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聚勤劳与顽强于一体的中国那群最伟大，最平凡的女性之一。她从在道湖做少女时起，就凭借她天生丽质和善良厚道，乐于扶危济困而深得道湖村乡邻们的称道。她看不得邻里中极度贫困的人和事，只要能帮到的都会尽自己的全力相帮。母亲在娘家做女儿时，她并没有个人的财产，但她总是说服外婆，瞒着外公和二舅，将绵薄的衣物米粮去接济那些嗷嗷待哺，衣不蔽体，又愁不出可以充饥挡寒办法极度贫困家庭的人们。凭母亲还是一个十五六岁少女竟然不管不顾从雪地抱回弃儿，亲自抚养成人的感人事例，就可见一斑了。然而这样美丽善良的女人，一辈子并未过上几天的舒心日子，而总是在担心受怕，在为自己和儿女的衣食发愁中熬着岁月，捱着日子，艰难走完她78年平凡而贫困的一生。
　　 母亲在道湖娘家也算是度过了十八年衣食无忧的日子。外公长年在大户人家打喜奁，大舅和小姨妈在外读书求学，二舅也只是个半大的务农小伙，当时还没有捡回小舅舅，只有母亲和外婆母女俩在家无忧无虑的生活。也许正是这段光景，母亲从教会育婴堂中长大的外婆身上学习了不少善良的为人，不少礼仪和学识。加之四年私塾所受到的传统国学教育和母亲先天的聪慧，这些便奠定了母亲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人性光辉。
　　 但从外公爱慕虚荣，将母亲嫁给父亲起始，母亲的人生就发生了陡转。刚嫁给父亲的头两年，正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也是国民党作为抗日接收大员狂欢而灯红酒醉的盛大节日。那段时日国民党各级各类官员都在挖空心思，伸长手臂大肆捞取金钱物质，发一通国难财。父亲他本是军医官，应该既无权又无什么机会捞取物质财富，但人与人之间的交集大多是利益为上的。何况当时贪腐成风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早已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国民党军队内部也概莫能外。像落户在道湖，曾是国民党部队理发师的姨爹都发了一笔财，我父亲那段时日也就不会傻到只陪着美丽的母亲新婚燕尔了。
　　 我也是稍大点，听母亲讲，她和父亲婚后不久，父亲就整日和他交好的官员饮酒作乐，常出入赌场、金银作坊，暗地交易的黑市等等。大的官员贪大的，有门路的官员走捷径去贪，像父亲一类既无权又无门路的便就在他们中间穿插打探捡些漏，掐些尾，也或多或少贪一点吧。而母亲嫁给父亲只两个月就有了身孕，整日在家除担心父亲在外不慎被骗外，还要艰难地熬度孕前期的种种身体不适。生完大姐后不到两年光景，母亲又有了身孕，而此时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母亲和大姐便被送回了娘家，母亲寄居在娘家的日子是艰辛的，毕竟外公和二舅都是孤寒和凉薄的世故人情，对母亲亦不网开一面。
　　 这样被送回道湖的母亲，遂开始了她人生的第一个最艰难的五年。父亲能娶到美丽贤惠的母亲，多半要搭帮外公的虚荣，但不管如何，父亲是感激外公的，信任外公的，父亲送母亲回道湖时，他将抗战后积攒的钱悉数交给了外公。据母亲说是一大笔钱，父亲让外公在长沙城里购置两处房产，一处安置我母亲和大姐及未出身的二姐她们和小舅舅居住生活，另一处用来出租，租金作为母亲他们的生活费用。
　　 按说父亲的这种安排还是妥帖的，谁曾想外公连信任自己的女婿都要坑，他更没把女儿的生计放在心上，相反外公违背父亲的意愿，将大部分钱为二舅风风光光地迎娶了媳妇，剩余少量的钱以母亲的名义购置了几亩薄田放租。他对母亲说，有了田产，常年可收取地租，细水长流还怕过不了日子吗。我也是稍懂事的时候，追问母亲，外公为什么不顾女儿而偏顾二舅，为什么不为母亲在城里置房产而要在贫穷的道湖购置薄田。母亲并没有责备外公，只淡淡地说：“你外公不知道仗会一打就打了四五年，也不知道这四五年你爸爸会因战争顾不了家，唉，都怪我的命不好呀。”我知道母亲受到的伦理道德教育就是这样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刚开始，母亲寄居在外公家，外公因拿走了父亲存放在他手上的大部分钱为二舅娶亲，心理上应多少会有些理亏吧，所以他还少给我母亲冷脸看。但时日一长就甩脸子，话也不中听起来。当时他正准备为母亲在道湖连屋傍搭建两间简易的茅棚，将母亲安置出去，但此时长沙却卷起一股来势汹汹的逃难风潮。
　　 当时从北边战乱的地方涌进长沙一批批逃荒的难民，地方武装土匪也趁势加入进来，他们打着逃离战乱的幌子，大肆扰乱抢夺长沙市民的财物。这种乱象立即席卷到了道湖类似的乡下，道湖也卷入了逃荒避难的风潮。由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黑暗，他们只顾大肆的贪墨，不顾地方的治安，还美其名曰他们只能为战争前方筹备物质，无暇来整治土匪，救助难民。所以，母亲就和小舅舅一起前往长沙远郊的东山一带逃亡。已怀孕快十月的母亲又哪里能够遭受这千辛万苦，在东山一处农家的猪栏生下二姐后，就只能靠小舅舅讨米要饭来兼顾困苦的生活。而且，这期间还为了避土匪，十冬腊月躲在水塘树楂下的圹坝旁，差点没被淹死冻死。只到这股逃难的风潮平息后，才又回到道湖。
　　 说起道湖的共宅连屋还真正感叹前人建筑的高超技艺。所谓共宅连房最早的概念是在大宅边增建的房子，这农户人家一代代开枝散叶，人口添加，分家立户，自然就要有住的房子。于是他们便在原来现有的房子边上又盖起几间房子，新房子与老房子共山墙，连房梁，通屋檩，同天井。但又各立门户，相连却不串通。增加的宅子房屋多了，就成了连屋共墙的特色，走进去屋屋相连，庭院深深，仿佛是一家子，但又各家各户，独门独院互不相通。站在远处看呢，楼瓦雪片互为一体，像一处偌大的村子宅落，很是神奇。就像岳阳平江被称为民间故宫的张谷英一样，道湖的共宅连屋也类似，只是规模小了许多。
　　 我在道湖生活时，夜里常常惊讶一个现象，有时一觉醒来或起夜，只听见屋内鼾声如雷。不对呀，母亲和姐姐她们睡觉从不打鼾的，仔细一听鼾声来自邻舍。有时，隔壁说话都听得清晰。因为是加建的连屋，在共用的山梁竖檩之间往往不砌土砖，而是用竹篱巴编织成隔离墙。再在竹篱笆的隔离墙上糊上拌有草屑牛粪膏泥的熟泥烂浆便成。大人们说这种隔离墙，材质轻，使用久，又不给房屋承重造成负担。虽然隔音效果是差了点，但再隔音的山墙也抵不住“隔墙有耳”呀。后来也逐渐有人搬离了连屋，自家选宅子建房造院。我外公家便是独立于道湖水塘不远，后门紧靠在绕村的水渠前盖起的好几间大瓦房。外公后来又为二舅在他的宅边建了一处大瓦屋。上屋梁那天，母亲为了去抢捡洒下的糖果给我吃，还将脑壳碰了个大包，让我为她揉了好一阵子。
　　 稍大点，从外公家的瓦房到我家的茅棚两头跑时，我常常心里想，外公为何舍不得把爸爸让他在长沙城里为我们置房产的钱拿出来，也给我们在道湖建几间瓦房，而非让父亲自己靠朋友接济干打垒式的，在几户外来人家的连屋旁，搭建了两间质量极差的茅棚呢？但不管如何总算母亲带着姐姐不要寄居在他家了，不要看他那嫌弃的眼色，听他凉薄的冷语啦。
　　 爸爸当俘虏被放回来后，在那两间茅棚里住了一年多，实在憋屈，就又在朋友的资助下租住到长沙城里去了。然而当通关香港的罗胡桥彻底永久地关闭了内地往香港迁居的通道后，父亲终于拿不出钱来继续租赁城里的公馆，他带着母亲和姐姐及出生不到半年的我，重新回到了道湖那两间简易的茅棚。父亲回道湖两三个月后，政府安排了他的工作，在河西岳麓山下的一所省立完全中学任校医。我和母亲，姐姐还有后来母亲又生下的两个弟弟，在道湖那两间简易得随时要倒塌的茅棚里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是母亲生涯中第二个艰难苦恨的六年。
　　 父亲的学校在长沙城的最西边，湘江岸边。道湖在长沙东郊的乡间。这一西一东，父亲从学校回道湖一趟要先乘湘江轮渡，再坐公交车，然后走上十多里路，折腾三两个小时方能到家。那时实行的是六天工作制，尽管父亲周六，五点就打点回道湖，但每每我和弟弟们守到瞌睡连连，都见不到他回家的踪影，只好失望地回茅棚扒拉两粒饭，洗脚上床睡觉。第二天我们一大早醒来，站在父亲的床头，看着父亲鼾声轻起，鼻息平静地沉睡，别提心里有多么高兴啦。可惜父亲在家呆不到半下午就要离家回学校了，晚了没有轮渡过不了河。而且五十年代政治运动多，学校时常要在周六下午开会作报告，父亲就回不来，我们姐弟也就眼巴巴地，失望至极。
　　 但这段时日最难过的还是母亲，母亲要种田下地，作水稻种蔬菜，还要为一家煮饭炒菜，洗衣浆纱。从天刚蒙蒙亮到夜静人深，邻舍家鼾声大作，母亲却仍然像一只被鞭子抽打的陀螺，仍在不停地转着，她几乎就没有歇息的时候。每每半夜我起夜时，总见母亲不是在一盏明灭昏暗，随风摇曳的煤油灯下纺麻绩线，就是补衣服，纳鞋底，或一头大汗的搓洗衣服。
　　 那时我们那两间茅棚屋已住了我们七个子妹连母亲八人，我上面四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八口人要吃要穿，父亲拿回来的钱仅仅能贴补点柴米油盐，逢年过节称点腥荤回来，年底扯几尺做鞋的布匹回来。家里吃的米和蔬菜就全靠母亲下田种地了。虽然大一点的姐姐们放学后也能够帮帮母亲挑两小桶水浇下菜，烧点热水为我和弟弟洗洗脚手脸，但毕竟减轻不了压在母亲肩头沉重的生活重担。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似乎无怨无悔，她昼夜不歇，操持着家务，呵护着儿女。
　　 家中儿女多，父亲收入薄，母亲就千方百计在种粮种菜方面多下功夫，至少让我们有饭吃，有蔬菜吃。种田方面我们做儿女的全帮不上忙，但有小舅帮衬着母亲，我们家还没断过米粮。母亲不仅仅是让我们扒拉两粒米饭，她会想办法把稻米做出许多食物来。蒸发膏，煎粑粑，炒泡米，做白粒丸。母亲把稻米洗净泡发，用石磨磨成浆，再把浆沥出后用纱布包裹的草木灰浸干水，然后就可以把那些半干半湿的米粉做成各种糕点了。母亲怕她因忙地里的活，饿着我们，她还把平时我们吃下的剩饭收集晒干后炒炒，炒成酥软的炒米让我们一把把放在衣服的口袋里，饿了就抓着吃两口，再喝点水，也就饱腹了。母亲还把米粉煎成一个个圆溜溜、小巧巧、金黄油亮的粑粑放在碗柜里，嘱咐我，若两个弟弟饿了就搭着小板凳打开碗柜拿粑粑给他们吃。母亲还把米粉熬成糊，用漏斗挤成一粒粒圆溜溜的白粒丸浸泡在水盆中。然后把豆豉辣椒香葱猪油熬成浓汤，再在浓汤里滴上几滴小磨香油，最后将香喷喷、辣唆唆的浓汤洒盖在一小碗一小碗盛好的泛着淡淡黄色的白粒丸上，撒上茐花。于是我们姐弟们一人端上一小碗红油泛亮，绿葱飘香的白粒丸，欢天喜地吃了起来。一个个吃得满头大汗，嘴唇鲜红鲜红。
　　 那碗用母亲勤劳的双手，精心为我们儿女烹制的白粒丸，食材虽简单，制作过程也不复杂，但它却浸透着母亲怜子的一腔心血，饱含着把苦日子过成喜乐年华的最勤俭最智慧最温暖的慈母之心。日后，每每回到长沙，我总要在市井小巷深处寻觅那既便宜又好吃的麻油白粒丸，端起一碗红油泛亮，绿葱飘香的白粒丸，我抑制不住热泪滚滚。我回味着早已飘逝的道湖那些苦楚却幸福的日子，我是多么思念着勤劳苦恨匆匆走完一生，如苍天碧海中一朵飘飘的云儿，我敬爱的母亲啊。母亲啊，我知道您虽在渺远的天国，但却永远慈爱而亲切地注视着我，您的儿子，他歌吟着岁月，浪迹着天涯，回望着您的笑靥，我最最敬爱的母亲啊！
　　 在我一生的记忆中，还有母亲做的菜，堪比人间所有的佳肴。甚至我有时想，像现在都市餐馆流行的油淋辣椒，擂辣椒茄子，紫苏煎黄瓜，辣椒炒空心菜杆是否都是母亲的原创，被许多乡间巧妇移植到自己精妙的厨艺中后，流行于市井的呢？母亲做这些农家餐桌上常吃的菜很是下功夫见功底的。就说油淋辣椒吧，我们那会儿叫豆豉辣椒炒大蒜。母亲从菜地摘回鲜嫩的辣椒，将之洗净拍烂，放置热油中翻炒，再佐以豆豉、大蒜叶盛盘出锅便成。我小的时候常一边饶有味道的吃着这道看似极简单的菜式，一边问母亲：“姆妈，各咂豆豉辣椒咯好呷，你禾什炒的呢？”
　　 母亲笑眯眯地看着吃得满头大汗，一口一只辣椒，一只辣椒扒拉一小口米饭我的那幅吃相，她告诉我：“辣椒要鲜嫩，一刀拍一个，既拍烂了辣椒又不拍碎它。油要烧到位，辣椒下锅才能热油炸酥，然后放豆豉和盐炒匀，炒至辣椒发亮变软再把大蒜叶子放进去，翻炒出锅就好了。”
　　 “哦，难怪咯好呷。”我尽兴答到。后来我下乡时，这道豆豉辣椒炒大蒜也成了我的拿手菜，同锅吃饭的知青伙伴都盛赞我这道菜，说这道菜让他们吃出了妈妈的味道，吃出了一股浓浓的思乡情。
　　 母亲从田里洗脚上岸，又急匆匆回家担粪浇菜。每每这时，母亲担着一担大粪，手中又握着一把钉钯，她便吩咐我挎起摘菜的竹篮子随她去菜地。随母亲去菜地，是那时我除了跟小伙伴疯玩之外最爽快高兴的事啦。到菜地，母亲忙着兑粪水浇菜，我便放下菜篮子去抓菜地里的青蛙，去捉停落在菜叶上在闪着漂亮双翼的红蜻蜓，去抓爬在菜地周边树干上的蝉。
　　 母亲浇完了粪水，我忙活了半天，有时抓了一只青蛙，有时抓了一只蝉，我就用口袋里带来的线，系住青蛙的一只腿，或拴住蝉的一只脚，打算带回家给弟弟玩。可是我却怎么也抓不到漂亮的红蜻蜓，每次蹑手蹑脚地走到立有红蜻蜓的菜棵傍，要么下手快摘掉了一片菜叶，红蜻蜓却高振双翼飞走了；要么下手慢，刚伸出做好大拇指与食指夹红蜻蜓的手式来，那只红蜻蜓却毫不理会我下足的功夫而逃之夭夭。看我总捉不到红蜻蜓的光景，母亲回过头来，满脸汗光闪闪地对我说：“红崽，你一会急，一会缓，都不看好时候，又哪里捉得住蜻蜓呢？姆妈跟你抓一只吧！”说着母亲悄悄地来到停有一只正闪翼的红蜻蜓的菜棵傍，伸手就逮到了一只绿头红脑的漂亮蜻蜓。
　　 如果说解放后含辛茹苦的母亲领着她的儿女们在道湖度过的六年岁月，是她艰难苦恨人生的第二个阶段，那么我们全家迁居到长沙南城父亲工作单位的电力学校则是母亲第三个艰难苦恨的人生阶段。及至后来，在电力学院生活了六年后，父亲一意孤行，绝决地申请下放回豫东老家，那更是把我艰难苦恨的母亲推向了她人生最后的至暗时分。我那善良贤淑，勤劳智慧的母亲在她最后的一段岁月里，无异于口含黄连身入地狱。我多想记录完苦难母亲她的一生啊，然而我只能在道湖往事的篇章中搁笔了，因为一想起母亲人生中的那最后一段时光，我的痛苦已出离灵魂，我竟无从下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