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F军区某部团政委，1998年响应党的十五大裁军50万的号召，主动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先是任Z市特殊教育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半年后升任为该处处长。
　　 一般说来，在部队，到了正团，主动提出转业的不多，大都不愿意走。一是从正团到副师只一步之遥，能进一步当然好；二是到地方后不一定能够安排好，能坚持一年是一年，最后弄个退休什么的，保险；三就是愿意转业，自己也不提，让组织上、领导上提出来，这样可以借口自己在地方上没关系，让组织上去做工作，省却自己的麻烦。总而言之，没谁自己主动提出转业的。可是，部队干部是要年轻化的，每年必须有一定量的干部特别是团职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工作。不走怎么办？组织上、领导上做工作，动员，找他们谈话，也就是撵他们走。这就容易带来一个副作用：伤感情。有的同志转业到地方后，对部队很是恼火，有的甚至骂部队。这种情况被大家戏称为“反弹”。
　　 我不存在“反弹”的问题，因为部队不让我转业，是我执意要走的，并且走得很急。从我提出转业到去特殊教育大学报到，前后只一个月，而正常转业的同志这个过程差不多是一年。由于没有过渡期，从思想感情到行为举止都没有转换过来，总觉着自己还是在部队，还当着兵。特别是刚到地方后的那一段时间里，夜里做梦，总是梦见自己在部队如何同干部战士一起出操、训练、学习，同班子成员一起开会、讨论问题等场景。不过，这些都是虚的，解决不了多大实际问题。关键是把人民军队优良的传统作风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把人事工作做好，当一个合格的人事处长。
　　 怎样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当一个合格的人事处长呢？那就是一切从学校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严格按政策规定办事：符合政策规定的，不找也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找也不行；确实需要照顾的，起码“硬件”要够，差距不能太大，叫多数人能够接受。主持人事处工作8年，共组织评聘各系列专业技术职务人员527人，没有任何不良反映，连一封告状信也没有；考察接收和引进各类人才266人，其成果条件和学历层次一年比一年提高，且都是各个专业技术岗位上特别急需的，各具体的用人单位很是欢迎；平均每年计发人员工资、校内津贴、过节费等2500多万元，均做到了照章行事，没有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人事处年年被评为先进部门，我也年年被评为优秀处级干部。有熟悉我的同志到特教大学办事，向有关人员打听我这个人怎么样时，回答是两句话、八个字：眼睛向下，公道正派。我听了后嘴上虽然不说，心里也是“滋”得一个楞一个楞的。当然，这种工作总结式的写法是小说之大忌，但为了说明问题，只能这样了。对不起了哈！
　　 2005年夏，特教大学党委班子换届，上面给派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此人叫郑吾弛，虽是一个女人身，却长着一副男人的外表：浓眉，小眼，大嘴巴。不过，有一副高级的金丝眼镜一戴，倒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气质。我想，这一下咱们学校肯定更好了，专家治校嘛！大学是传授文化的地方，文化人当书记，内行，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她到职的当天，我就把学校有关人事工作的全部文件送给她一套，并把教职工队伍建设的状况向她作了详细汇报，以利于她熟悉和掌握情况，更好地对人事工作实施领导。她倒也客气，连说谢谢，谢谢，希望多支持她的工作。我说没问题，咱别的本事没有，遵规守纪，好好干活，还是能够做到的。她说那好，那好。
　　 这天，我正在办公室里起草一份有关人事工作的文件规定，键盘学院的一个老师来找我。这位老师是一位钢琴大家，全市闻名。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没儿没女没老婆。55岁那年，他申报教授资格。学校和市高评委都推荐评审通过了，人事局也备案了，就在准备聘他为教授、为他兑现正高工资的时候，他身体不好，要求按副教授办理退休手续，到加拿大他哥哥那里去养病。当时，我刚刚转业到特教大学，对有关的政策规定不熟悉，只是从好意出发，认为啥都是次要的，身体要紧，就按他的要求办了。事后才知道，他是市政协委员，任届不满，别说55，就是满60岁也不能叫人家按副高退休。他对我说，那时候他也不知道有这个规定，病愈从国外回来后，听别人说了以后才知道的。并对我说，董处长，责任不在你，在我自己。现在我有两个想法，一是聘我为教授，正常上班；二是按正高给我兑现退休金。这两条答应我一条就行。我说，第一个不好办，你已经退了，再聘你为教授，是要占岗的，挤兑别人。第二个可以。我向领导汇报一下，如果领导同意，就给你按正高发退休工资，怎么样？他说，行。我先是找了校长、副书记、副校长们，他们都没意见，最后到了郑吾弛那里。
　　 我详细向她作了汇报后说，当时按副高叫人家退休是不对的，现在只按正高给他发退休工资，要求不高，是合理的，应该答应他。我想，政策规定很明确，其他领导都同意，大概不会有啥问题吧。没想到，她扶了扶自己的眼镜说，你说的这个事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不慌，你先把这个事办了再说。边说边递给我一份类似求职材料的东西。
　　 我接过一看，也是键盘学院一个未婚男老师的事。不过这个老师年轻，30来岁，长得也很帅，刚从上海读完博士回来。他只是一个讲师，要求越过副教授直接评教授。这实在有点太出格了。副教授满5年才能正常申报教授，不满5年算破格，而破格的条件又非常苛刻，没有特别重大的贡献是不行的。这个老师不但破格，还要越级晋升，成果呢，只在有关刊物上表了三篇论文，近三年来一节课也没有给学生上过，别说越级评审，连正常申报的资格都不够。
　　 “这恐怕不行，”我说，“越级晋升，差距太大。”
　　 “博士嘛，”郑吾弛说，“高层次人才。”
　　 “在他之前，咱们学校博士有好几个，博士后也有，都是逐级晋升的，成果条件都比他过硬。有个横向比较的问题。”
　　 “这么说，你认为这事不能办？”
　　 “不能办。”我轻声说，唯恐刺激了她。
　　 “那你刚才说的这个事也就别办了！”她满脸的不高兴。
　　 我很生气。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怎么能把二者搅混在一起，该办的不办、不该办的硬办呢！
　　 “不办可以，”我说，“他可是市政协委员，如果他找到上面，上面责成咱们办，那就被动了。”
　　 “噢，”她又扶了一下自己的眼镜不动声色地说，“你分析得对。好，这两件事你就看着办吧，啊！”
　　 我心里一阵高兴。看来，郑书记还是不错的，只要把具体情况和有关的政策规定向她汇报清楚，她还是很通情达理、很有正事的。回到办公室，我把那个老教师的事情办了，把那个年轻男教师的事情放下了。
　　 这天开处级干部会，我和一位平时接触比较多、说话比较直接的同事坐在一起。他问我说：
　　 “郑吾弛叫你给那个年轻的男教师报正高，你是不是没有同意啊？”
　　 “是。”我说。
　　 “哈哈，你可坏了人家的好事了！”他一脸的神秘。
　　 “啥好事？”我不解。
　　 “谁还不知道，二人早有一腿子了。你不叫那个年轻的男老师报正高，那个年轻人不上郑吾弛的床，郑吾弛还不拿你撒气。小心吧，郑吾弛要办你！”
　　 “别胡扯，说话要有根据。”
　　 我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按规定为那个年老的男老师兑现正高工资、不让那个年轻的男老师申报正高，是对全校负责，首先是对郑书记负责。同是特教大学的老师，并且还是同一个键盘学院的，符合政策规定的不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非办不可，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了。就是我守口如瓶，把黑锅完全替她背下来，但纸里包不住火，早晚有一天大家会知道的。到那个时候，大家一齐起来反对她，那就麻烦了。无论从眼前，还是长远，我都是为她好，绝无半点恶意。我想，堂堂一个正厅级干部，是会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对于同事的提醒，我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
　　 会后的第二天，郑吾弛突然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说，老董，你们人事处抓紧把去年下半年以来全校完成科研工作任务的情况统计一下，越快越好。三天，只三天时间。三天以后，党委开会听取你们统计结果的汇报。统计不上来，拿你是问；完不成任务者，要缓聘和解聘几个教授、副教授！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联想到昨天同事的提醒，我不得不有所警惕了。按规定，我没让那个年轻的男讲师越过副高评正高，难道还真的得罪了郑吾弛，她真的要办我了？在郑吾弛那里，科研就是论文，论文就是科研；统计科研工作量，就是统计每位老师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了几篇论文、每篇论文多少字、合计多少分。这是一项很脱离实际、很不得人心的工作。特教大学与普通文理科院校不同，普通文理科院校是必须要发表论文的，因为他们要研究克隆羊、克隆牛、嫦娥飞天，不首先拿出高质量的论文，就产生不了实物成果；而特教大学是教给残疾人一技之长的，是技能型教学，他们的科研就是方法和技巧，把哑语、盲文教好，把舞跳得优美，把衣服做得漂亮等，科研就在其中了。所以，一直以来，对论文的要求并不高。郑吾弛来后不行了，她提出“以科研为中心”的口号，逼着老师们写论文，写不够规定的篇数不能评副高、正高，已经评上的要考核为不合格。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轻的男讲师是搞理论的，只能写论文，不能干别的。由于从私利出发，量身打造，此举一出，全校哗然，连多数校领导都持反对意见：什么是科研，难道写几篇“作文”就是搞科研了，花钱就能发表，连写都不用写，枪手有的是。她要我统计论文发表情况，就是要置我于“两难”境地：你不统计吧，不服从领导，怕出力干活，不行；统计吧，将得罪全体教职工。正常情况下，把全校发表论文的情况统计起来，并最终折合成分数，排出名次，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现在却要人事处三天时间拿出来，显然是设置的一个陷阱。更为露骨的是，科研工作由科研处负责，标准条件都是科研处制定的，具体工作也一直是科研处抓的，怎么突然间叫人事处统计科研工作量完成情况呢？人事处本来人员就少，算上我共4个人，且那3位都是女同志，其中一位还怀有8个月的身孕，整天挺着个大肚子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目前，人事处正忙于职称评审工作，这是全校的一件大事，人人关注，一点儿也不敢分散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叫人事处再额外统计论文发表的情况，确实忙不过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说服自己，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仅仅要人事处统计一下论文发表情况，不足以证明郑书记耍手腕，弄权术，故意整人。正因为这项工作难推动，才叫你们人事处统计呢，这是对你的器重。再说，评职称也有论文的要求，人事处也应该熟悉这方面的情况。统计就统计吧，无非多加几个班，多辛苦一下，这样的事我干多了，在部队的时候还经常熬通宵呢，还在乎这一下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吃住在办公室，和全处人员一起，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人员一个人员的沟通、了解，然后加减乘除，反复计算；有老师不配合的，则多向人家说好话，请求人家看在老大哥、老弟的份上多支持支持工作；实在忙不过来，就把孩子、老婆动员起来，帮助填表和输入微机。三天时间，如实、如数地统计了上来。拿给科研处的同志过目，科研处的同志都说统计得好。
　　 “就这些？”党委会上，郑吾弛瞥了一眼统计表质问我。她嫌上面的数字太小
　　 “就这些，”我回答，“老师们写的论文都不多。”
　　 “你这个人事处长是怎么当的，”郑吾弛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牵头不力，连个科研成果都统计不上来，你还能干什么！前段时间上报“中青年专家”人员吧，你欺骗我说没人申报，把我报了上去，结果造成名额的浪费！你还有脸面对校领导、有脸面对全体老师吗？啊！”
　　 真是太卑鄙无耻了！去年，上级下文要特教大学上报一名“中青年专家”。文件明确规定，中青年专家要55周岁以下，而郑吾驰已经56岁零10个月了，可她却厚着脸皮非要申报不可。由于她要申报，其他够条件的老师都不敢报了，谁好意思跟书记争名争利啊！都不申报，一是浪费了名额太可惜；二是我们是全市唯一的一座残疾人高等教育学府，“全市唯一”如果产生不了一个中青年专家，丢人！出于不浪费名额和提升学校知名度的考虑，我违心地上报了她。怕市人事局具体分管的同志不接收她的申报材料，我亲自出马，好话跟人家说了一大筐，对方总算把她的材料接收了下来。但由于超龄，最终市评委会没有评审通过，眼睁睁地看着名额瞎掉了。为此，我还自责了好长一段时间，当时就应该动员其他老师申报，不应该报她；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人事处长不称职啊！从那时到现在，一年半已经过去。在这期间，我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点儿不利于她的情况，并且要永久地保密下去。可是今天，她却颠倒黑白，把所有的污水都泼到我头上。她这样做，就是想激起其他所有校领导对我的愤怒，希望大家站起来，纷纷指责我，要我的难看。可惜她错了。谁傻啊，只有玩弄权术的小人才愚蠢。最初上报中青年专家时，我一说上报她，领导们心里就清楚了，只是不愿意戳破那层窗户纸。现在她倒打一耙，栽赃于我，使其他各位领导更感不满。本来有科研处，为什么非要人事处统计呢，明显是故意整人嘛！还有，统计的目的又不是上报，上报要弄虚作假，显示自己的政绩；统计是为了看看大家撰写和发表论文的情况怎么样，不是越实越好吗，怎么成了罪过呢！如果真要虚报统计数字，她又会指责人事处弄虚作假、欺骗领导呢！更令人不齿的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你自己伸手要中青年专家，就大胆地承认，或者不说，干嘛强加在别人头上呢！因此，她的拙劣表演，并没有换来她希望的那种局面。各位领导不但不责怪于我，还都对我投以同情的目光，个个默不作声。郑吾弛自感没趣，只好悻悻然地宣布散会。当初，她扬言要解聘、缓聘几个教授、副教授的事儿，这时也不提了，等于逼着人事处加班加点做了一次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