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所著的《六韬》一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这就是成语“风调雨顺”的出处。由此可见，这风调雨顺，一开始和风雨没有关系，而是和大雪有关系。不过雪和雨本来就是一家子的，亲哥俩，所以称为风调雨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中国的寺庙里，一般进到庙门后的第一个殿里都供着增长天王、持国天王、多闻天王、广目天王四大天王。有的供在右面，有的左右各二，天王的相貌狰狞，手中分别拿着宝剑、琵琶、雨伞和一条小龙，被释义为“风调雨顺”。四大天王的故乡在印度，他们本来一直保留着印度的风俗习惯和方言语义，到了中国后便入乡随俗，被通俗地叫作风调雨顺了。
　　 人们冀希望于风调雨顺，是害怕韩愈所说的“岁弊寒凶，雪虐风饕”。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老百姓可以安贫乐道，但畏惧饥寒交迫，所以人们才出重金到处建庙，请佛祖安排四大天王来护佑。
　　 关于下雪，一般人不以为意，习以为常，一种经常见到的普遍自然现象而已。广大农村里的农民、牧区的牧民、普通的市井小民，他们没有心情也没有艺术水平去欣赏司空见惯的大雪，他们害怕大雪封门，害怕大雪断绝交通，害怕大雪影响牲畜的牧放，害怕大雪影响孩子上学，害怕取暖费被大雪消耗而使屋子里成为冰窖，更害怕出门滑倒摔伤或者发生了控制不了的车祸。至于穷人，更是忧寒畏饥，无可奈何，甚至对雪有点痛恨，雪越大，就痛恨得越厉害。
　　 喜欢下雪的多是大户人家或斯文一脉，如太太小姐、才子佳人，赏雪是一种富贵层面的精神追求和享受。比如《红楼梦》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和他的姐妹们，一遇到大雪就穿上“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一类无价的裘皮大衣去结诗社，就去拿50两银子办一桌酒宴。在曹雪芹时代，50两银子够一户普通家庭体体面面地生活上一年。所以，只有贾宝玉们这种官宦大户人家，才有资格拥有这种文雅豪华的享受。
　　 现在的富人们又不一样了，不论是艺术层次、精神追求，还是经济实力，都远远超乎于贾宝玉这样的封建官僚、乡宦土财家庭，比如这玩雪，根本不满足赏赏雪、作作诗、吃吃饭了，他们的创意是希望整个地球都被大雪裹挟起来，成为一颗圆圆的飘在空中的白球，太平洋、印度洋都像北冰洋一样，冻成上亿平方公里的大镜子，反射着太阳永久不灭的伟大光芒。他们便穿好裘皮，用存在外国像废纸一样的钱建一座空间站一样的空中楼阁，带上一个歌舞团，上到这空中楼阁中，边研究哲学、艺术、经济以及军事，边俯瞰欣赏本来蓝色一下子变成了白色的地球，那是一种怎样的惊叹和刺激，地球存在了几十亿年，谁见过如此壮美的艺术成就！那白色的球体上，有各种各样形体姿势的被冻僵的动物，当然包括那些建不起空中楼阁的穷人，特别是黑人、黄人这些有色人种，被冻僵后覆盖上皑皑白雪，就和白人有了同样的颜色，这至少是一种形式上的同化和平等。
　　 自从有了抖音、微信等等之后，喜雪的又多了一批喜欢欣赏灾害刺激而谋取身心快慰的照相的、画画的和写顺口溜的，他们看到道路上因雪发生的车祸，草原上因雪冻死冻伤的牛羊，平地里因雪摔伤、摔死的百姓，就在暖屋里裸着身子兴奋得像得到了宝贝，像打了鸡血，至于伤亡者的痛苦、家庭的悲伤，都成了他们开心快乐的背景和铺垫。我的记忆里，人们原本没有这样的幸灾乐祸，也不知从何时开始，没人性和无天良却成了一种艺术，成了一种获取金钱的资本，由此反推出去，没人性和无天良也就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与“投资、消费、出口”一起并列，成为拉动经济的第“四驾马车”。这是创造了“格物致知”“致良知”学说的曾子和守仁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
　　 饥和寒经常并列，组成“饥寒”，这和下大雪密不可分。古人在祈祷风调雨顺的时候，经常对大雪给以批判。这种批判有唐代诗人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刘长卿的“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有清代诗人黄景仁的“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更有元代诗人张鸣善的《落梅风•咏雪》：“漫天坠，扑地飞，白占许多田地。冻杀吾民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瑞雪兆丰年”是有度的，虽然人类对这个“度”无法把控，但还是祈祷不要突破了“度”，祥瑞是不会死人、伤人，也不会死伤动物的祥瑞。如果一场大雪造成了“雪灾”“寒灾”，那就不是祥瑞了。若果有人还为之欢歌雀跃，那么祥瑞。
　　 但愿每一个普通百姓都能够真正走进赏雪的艺术境界，让雪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福瑞祥和，成为开心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