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时光千年，沧海桑田，史料多有遗失，欲探寻历史，仅存的只字片语，可以稍稍作为想象的凭借。纵观《史记》七十列传，天资刻薄、行事少恩这般严厉到甚至带有咒骂含义的评价，除商君之外无出其右者。商君之后来着，欺列国之君，攻列国之城，屠列国之兵，收百家之书，愚天下之民，太史公评之，皆无商君之恶。
　　 张仪乃魏人，相魏以为秦，阴令秦伐魏，诈楚以商於六百里，太史公言倾危之士。伊阙斩首二十四万，拔鄢郢、烧夷陵；拔华阳、走芒卯、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长平用诈、前后斩首四十五万，太史公言白起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能救患於应侯。范雎阴说昭襄王逐四贵、离亲族，以私怨欲屠大梁，反间卖赵、败赵长平，嫉武安君之功而罢兵，太史公仅言辩士。辅始皇灭六国，谏始皇收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废適立庶、致扶苏死，居丞相高位而纵赵高乱秦，太史公曰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诸侯已畔，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为何太史公对商君似乎格外“偏爱”，于煌煌《史记》之中，作此带有私恨之嫌的极具严厉批判的评价呢？在评价之中，似乎太史公已说明原由，不妨试作分析。
　　 太史公理由一：欲干孝公以帝王术。以帝王术游说君主、劝说君主、辅佐君主，古往今来不少。何为帝王术？张仪以横强之谋说惠文王，范雎以逐四贵、远交近攻说昭襄王，李斯以一统帝业、谏逐客书说始皇帝，岂非都是帝王术？况李斯舍本逐末，为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太史公依然说若非如此，李斯之功可与周公，召公并列。独有商君以帝王术说君主为天资刻薄少恩吗？
　　
　　 太史公理由二：挟持浮说。根据《商君列传》记载，商君前后多次见孝公，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及强国之术说孝公，那么这些是虚饰浮说吗？简单的说，帝道就是五帝治理国家的方法，王道就是夏商周治理国家的方法，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而强国之术就是使国家强大的方法。如果帝道、王道、霸道是虚饰浮说，那就是否定五帝、夏商周和春秋五霸做过的事情，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是虚假的、没有意义的。至于强国之术，难道我们现在不也一直在追寻使国家强大的方法吗？如果强国之术是虚饰浮说，那么让自己的国家败落才是好的吗？
　　 商君之说真的是虚饰浮说吗？我认为不是，若真是虚饰浮说，又怎么会有后来的变法强秦，最终一统天下？更何况挟持浮说的人可以说无实名、虚伪、骗取功名，似乎与天资刻薄没有必然的联系。
　　
　　 太史公理由三：所因由嬖臣。《商君列传》中载：公叔既死，公孙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这里的嬖臣和宠臣是一个意思。
　　 有人说景监是太监，太监干政素来令人不齿，那么景监是太监吗？《商君列传》中载：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子是一种尊称，假如秦孝公因为宠爱才尊称太监为子，太史公著《史记》时也应该进行修正，如果没有修正，那么景监应该不是太监，而是秦国大臣。难道太史公会因为与太监同病相怜而故意尊称？
　　 孝公发布求贤令后，《史记》中没有其他士人入秦的记录，那么我们可以从逻辑上去分析。现在企业招聘，都是以公司名义发布招聘信息，然后由人事部执行和接待，并不是每个应聘者都由公司董事长出面接待吧。同理，孝公求贤，士人入秦，也需要类似现在人事部的这样一个人负责接待和初步甄别，既然没有其他记录，那么这个负责接待和初步甄别的人可能就是景监。既然孝公求贤是君主意志和国家行为，接待和初步甄别就是代表国家和君主的形象，难道孝公会因为宠爱，让一个太监负责吗？
　　 回归正题，由宠臣介绍推荐给君主就是刻薄少恩的理由吗？不管是古时的臣子，还是如今的下属，都有义务和责任为上级推荐贤才，更何况是宠臣。既然君主宠爱信任，难道不更应该为君主尽心尽力吗？孝公求贤令中不仅说明秦国窘境，还之言先祖君主之不宁，足以证明孝公是真心求贤，而且非常渴望贤才。既然君主真心求贤，求贤又是有利于国家的事，那么作为宠臣，难道不该为国尽忧，为君主分忧吗？
　　 四岳荐伯禹治水，伯禹之父鲧无功，而伯禹却能治之；鲍叔荐管仲为相，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使桓公首霸，九合诸侯；晏婴荐司马穰苴为将，临危受命，杀贾谢以正军法，退晋燕之兵；百里傒荐蹇叔，迎为上大夫，共佐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穰侯举白起代向寿为将战魏韩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而后拔鄢郢、烧夷陵，拔华阳、走芒卯，伐野王、战长平，广秦之地，强秦之兵；缪贤荐相如，使秦而完璧归赵，会渑池而逼秦王击鲊，友廉颇而致将相和；萧何荐韩信为将，暗度陈仓，还定三秦，临晋渡破魏，井陉口败赵，平齐国、斩龙且，合围垓下，助汉有天下。
　　 同样是求贤，同样是荐才，伯禹、管仲、司马穰苴、蹇叔、白起、蔺相如、韩信皆是由臣下荐于君主，且之前并无功名于世，被荐之后皆强国强兵，名留青史。且《廉颇蔺相如列传段》中言明，缪贤乃是宦者令，也就是说蔺相如不仅由太监总管举荐，而且还是太监总管得门客，这样的黑点为什么没有人说呢？独商君因景监见孝公就是天资刻薄少恩吗？
　　
　　 太史公理由四：刑公子虔。关于公子虔受刑，《商君列传》中有两段记载，其一：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其二：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秦本纪》中载：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
　　 由此可见，公子虔一共收到两次刑罚，第一次是太子犯法连坐或者代替受刑，与太子师同受黥刑。第二次是变法后的第四年公子虔再次犯法，再受劓刑，即割去鼻子。先不讨论商君之法关于刑罚的规定是否合理，先从立法和违法的角度去看，公子虔第二次再触法，按照已定之法规，难道不该受刑吗？
　　 黥刑即墨刑，为上古五刑之一，相比其他四刑，黥刑对人体的伤害小，不影响生活劳作，但黥刑却是侮辱性最强的刑罚，直至现在，国家公职人员多数岗位依然不允纹身。从古至今，少有被黥刑者立于朝堂庙堂，淮南王英布这样的特例少之又少，而英布也因此被称为黥布。所以在太子犯法之后，必须考虑两个问题，即要不要处罚太子和怎样处罚太子。
　　 按照现在的思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太子犯法也须处罚，太子也得承担犯法的后果。商君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必欲行法，先于太子。若不处罚太子，之后贵戚犯法，以太子犯法未罚为由，则法将不行，后患巨大。所以要处罚太子，所以要先行处罚太子。
　　 根据《秦本纪》和《商君列传》的记录中，太子所犯罪责当为黥刑，或者甚于黥刑。既然必须要处罚太子，那么能不能黥太子呢？答案是不可以。若对太子施以黥刑，几乎等同于废除太子之位。按照现在的思维，太子黥刑虽然不妥，似乎不会影响太子之位，但先秦之时这样的情况是不会有的，黥刑之人不可能再身居庙堂，何况太子，何况还将即位为君。
　　 既然不能不依法处罚太子，而一旦黥了太子，便等于废除太子，那么就再次遇到一个更加严重更加棘手的问题，即太子可不可废。
　　 从国君作为一国之最高权力来说，除了国君自己，任何职位的任职者都可废黜，包括作为国君继位人的太子，而且在孝公之前，也有不少废黜太子的事例，由此来看，太子之位似乎是可以废黜的，那么废黜太子将会带来怎样的隐患呢？秦国起于西垂，地近戎狄，俗亦近戎狄，但秦国对于废立太子这样的事，恐怕最是深有体会。
　　 《秦本纪》中载：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适，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周本纪》中载：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尽取周赂而去。需要说明的是，周幽王所废黜的太子之母，乃由申国嫁入周室。秦国的诸侯之位，乃因平王东迁所封，而平王东迁的原因之一正是幽王废立太子，致使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周东迁至洛邑，其势日衰。
　　 《秦本纪》中载：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需要说明的是，献公乃孝公之父，孝公对于其父的太子之位废黜后的秦国衰败和内乱情况必定很清楚。
　　 平王东迁而秦始为诸侯，这是立国大事；悼子篡位而献公不得立，致使秦国衰弱，这是近痛，这些事无不提醒孝公，无不刺痛孝公。加上嫡长子继承制度的限制，废黜太子不是不可以。孝公之前废立太子的事例，除周幽王和秦献公外，还有晋献公、楚平王，都曾废黜太子另立他人，但都出现了乱国之事，更何况郑后武姜只是欲废除郑庄公另立共叔段，便导致了兄弟相残国中战乱的结果。所以对任何君主来说，太子不是不可废黜，但必有风险，很难，而且必须小心翼翼。
　　 若废黜太子，秦国是否会有再次陷入内乱之危险，孝公之位恐有倾覆之患，秦之国亦有倾覆之患。秦国正是因为内忧外患、国力衰微、诸侯卑秦、视秦戎狄的原因，方才施行变法以望富国强兵。若废除太子，秦国有可能再次陷入内乱，被变法压制的宗室必然有机会、有借口群拥而起，这有违变法初衷，也有违处罚太子使法可行的初衷。
　　 《商君列传》中载：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秦本纪》中载：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由此可见，新法之中，即使与国君同族同宗的血亲之人，也必须要建立军功，否则即使富裕，地位也不会贵重。由此来看，宗室之人是反对商君变法的。
　　 而太子作为国君的继位人，是宗室之中作为重要的，也是除国君外地位最高的，其影响力不是一般宗室和公子虔所能相比的。宗室本就反对变法，而一旦因为新法而废黜太子，以太子的影响力和被废之后的怨气，是完全可能号召宗室，或武装或政变的形式反对变法，甚至于推翻孝公的国君之位。
　　 由此可见，变法之中的秦国内部，是有内乱甚至颠覆国君、颠覆秦国的隐患的，如果废黜太子，这种隐患只会更加危险。从孝公的国君之位、秦国的稳定安定、新法的执行和未来三个方面看，黥刑太子、废黜太子都是不利的，所以当时不能依法黥刑太子，更不能废黜太子。
　　 商君变法后的秦国有连坐罪，既然必须要处罚太子，但又不能黥刑太子的情况下，那么连坐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方式。太子傅师为国家官职，权高责重，对太子有教导监管之责，因为事关储君，太子傅师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官职，因为事关国家未来。在面对不可不罚，又不能处罚太子，更不能处罚太子之父，而太子傅师又有失职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处罚太子傅师。
　　 我们可以说这是连坐，从今天看来这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不能完全用今天的理念去评论，我们还需要回到那个时代去看。另外，商君虽是变法者，但秦孝公才是秦国唯一的最高领袖，太子是国君的继任者，太子傅是位列三公，公子虔是孝公兄弟，处罚这样的人秦孝公不可能不知情，然而并没有秦孝公对于这一事件的评论，想来秦孝公应该是默认的，因为没有秦孝公的允许，商君作为外来臣子又怎敢自行依据法令处罚。
　　 从今天来看，处罚太子傅师确实不对，太子傅师虽然失职，但是不应该与犯罪当事人同罪，也就是说不应该在不能处罚太子的情况下，加重太子傅师的罪责。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维护太子，又要推行新法，这样的处罚属于判刑不当，判刑不当并不等于刻薄少恩。
　　 公子虔先因太子犯法而受黥刑，此处可以理解为失职之过，黥刑有些牵强。但后面公子虔复犯约，即再次犯法，又被处以劓刑，就不再牵强了。
　　 我们可以说秦国新法严峻酷烈，以此反推商君刻薄少恩，但商君只是臣子，秦国最高领袖是孝公，难道商君会不经过孝公直接发布法令吗？既然这些法令得到了孝公的认可和同意，那么孝公不也是刻薄少恩吗？然而太史公并没有对秦孝公做出这样的评论，难道不也是一种偏颇吗？更何况秦孝公为了维护自己的儿子而处罚他人，不应该更加刻薄少恩吗？
　　
　　 太史公理由五：欺魏将卬。《商君列传》中载：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从文中看，商君以旧人情谊请敌将见面，相约退兵，却在席中扣押敌将攻打其军，致使魏国兵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