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在宿松凿山东面，泊湖之滨的程岭乡染屋，古称宿松东乡。父母都是国家职工，1961年随母亲下放到宿松西北陈汉山区，落户于广福张冲。1970年为了补充家中口粮欠缺，冬忙假便回老家“掏红芋”（即在收过的红芋地里，重新挖找被遗留的红芋）。一天晚上，堂爷爷瑞文告诉我：爷爷“二先生”是1960年6月20日，丑时走的。6月正值夏天，天气闷热，那天上午，凿山东染屋人山人海，密不透风，不时有几声啼哭，断断续续地从人群中传来。老人躺一个宽大的竹椅上，虽然面色如生，但身子显然已经僵硬。到底是何时辰亡故，不得而知。据瑞文爷爷讲，他近几天见“二先生”没来队里的大食堂打粥、饭吃，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早上便去看他的堂哥，发现堂哥已断气，身上早已冰凉，看情形推算，大概是丑时走的。
　　 “二先生”，名文彬，字雅风，谱名张显训。因兄弟四人中排行为二，又因民国期间，在杨福岭小集镇街上开个肉店，他是老板兼账房，所以方圆几里地的里民，都习惯称他为“二先生”。
　　 “二先生”家祖上留有遗产，在小镇上还开有诊所、药铺，算得上镇上的殷实之家。其长兄儒风，抗战时期当过岳西县张努生县长的秘书，后来做私塾先生，并担任着县、乡征兵委员会委员。“二先生”主要经营肉店，生意也算兴隆，赚下一些钱，就送家里置田买地，请长工、短工负责打理。他一心经营肉店，家里的田地庄稼不用怎么操心。
　　 “二先生”的肉店，顾客大多是附近乡民，一般相互都熟悉，因此他的经营方法也是特别，一年到头，客户们只管在肉店里拿肉记账，等到家养的猪长大、养肥壮后，再送来肉店，过秤按率折算，连同猪下水一起折价还账。店中每户一账，年终结算，收付相抵，剩余部分按价付钱，若拿超了肉的客户，一时又没钱还，只好挂账上转往来年。一来二去，这样连年积累，至1949年春节结账时，赊给里民的猪肉已达万余斤，这是他在宿松中学读书的次子癸元亲自结算的。
　　 “二先生”经营肉店十分诚实，在方圆几里内有着不错的口碑。他为了省钱，凡事都自己打理，只请了一人帮忙逮猪和烧水、打杂等。亲自拿刀杀猪，自己看店卖肉。“二先生”杀了几十年猪，一头二三百斤的猪，一般要四五个男劳力才可完成，但“二先生”却一人能搞定。他宰杀生猪算是一绝，看他的杀猪过程是一种享受，只见他一只大手扯住猪耳朵，胳膊顺势把猪头按倒，一条腿压住猪身，猪就乖乖不动了。顺手一刀刺喉，血溅当地，一气呵成，猪甚至都来不及反抗挣扎，就一命呜呼。久而久之，人称“杀猪王”，名声享誉小镇，以至三乡五里。
　　 “二先生”的那把杀猪刀，据说是玄铁锻造，玄铁，也许是一种稀有金属，也许是古人对精钢好铁的美称，总之刀口锋利无比，吹毛断发，堪称宝刀。他一生杀猪近万，刀口不卷，砍肉几十年也很少磨过，这些证明刀的钢口十分不错。他杀猪都是一刀见血，从未失手。这把刀，约有一尺多长，两边带有血槽，刀身是黝黑，刃口显示透着寒光，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他视如珍宝，珍若生命，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用鲨鱼皮拭擦。别人想去摸一下，他非常生气，会一把打掉你的手，恶狠狠的瞪着你，目光如炬，喝道：“别摸，这刀杀气特重。”有一次，瑞文爷爷想摸一把，同样也被喝道：“别摸，这刀有杀气，不小心会伤你手。”瑞文爷爷也气了，还嘴道：“不摸就不摸，不就一把破杀猪刀嘛，有什么了不起。”
　　 后来我才知道，这把杀猪刀，有着不寻常的故事，最终也让“二先生”一命呜呼！
　　 杀猪刀原是“二先生”的父亲张自兴，在青年时期读书时，一个叫山田次郎的日本同学，临离开中国时，留作纪念送给他的。张自兴，名声扬，字硕辅，号佐廷，旧时的国学生。生于清同治癸酉年（1873年），在1890年时就读国子监，与叫山田次郎的日本籍同学同窗共读，那时他们两个非常友好，离别时赠送了这把刀。国学生又称国子生，亦是指在国子监肄业的学生，一般为官员子弟。所以说国学生亦即是太学生，多由省、府、州、县生员中选拔，亦有由捐纳而得者。入监就学者，虽通谓之国子监生，但有贡生、监生之分。清代的国子监，是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它既是进入仕途的桥梁，又是向科举制度金字塔攀登的阶梯。清初，沿袭了明代的制度，南京和北京都设有国子监。顺治七年(1650)，改南京国子监为江宁府学，北京的国子监，称为国学，亦称太学。那时也实行积分法，为其后参于考职之制，分等录用。清后期，设置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校，毕业考试合格的，分别授予进士、举人等出身，给以一定的相应官职。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
　　 张自兴一直收藏着这把刀。至民国期间，张自兴任宿松县府议员，又充东乡西黄庄庄长等职。其次子张雅风肉店开张，父亲就把这把刀交给他用做杀猪用。刀不稀奇，奇怪的是这把刀叫“玄铁刀”，看起来黑乎乎的，似乎很钝，像是许多年没有使用过。但这是真正的日本山田次郎家族中，祖传的关孙六刀，也是日本最好的刀。关孙六刀为日本古法锻造，是厨师之宝，在日本负有盛名，但用作杀猪刀的并不多见。所谓玄铁，现代说法可能就是一种高碳素不锈钢，古代中国人造不出来，所以显得神秘。英雄爱宝刀，“二先生”拿到这把刀就像一个登徒子见到一个美人，马上拥怀入抱，爱不释手，连睡觉时也放于枕侧。
　　 1938年春，宿松早期革命骨干詹大金，在湖区建立了宿松第一支抗日武装。他在泊湖一带的金塘、下仓、九城等地，沿湖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成立了一支三十余人参加的自卫队，拥有长枪十余支，活动在太湖、宿松、望江三县沿湖一带。6月，“太、宿湖区军民联合办事处”，在宿松湖区洪家岭成立，詹大金任主任，石墨华(宿松程岭人)任副主任，詹仲文(湖北黄冈人)任政委，吴佩剑任秘书，张大刚任文书，属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张体学部领导。张体学即派曾少怀、桂平带领一连武装来湖区，协助詹大金开展抗日活动。不久，曾少怀、詹大金带部队到洲地，在王家墩与望江水警大队梁金奎部作战。此战以少胜多，打死梁匪二十多人，缴获长短枪一十四支，弹药五箱。
　　 1941年4月，詹大金仍领导二十余人的自卫队，在泊湖一带打游击，做群众基础工作，列属新四军独立五营曾少怀领导。9月，新四军七师挺进团八百余人开赴湖区，挺进团团长林维先，将“宿望湖区独立大队”改编为“宿望湖区独立团。”团部举行庆贺，买了几十头猪，给部队加餐。当时便把东乡泊湖之滨的几位杀猪能手，全招来杀猪，“杀猪王”“二先生”也是被招来杀猪的之一。他就用那把杀猪刀，一口气杀了十几头猪，因此得到部队首长的赞扬和战士们的夸奖。
　　 1947年10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解放了宿松部分地区，如陈汉、二郎、凉亭、河塌等地，在黄大口成立了宿松县民主县政府，左达任县长。1948年，宿松解放区成立四个区，河塌一带为第四区，区委书记是陈中和（随军南下干部）兼管（陈是中共宿松县委委员）凿山染屋与第四区邻近。宿松县民主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山区工作，牢牢掌握这个阵地，尔后逐步深入平原，建立人民政权，发动群众，反霸、扩军、搞好税收，支援皖西分区。一日，第四区陈中和书记带领人员来程岭地区收税，走到凿山杨福岭“二先生”的肉店，说明来意后，“二先生”慷概解囊，完成税收后，并捐资数百银。
　　 1949年全国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宿松行政区划作了一些调整。1950年6月区划再调整，划出许岭区乔木乡、九姑区长岭乡、凉亭区高岭乡，设长岭区（1951年8月改为程集区），区委书记杨殿义，区长张修德。乔木乡长石荣昌，在全乡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土改时“二先生”家被划为地主，“五大财产”均被群众所分，里民欠肉店的万余斤肉款也全部作废，说是“剥削”所得，概不予还账。并因征兵（国民党抓壮丁）之事被族人误解，受到群众批斗。旧时，农村常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很多人宁可饿死也不愿当兵，国民党中央军，征兵办法不多，先是劝，后来骗，最后只剩下抓壮丁这一招了。那年，征兵委员会前几天抓了染屋一个兵，“二先生”不知道，后几天又抓了染屋一个兵，这家族人立马去肉店找“二先生”理论，说抓他家人去当兵不合理，他家只有兄弟二人，弟弟还很小。要求“二先生”去县里替他说情，把人放回来。“二先生”一听，说者有理，打算过问此事，便同征兵委员会当委员的家兄儒风，述说此事，要求家兄儒风出面调停。家兄儒风对弟弟“二先生”说，前几天抓了屋里某某去了，他家有兄弟三人，去一个当兵算是合理，但，如果把后抓去的这人放回来，先抓去的那家会不满意，要放就得两人都放回。“二先生”认为哥哥说得对，都要回来也是天大的好事。家兄儒风便急忙修书一封，交弟弟“二先生”收执，带上被抓兵的两家人，带上送礼的银钱，急忙走进县城，找到征兵管理处负责人，奉上书信等。
　　 征兵管理处负责人阅信后，便说：前几天征来的兵，已转运外地了，昨天来的，明天送走，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情况既然如此，我去把那兵喊来，你们带回去吧，前几天来的那个就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放回了一人，先征去的那人已没办法放回。后来没能放回的那人，一直没有音信。土改时，就为这事，在群众批斗地主的大会上，那家人控诉说：是“二先生”用他家人换回了自家亲房被抓兵的人，他家人抓去后是生是死，没有音信，十有八九是死在外面了，说是“二先生”造成了他家丢了一条人命，要“二先生”抵命。
　　 土改那时，政权更替，法律很不健全，容不得解释，基层就有生杀大权。“二先生”次子张癸元（字海宴），1949年春，还在宿松中学读书，任学生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定于1949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4月21日渡江!县委组织宣传队，为大军渡江时沿途搞好宣传工作，张癸元任宣传队队长，带领宿松中学宣传队搞宣传工作，建国后经徐乐义首长介绍，张癸元任宿松县工商财税局股长，县、区干部大多认识，知道“二先生”是一位开明地主绅士，在解放战争中为地方民主政府作过贡献。区干部担心在没有查清人命案之前，基层就把“二先生”杀了，便决定将“二先生”送劳改农场劳教，待后再彻查，其目的是想暂时保住“二先生”性命。
　　 1960年春，“二先生”六十三岁时，从农场劳教释放回原籍——染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那时适逢农村“三风”盛行，正是农村吃大食堂，所谓吃饭不要钱的时代，天天餐餐喝稀粥，人民群众营养不良，普遍患上浮肿病。六十多岁的老人二先生，农活当然顶不上主力，不能大力参加农业生产，算是吃闲饭。有一天，主管大食堂的堂孙某某，找到“二先生”，说，你也老了，现在不杀猪、不卖肉，你那杀猪刀用不上了，把你那杀猪刀送我吧，我保你餐餐有粥喝，还能喝饱。“二先生”视刀为宝，怎肯答应。这样一来，开始几天，那位堂孙只要见到“二先生”来食堂用餐，便把脸一沉、怒目圆睁。“二先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却也无可奈何。时间稍长，后来发展到不打粥饭给他，“二先生”一气之下，便呆在家里绝食，干脆就不去食堂用餐。连续几天不吃不喝，竟活活被饿致死，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有几声断续哭声的那一幕。
　　 人已故去，那把杀猪刀呢？我问堂爷爷瑞文，那把杀猪刀后来下落何处？堂爷爷轻声告诉我：后来爷爷发现有人盯上了那把刀，有次夜深人静，有人来到他家，好心告诉他要把刀作适当处理，免得引祸上身。堂爷爷问如何处理？埋入土里吗？不甘心！最后决定把刀献给国家！因为此刀有故事，有意义，并且还是一宝。
　　 不日爷爷亲自去城里一趟，送到有关部门收藏和妥善保存，寻思待后一旦日本朋友后代寻来，可以以刀为媒，寻找故旧后人，也是一段美事，为中日民间友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