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太康八中下决心克服饮食困难，逼着自己吃发馊长霉扯丝变粘发臭的锅饼两到三个星期之后，由囫囵呑咽变成咀嚼了，虽然根本不敢去体悟是什么味道，但好在嚼碎后用一口井拔凉水一送也能挡饥了，人还是能适应一切艰难困苦的，虽然有些对不起自己的胃。后来我又想办法带些干红薯片作干粮，一则干红薯片较轻，没熟锅饼那么难背，熟锅饼不好吃还死沉死沉的。干红薯片洗洗放进一口搪瓷缸中泡上水，放到学校蒸屉上一蒸熟，吃起来虽不似新鲜红薯那般软糯香甜，但比杂粮的锅饼还是好下咽些，至少不会长霉变质。这一进步真正要感谢我的四姐，她早上要急急忙忙上早工，没时间发面贴锅饼捏窝窝头，她就懒省事把干红薯片洗净放锅里一煮，一人一碗有干有稀，唏哩哗拉一吃，挡饥又挡渴。我的方法很快有同学如法炮制，这样宿舍里也不会有因变质的馍发散出的馊臭味熏人啦。
　　 我刚进八中时，黄振祥老师刚刚结婚，那时他青春洋溢，活力四射。他教我们两个班的外语，似有精力过剩，除作为篮球队的副教练，他很认真协助主教练训练校学生篮球队，他还时常带队外出比赛。他个子不高，但他弹跳力好，又耐跑，投篮很准。在场上打篮球，他腾挪跳跃，篮板抢球投球都迅速灵活，比陈东老师高大的身材反倒有优势些。而且他的声音清脆高亢，明晰悦耳，在球场上极受师生们欢迎。那个时候，很多大龄同学比黄老师小不了几岁，算得上是同龄人。而且少数同学都已娶妻生子，比黄老师还结婚早，所以黄老师和他们的关系如同兄弟哥们一样，在一起开玩笑时也是畅怀而笑，无拘无束。当时我们班同学中按年龄可分列三个层次，最大的二十来岁，占少数，十五六至十七八岁中等年龄的占绝大多数，像十四以下的类似我这一拨占少数，一个班也就五六个。班上女同学也极少，四十多个同学中，女同学也就四五个而已。而且女同学极少与男同学交集，当然个别除外。
　　 那时学校开设的外语课是俄语，俄语很适应北方语系的同学学习，卷舌音和重音，元音和辅音，语调多且变化大。俄语的变格也多，像名词和形容词的性、数和格的变化，动词的时态、语态和人称变化都很丰富，词汇量也非常丰富。刚开始跟黄老师在课堂学习，对于我这个生长在南方的学生来说，卷舌音较生硬，黄老师就要多下一些功夫了，好在我年龄小对语言的感悟力较强，很快我在课堂上就能跟黄老师简单会话了。
　　 黄振祥老师家里经济也较困难，他父母亲和他的新婚妻子在农村家里种地挣工分，没其他的收入。那时农村废止了刘少奇推行的“三自一包”政策，农民的经济来源就靠在自家宅基地里种树抓几个收入了。黄老师第二学期一开春就买了很多泡桐树苗，打算运去家里栽种。当时黄泛区风沙大，盐碱地多，其他树种不易成活且生长慢。像榆树除生长慢还喜欢生虫，虽然春天，它结的榆钱和榆叶是豫东人用来充饥的上等副食，它的树皮剥下来晒干碾成粉掺合杂面还可以擀面条吃。但是这种树变两个钱太慢了。
　　 黄老师叫了几个学生帮他运树苗回家并帮他挖坑种树，他喊的学生大多是年龄比我大些的。但不知为何，他也喊了我，让我在他的架子车旁绑了根绳子帮他拖车。我们拖了两架子车的泡桐树苗，走了一下午大约三十多里路，到黄老师家已是青天一点星星亮，村庄一片黑漆漆。当我一脚深一脚浅地拉着车绳行走在黄泛区漫无边际的平原上，我在想豫东的人何以这般苦恋着这块贫瘠的土地？脚下的黄沙淤积盐碱侵蚀，一年到头，低产甚至是无收成，可是乡邻们却不屈不挠，拼手抵足，抠弄着这块土地，到底有何希望和期盼呢？正如同黄老师准备栽种的这两车泡桐树苗，难不成八年十年后，它们也能根深叶茂，参天成材？
　　 黄老师告诉我说，豫东人安土重迁，家乡观念深重，他们艰苦卓绝，为的就是承继他们的先祖，那种艰难苦困永不泯灭的意志。黄老师说，你看脚下的黄沙盐碱地是当年发黄河水涌进来的，而这黄沙盐碱地三丈深的地底，却是肥沃富饶的豫东黑土地，是豫东千千万万的先祖们用了多少代开垦出来的。如今先祖们连同他们曾经培植的这块千里沃野都被蒋介石的一个错误决策，埋葬了。但现在豫东的父老还是不屈不挠地要改造脚下的这片黄沙盐碱地，这不是悲壮而是一种伟力，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站立世界不倒的一种精神和意志。黄老师这些深情的话语，同学们都听进了心底，作为豫东又一代子民，他们懂得自己的使命。要彻底改造脚下这片黄沙盐碱地，就像黄老师种植泡桐幼苗一样，道路是艰辛的，前途却是光明的。
　　 进入初二，我们多了门政治课，教我们政治课的桑守一老师，是初一教我语文李素华老师的爱人。那时桑老师课堂和课后特别关注关心我，我们很快凝结成了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关系。桑老师睿智深沉，慈祥亲切。他是从部队直接转业后，为照顾夫妻关系调到学校来的。桑老师中等身材，眉目秀丽，鼻挺耳厚，皮肤白皙，是一个典型美男子。他讲课字正腔圆，声线充满磁性。而且他的政治课堂亦如其人，干净利落，主题鲜明，板书清秀。当时讲政治是不需过多诠释的，也无需引经论典，溯古评今，敏感的话题点到为止。桑老师课堂上把政治课的深浅度把握得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滴水不漏。同学们都极为敬佩桑老师的课堂艺术修养，说他作为部队的文化教员，他的这种教学艺术是经过战火淬炼，枪炮打磨出来的。
　　 我和桑老师结缘应在于我的个性放不开，当然还有李素华老师对我的关切。我这人从来就不喜欢老师在课堂上平铺直叙，照本宣科，而我往往是打破沙锅问到底，不问个所以然来不收兵。因而有些老师是不喜欢我这样个性的学生的，极个别老师岂止不喜欢，而是有些讨厌，如教地理的曾领善。但偏偏桑老师喜欢我这种个性的学生。睿智机灵的桑老师对于我这样的学生讲在课堂上的疑问，往往采取的是递来一个眼色，比划一个手式，你就应该心领神会，心有灵犀一点通。课余时我就会找机会，去询问桑老师。桑老师则仿佛早就知晓我要问的问题，于是他会把我的问题，言简意赅，清晰透彻地解答给我听。这时的桑老师一改课堂的拘谨，他旁征博引，自古至今，据经论典，详细地和我分析讨论。他说，我像极了他在部队时的一个战士，每每他的课堂，那个小战士也是对问题穷追不舍，定要弄个清楚明白。
　　 他还说，李老师向他介绍过我，说我到底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思维习惯与农村学生不大相同，说我看文学方面的书多，历史哲学方面的书有些欠缺，希望桑老师给我一些开悟。这真可以说是妇唱夫随了，可见人这一辈子能遇到三两个这样认可你，关心爱护你，悉心培养你的好老师，那是你一生最大的幸福。这以后我便常找机会去桑老师办公室，聆听他的教诲和开悟。
　　 桑老师还很关心我的家事，询问我们家怎么要从长沙回到河南，恰巧又是豫东这个曾是黄泛区的地方。我遂把父亲对政治形势发展趋势的误判，把他几次错失改变政治命运的机遇，把他回豫东老家开诊所的热切与诊所被取缔后，只能下地干活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跟桑老师作了详尽的介绍。这以后桑老师对我就像父亲般关切我的生活，关心我的学习。他还时不时把家中的白面馍拿来为我调剂下寄宿的生活，他还带着我和他的大儿子去李老师那个当医生的哥哥家里走亲戚。桑老师的大儿子叫桑炜，虽小我几岁，但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好兄弟。
　　 桑老师教我时，李老师已经不教我了。我初中的第二个语文老师叫章兵，也是部队转业到学校的，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课堂板书也有板有眼，严谨工整。他的语文课虽不精彩却也中规中矩。但他的作文课堂却实不敢恭维，枯燥乏味，没多少文学的色彩，激发不了同学们写作文的热情。也许章老师在部队就是习武的，他不像桑老师在部队是政治文化教员，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修养也好生了得。
　　 章兵老师课堂上注重体裁的区分和文学形式的不同类别的分析。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鲁迅的《故乡》，他问班上同学，故乡的体裁是什么文体。有同学答道，是记叙文。章老师否认说，你答错了，是小说。我举手反诘章老师，我说这个同学的回答不错。记叙文是个大类，小说、散文都属这个大类，只要是以记叙为主的文章都可以归类为记叙文。章老师盯着我看了一会，嗫嚅着说道，这位小同学说得也对。我以为章老师也会发脾气，说我强词夺理，扰乱课堂。甚至是像曾领善一样也批评我说，别看这位同学个子小，思想却很顽固。下课后章老师对我亲切的笑道，这位同学你的语文学得不错呀，很通透。班上那位以为我是帮他解围的同学立马对章老师说，他升初中语文考试，全太康县第一名呢。教我们仅仅一学期不到，章老师就调到公社武装部任部长去了。
　　 不知为何，初二时，学校调来了许多从部队转业来的老师，像桑老师、章兵老师等，这些老师热情奔放，亲切和霭很快就和学生打成一片。但他们的文化学识却参差不齐，有些老师甚至是应付不了课堂，大有误人子弟之嫌。部队转业来学校的老师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姓许的老师。他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却活泼奔放，大方热情。据说他还是部队文工团团长，属营级干部。他吹拉弹唱很擅长，且吹笛子拉二胡尤其出色。这把一个农村的初级中学，连音乐课都因没有师资而不设置的窘境，大大改观了。全校同学都喜欢他，他遂在学校开设了一节音乐欣赏课，自己兼任了这门课的老师。他的二胡和笛子欣赏课，同学们都十分喜欢。他拉起二胡来，几可媲美刘天华。他拉的《赛马》、《二泉映月》听得同学们如醉如痴。当他一曲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更是把农村同学带入了他们熟悉的送公粮情景，有些同学竟然被他的笛子感动得潸然泪下。他吹的《草原晨曲》，又好像把我们这群没去过草原的农村孩子带向那辽阔无垠的大草原。让人联想起草原上，红霞满天，旭日东升的情景。他还在班上用笛子为我伴奏《洪湖水浪打浪》、《桂花开在桂石崖》等歌曲，博得同学们一片欢腾和掌声。
　　 章兵老师调去做公社武装部长后，学校直接从县城中学调来了一位苏姓老师教我们的语文。苏老师从哪所中学调来的，同学们都不知情。但苏老师才华出众，底蕴深厚，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是一位资历极深的语文老师。苏老师是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同学中传闻苏老师是出生于大地主豪族家庭，土改时期家中遭遇了较大变故，所以他从开封城里的学校屡次调动，最后到了我们学校。他爱人是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是一位医术精谌的儿科医生，但也因家庭原因最后调到县级医院。
　　 那时豫东很讲政治路线，厂矿学校尤其注重个人的政治身份。同学们都传说，苏老师思想反动，对自己父亲在土改中被镇压很不满，对因自己的出身而被分到农村学校教书也有抵触情绪等等。但在我看来，苏老师并未如传闻所说，思想有些反动，对时势情绪有抵触。相反他的语文课堂也和桑老师的政治课堂一样，清朗干净，决无旁枝。
　　 苏老师自己也很谨慎，说话做事都很掂量，政治时势的问题他总是三缄其口。但语文教学要讲时代背景，要讲作品成因，又不可能不涉及社会的政治形势。好在文革前的初中课本收录的课文中现代文大多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品，且大多是名人名家的文章，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一类大家。即便涉及当代文学也是介乎现代文学边缘的作家作品，如周立波、赵树理、柳青等。苏老师很聪慧，在讲古代文言文时他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在讲现当代作品时，点到为止，决不拓展。不过像我和其他几个语文成绩较好，喜爱看文学书的学生，苏老师对待我们的语文辅导和我们询问他一些文学命题时，他给予我们文学方面的讲解，与班上同学是有所不同的。
　　 一次我和一个小个子同学去苏老师办公室兼卧室，向苏老师讨教一个郭沫若在他一系列文学中，关于性意识描写的问题。我们认为郭沫若七岁就有朦胧的性体验及至后来还有偷看自己嫂子洗澡的情节等等，这是不是可以认为郭沫若的性意识是一种精神病态，是一种颓废文学的意淫表现。苏老师笑了笑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小鬼头，是不是也开始性萌芽啦。我和同去的那个小个子同学，脸立刻泛红了，我们极不好意思的低下头。苏老师说，有啥不好意思呢，性是人类生理的自然现象，是一种最崇高美丽的精神体悟，自然是文学表现的永恒素材。郭沫若是个大作家，但他首先是个凡人凡体，对性意识在他作品中的表现更证明了他创作的伟大和真切。他自己都说，精神分析派学者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文艺之起源。所以作品中对性的描写和表现是文学自然主义创作手法最重要的一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能够给读者带来最高审美体悟就是激发人们热爱生活，崇敬美好，向往爱情，当然也包括对性的憧憬。郭沫若的作品体现出的这一点，正是他创作的高妙之处。我和那个小个子同学，我们不困窘了，我们都以感激的眼神望向苏老师，聆听他对文学最为精僻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