风大，狂风将雪花吹得漫天飞舞，而筛子、簸箕在她的肩上不停的晃悠着。她迈着一双裹脚，弱不禁风的身子，在风雪中也似乎晃荡起来，仿佛我的天空也旋转起来了。
　　 这画面一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四
　　 祖母不仅仅是一个勤劳的人，更是一个天资聪颖，有担当的农村妇女。有时我曾天真地想着：她要是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并能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很有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才女。祖母会讲故事，而且讲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们兄妹四人就是听祖母讲故事长大的。
　　 一个没有进过学堂门的人，她就是要复述别人的故事，起码要具备非凡的记忆能力与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她给我们讲过古代孝子的故事；讲她自己的一些亲身所经历的人和事，并将故事的主要意思能够概述出来。她讲的时候做到了不慌不忙，条理清晰。除此之外，她还告诉我们一些流传广泛的经典的农时谚语：比如“一九二九冻破石头，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让我们通过这些朗朗上口的带有韵文的谚语来认识季节，初步了解气候特征。也让我们慢慢地领悟到：熬过寒冷的冬天，才会迎来万物复苏的春天。由观察自然界的冷与暖的变化，来体味人世间的苦乐无常，福祸相依的道理。
　　 自我记事起，祖母就是家的主心骨，掌舵人。父亲对她的话言听计从。祖母在我们家庭里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到我们兄弟成家后，她才慢慢地放手。但凡遇大事还必须得去找她商量。
　　 一九八六年的初夏时，我的儿子刚出生，我在村小教书，那年我任两个毕业班的思品与自然课，低年级一个班的语文兼班主任工作，思品、自然课要参与初考的科目。我自己手头上的事，实在是让我忙得顾不了家。我只好把给儿子办满月的事情推给我的祖母。接待客人，买菜购物，聘请厨师等等，都是我的祖母一手操办的。儿子满月那天，我祖母脚踏泥泞到岑河口去买菜。不小心，失足跌倒在泥坑里，仰面朝天，路过的人吓得一跳，祖母毫不在意，别人说好好在家里享福，买什么菜，一下跌死了划不来。祖母笑着说:“我看到了重孙子。跌死了我都高兴。我盼到天亮了，儿孙满堂，我死了都要笑着走。”虽然她一直累着，但她也一直高兴着。毕竟是这个家里有了一代新人，刚好又是儿子。她的思想观念有着重男轻女的旧习。毕竟她亲眼见证了这个几代单传的家，总是在一个又一个风云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如一叶扁舟在风浪中漂浮不定。在几代人忍受了无数的磨难中，终于迎来了这个家庭开始显现兴旺的端倪。
　　 那段时间她总是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尤其是在她看到我的儿子及我弟弟的儿子在同一个摇篮嬉闹时，她的内心里不知有多高兴！祖母的心算能力也特别强：在我小时候就多次与祖母在一起。买竹子，卖篾器，买菜，交易自留地种的农产品，这些都少不了要与对方讨价还价，算账付款。每逢此时我都能看见她能应付自如、而且能做到从容自信。她比一般人的心算能力要好。
　　
　　 五
　　 受先祖的影响，祖母终生信仰佛教。
　　 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我的祖母秉烛、点香、磕头、口中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当时我们全家人都不理解。文革时期，我们更担忧的是，她这样如此虔诚的膜拜释迦摩尼佛，总会有一天被人找麻烦的。
　　 一九七三年的夏天，民兵小分队的几个人，在大队干部带领下找上门来，把我的祖母带走了。关押在岑河棉花站的一个大仓库里。也就在这一年父亲也因评论时事而被他人举报，遭遇他人生最低谷的时期，他的寒暑假也被取消了。有一天下午，虽然已是傍晚，但天仍然是火辣辣的，太阳西沉，强烈的阳光把一片片浮云像烤红了。地上厚厚的灰尘在微风的吹拂下，扬起来了满天的灰尘。我的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倆去岑河棉花站探视我的祖母。到棉花站，我们见到祖母，真没有想到祖母能连忙笑着对我们说，没有什么事，你们放心好了。就是办一个学习班，要我们不要搞封建迷信活动，这里生活也好，每餐都要我们吃肉吃鱼。我们父子很是惊讶：哪里来这样的优待的。我的祖母是一个吃斋念佛之人，却有人强迫他们吃肉吃鱼，可是祖母在与父亲交谈时，平淡中居然还显得有几分乐观来，并无丝毫的怨气对我们父子三人流露出来。听说父亲此刻也正处在磨难中。她那微微一让我常常想起来了，就不免眼泪婆娑。可以想见当时的她把自己所有的痛苦全咽下肚子里了。生怕我父亲再因此而节外生枝弄出新的问题来。她就这样在特殊的年月，用特别的方式把特别的爱留给我们儿孙。
　　 文革结束真正实现了信仰自由。我的祖母再次获得信仰的选择权。她毫不犹豫地皈依佛门。
　　 祖母信仰佛教对我父亲的信仰有着深刻的影响，后来我的父亲也皈依佛门了。我父亲的一些朋友都说他多才多艺。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信仰佛教。他的诗、词、联、赋、书法、剪纸、篆刻及书画装裱，也就是他皈依佛门后，有所长进。
　　
　　 六
　　 上个世纪末，我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低而下岗了。为谋生存我做过家教。在建筑工地做过小工，曾经的我十指纤纤现在已经做大了，起茧了，再不是鸡肋无力之臂。有一次，我的脑袋遭遇了严重的外伤，一个钢扦横落在了我的头部，这是我头部第二次受外伤，幸无大碍！即便如此，我也没有退缩。我也与别人到大上海卖过字画，品尝过生意人的甘苦。我学会了一点点农活，终于能分清了秧苗与捭草。这几年里，我常常在海上打工，见识了狂风中的海浪冲天而舞的壮观场面……近二十年来，我遭遇的生活于我来说，就是一本不堪忍读的书，既然面对了，我就必须认真地将这本书读下去；生活于我来说更像一杯苦涩的茶，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慢慢品味。我始终都记住了您常常对我说的话，“每一棵小草，都会有一滴露水的。”其次我要给您说说，尽管我现在是一个农民工，工作之余，我总是坚持看书学习。哪怕是我现在天南地北谋生，我的包里总要带上我自己喜欢看的几本书。从不敢怠慢读书！我也为您争过气，多年前，我的对联获二等奖，在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那一刻，我就想到了您！因为父亲的努力，家里被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授予“书香门第”。这可能是您最为高兴的一件事了。您没有文化，但是您一直崇尚文化。
　　
　　 七
　　 祖母一生笃信佛教，结缘于荆州铁女寺，并在铁女寺护法几年。圆寂前她因支气管炎哮喘引发肺气肿而久治不愈。在她重病两个月里，我的父亲白天上班，夜晚常常是陪伴在我祖母的床旁。没有人替换我的父亲。一个人坚持下来，我的父亲没有少吃苦。他在照料我的祖母时，做到了细致入微，毫无怨言，被单位同事和街坊四邻，亲戚六眷公认的大孝子。在这一点上，我的父亲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铁女寺主持弘法师太也十分关心我祖母的病情，当主持弘法了解我的祖母病重不治了，便邀请我祖母入寺。我带儿子去铁女寺里看过几次祖母。祖母已经不能下床活动了。她看到我们在她身旁，她神志依然是清醒的，我和儿子还分明能看出面带笑容，尽管她说话已经十分吃力了，有时只能轻微点头，我们仍然能感受她给予我们的爱，虽然这份爱是深沉中透露出几份无奈！
　　 一九九三年农历的九月十六日凌晨，我的祖母圆寂于铁女寺。她离开我们时，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守在她的身旁。父亲就秉烛、点香、跪下在她的身旁念经，一直念到天亮。尤其是第一夜她离去的时候，我们四兄妹竟然没有一个在场，这成了我们多年的遗憾。我们做得太绝情了，面对她给予我们的爱，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来开脱我们自己的罪过。以致多年来，每年逢重大节日我去铁女寺祭拜她时，我跪于她的墓前，我一方面是祭拜，更多是忏悔自己的罪过！虽然我后来在外漂泊不定，但是只要我回荆州后，都要到铁女寺去看望她。
　　 祖母的丧事一共七天，铁女寺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父亲为了还愿，为了护法，为了感谢铁女寺对我祖母的妥善安置。他在病中为铁女寺撰书了《龙井碑记》；用数块三夹板雕刻数千字碗口大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我挚爱我的祖母，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以示我永远怀念她，纪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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