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菊韵】我还得继续我的良心活(散文)
晚上,批改学生作文,忽然眼睛酸胀,赶紧躺藤椅上小憩。眯了会,不经意间瞟了一眼书桌右上角的台历,鲜红醒目显示着“12月22日”。底下两个正楷小字“冬至”,很扎眼。
突然,书房一片黢黑,一声“他妈的”,跟著就是一片怨声。“这个点停电,刚下班”“孩子还没写完作业”……一会儿,叫骂声,抱怨话,也在漆黑的冬夜散去。
拉开窗帘,黑胡桃木的的书桌,被马路对面的商场电子屏幕照的乌黑发亮,没想到今天,又是一年的“冬至”了。当年在吉大302寝室,东北哥韩烁然会请我们吃饺子,说“冬至”是他们东北的传统节日。那时我顿感,颇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
转眼,我已从吉首大学毕业7年了。
记的第一次去吉首,是从怀化坐火车去的,两小时就到了。那时还没有高铁,大家都坐绿皮火车。我一个乡巴佬,从未出过远门,还不知如何上下车,还真有些紧张。与我同去的高中同学李同光,倒是泰然自若。在候车室的攀谈中,我才知道他从初中起,每年寒暑假都要坐火车去父母打工的广州度假。
7元的学生票,就把我俩送到了吉首。火车缓缓驶入又小又破的吉首站。布满灰尘的站牌,好像在诉说这是一个山坳坳里的小城。火车还没停稳,老练的同光拉着我说,快看窗外,学校派人来接我们了。
蓝色四方形铁牌上醒目的“吉首大学”四字,被一位学生高高举起。在学长学姐的帮助下,我手忙脚乱的把一箱子行李放在校车后,赶紧拉上同光去找座位。30分钟后,气派的校门映入眼帘,一辆辆校车,在一排排樟树下的林荫道旁整齐排列着。
下车后,我还不忘数一数,整整6辆大巴。车都是灰蓝色,车的两边印着“吉首大学”四个大字及学校的校徽。
“新生请前往学校田径场找到相应的学院报名。”一位身材高挑,面容姣好,身披红马甲的女生拿着大喇叭喊道。田径场中一排排学院帐篷报名点,就像一个个蒙古包,围了学校操场一圈。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报名后,一位身材魁梧的男生拿着大喇叭喊道:“报完名的文院新生,去坐1号校公交前往大田湾校区。”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被人流裹挟着上了一号公交。男生为了显示绅士风度,站着的居多;女生一律坐着。
上了一坡,公交车停在大田湾校区广场。对着广场的教学楼,仅有三层。灰蒙蒙的砖,无不诉说着其年代久远。一排排梧桐,把广场围了个圈。和新校区颇具现代主义建筑特色的齐鲁大楼和总理楼无法媲美,这里的教学楼好像时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下车后,大家直呼“上当”。
大田湾校区一年的文院生活,很短暂。简陋的8人寝室,上的是公共卫生间,但天南海北的8人是开心快乐的。韩烁然,东北人,当时把大家的普通话弄的都带了东北味。第二年,我们就从大田湾校区搬去了新校区。原来,文院的传统,就是第一年在老校区生活;第二年,才会到新校区就读。文院党委书记田茂军教授,在给我们上入学教育课时,打趣的说,是为了让我们时刻谨记在吉首大学要“吃的苦霸得蛮”。
“吃得苦霸得蛮”,新校区的建设凝聚着两届学长学姐和教职工的心血。文能潜心做学术,武能搬砖建吉大新校区。其中古汉语课唐生周教授,就是这种精神的诠释者。记得上他的课,看着满是繁体字的课本,觉得是天书,不知如何下手。下课去问唐老师,没想到他会耐心指导,还借了几本王力的专著给我学习。后来上他的文字学教程,更加体会到唐老师的治学严谨。学术上的成就,并没有让他居功自傲。几十年来,他一直是给本科生上课,从不间断。他的一句“教书是个良心活”,我现在还记得。
另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外国文学史杨玉珍教授。她治学严谨,教学严格,课上引经据典的进行文本分析。每次论文习作都是最新的研究热点,大家都说杨奶奶的作业都是“新鲜作业”。别的教授都是“铁打的作业,流水的学生”。向学长学姐借一下之前的作业,那你就可以得满分。可是在杨奶奶这,她的论文习作就连网上都还没有,而且每一届学生都是新的文学评论习作。在她的课堂里,我明白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领悟了萨伊德的“东方”真正的内涵。
那四年的读书生涯,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刺眼的白光,照在凌乱的作文本上,我还得继续我的良心活。看了一下时间,才过去了30分钟。小城,好像很久没有停过这么久的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