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夏天，母亲和我们分别六年后，她第二次回到河南豫东老家。母亲这次回老家是带着使命来的，她要把四姐接走。1965年父亲和四姐及我逃荒落脚在南阳社旗吕老伯的菜园子时，吕老伯的弟媳很想让四姐做她继子的媳妇。她喜欢四姐，觉得四姐漂亮有气质是从大城市长沙回农村来的姑娘，比生长在农村本土的姑娘要好看许多。而且她说我四姐为人善良有孝心，待人热情懂礼数，还说我四姐勤奋又能吃苦，要能嫁给她继子，那简直是门最好的姻缘。她继子大我四姐三岁，他们若能成婚肯定幸福美满。她托吕老伯找父亲说合这门亲事，吕老伯满心欢喜，他也特别喜欢我四姐。我们在他菜园子落脚时，四姐给他洗衣锄菜，拔草间苗，半下午我们要饭回来，又给他烧水做晚饭，让他烫脚消除疲劳。吕老伯对父亲说，要是这门亲事成了多好，妮就是我侄媳妇啦，我老了就有人伺候啦，哈哈哈。
　　 这门亲事，父亲也开始动心思啦。毕竟女大当嫁，当年四姐已满了十七岁，按农村习俗完全可以谈婚论嫁了。何况社旗是南阳的富庶县，比之豫东老家好太多太多，这里的人吃穿不用愁，家家有一处安身的瓦房阔院。四姐若嫁到这里比今后嫁在豫东任何村庄都要好许多。于是父亲给母亲写信，告诉母亲这一好消息，商量定下这门亲事。谁知母亲回信把父亲一顿数落。你自己不顾全家人的死活，打散头发钻了刺蓬，诊所开不成自己做了大半辈子的医生，也只能当个不合格的农民。你心心念念的老家又待你怎样，让你苦不堪言，还搭上了我五个儿女跟着你受苦。你折腾自己还嫌不够又准备折腾我一对儿女，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四妹的婚姻由不得你瞎做主张。于是小麦扬花的时候，我们遂结束了在社旗逃荒的生活，父亲带着我和四姐又回到了豫东老家。
　　 母亲这次回豫东，看到了她的五个儿女虽过着劳累清苦的日子，但都成长了不少，家里的境况也有所改变，有了自己的宅院和自己筑的土屋，也不再饿肚子啦。女大十八变，四姐已是快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端庄。虽整日下地干活，风吹日晒，但天生丽质，皮肤不但不黑，反而白晰柔嫩，青春靓丽。四个儿子最是母亲日夜的牵挂，除了小儿子在读书，其它三个儿子都成了农民，整日里风里来雨里去，干着超出他们年龄的粗重农活。早晨回到家各自捡一筐红薯，拿两个黑黑的杂面锅饼，沾着蒜汁，大口吞咽。中午一回来，一桶凉水洗把手脸，然后一手端一大黑碗黑里泛黄的豆面面条，碗里扔几瓣生大蒜，稀里哗啦不到十分钟就倒进了肚子里，擦了擦喷着浓郁大蒜臭味的嘴，舀瓢凉井水嗽嗽口并喝上几口后，遂倒在砖头砌的秸秆床上，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傍晚下工回来，洗了手就从锅底刨出几个用热灰盖着的锅饼，拍打拍打，一口生葱一口馍一口凉井水，便解决了晚饭。夜晚用井水冲洗下脚，在裤脚上擦去水渍便上床拥被而坐，聊几句不咸不谈的夜话，交流下一天干的农活，然后倒头睡去，这日复一日的生活就这么捱着过去。
　　 母亲看在眼中，痛在心里，我这几个儿子，读书时那么好的成绩，期期优秀，奖状奖品不断，难不成就要在豫东这种地方耗一辈子？难不成注定要成为这里的赤脚农民？难不成他们就不能在学校发挥他们学习的特长和优势做一番能成大器的学问，将来谋个好的职业？唉，我可怜的儿子们呀，母亲看着你们满是稚气却又显现出几分有些老成的脸面，看着你们除了一个大肚子就是一张皮包着骨的身段，摸着你们满是厚茧的一双终日劳作还未成年的手，你们知道吗？母亲有多么痛苦和自责，你们投错了胎，入错了家门，悔不该当初生下你们。
　　 母亲端着昏暗的煤油灯，仔细看着你们熟睡的稚嫩面孔，母亲心如刀绞，愁肠百结，怎样才能解救你们身陷眼下的泥淖，如何才能让你们一夜飞渡去南方，那是你们出身的地方，你们本应生活在树摇竹曵，水流潺潺，稻田漠漠，白鹭翩翩的江南水乡，而不是这风沙迷漫，盐碱千里，十年九灾，饥饿难熬的豫东。你爸爸心心念念的家乡，又顾及了他一辈子好医术了吗，还不最终也葬送了他的医疗职业。这次回豫东，母亲几乎是夜夜垂泪，哀怨你们的父亲，叹息着你们的未来，思忖着如何改变你们的处境。别怪母亲思想的狭獈，别怪母亲思想的落后，别听你父亲总是说豫东还生活着千百万父老乡亲，母亲只有这样的浅陋见解，她的儿女，只能归去离兮，早日重返南方水乡。
　　 母亲这次回河南豫东住了半个多月，这半个月她整日为我们洗衣浆纱，整日为我们缝补衣裳，整日为我们纳鞋底做鞋帮。她让四姐不要去上工啦，在家帮她为我们兄弟四人每人做了两身粗布裤褂，每人两双鞋。然后母亲领着在豫东老家生活了整整八年的四姐去了长沙。母亲临走交代父亲，好好保护四个儿子，善待他们。母亲回长沙就去道湖找已是道湖大队长的二舅想办法，把我们迁回道湖去。母亲和四姐走后，我们几兄弟都难过了好多天，心里总是空落落的，舍不得母亲和四姐。但我们心底又多了几分期盼，多了些许的安慰。母亲说，想让二舅舅帮忙，争取把我们的户口迁往道湖，那是我们出身并生活了一段时光的地方，那个小小的傍水村落曾留下过我们许多的童年梦想。
　　 1972年的春天，时隔四年之久，母亲第三次回到豫东老家，这次母亲是带着我大姐、二姐和四姐的各一个小孩回来的。大姐的女儿安安最大，三岁多。二姐的女儿叶红最小刚满一岁，会走路但还不会说话，只会奶声奶气的学说《红灯记》中一句铁梅的台词，奶奶，你听我说。中间便是四姐的儿子，不到两岁，叫健健，是个男孩。母亲带着三个人类幼崽回来，遂成了我们回到豫东老家一段最为高光的时刻。小幼崽们的到来，让我们分外高兴愉悦，家里增添了哭闹声欢笑声，生气勃勃，好一阵热闹。我们把细粮让给母亲和幼崽们吃，家里的鸡鸭蛋也悉数留给他们。安安带着叶红，健健喜欢跟羊儿玩，叶红胖胖的小手抓几粒玉米去喂鸡，刚迈出门槛就被争抢的鸡鸭啄了个精光，吓得她哇哇大哭。安安听到母鸡唱着咯咯哒，就忙去鸡窝拾鸡蛋。健健则常被那只灰公羊抵得一个翻滚哭着喊外婆。但毕竟几个幼崽太小，他们不服水土，回来不久就相继病倒了，吓得一家又惊心又忙碌。
　　 我背安安走八里路去看病，二弟去买药回家给健健吃，叶红则被请上门的巫婆跳着大神，口里念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忙请符驱斜。安安是因严重不服水土，浑身长了水泡，拿了西药吃几片后就结疤好啦。健健是被那只羊惊吓到了，吃两粒小儿安，几天后也活泼如前了。只有叶红，那个巫婆说是走家家。不知谁家有孕妇，让我们找到后，傍晚时分在她家门口，将叶红的小衣服放在搂柴草的扒子上，为叶红喊魂。叶红，回家啦，叶红，跟舅舅回家来啦。也真神奇，数日后，叶红也渐渐活泼起来。一番折腾后，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欢快和热闹。
　　 然而父亲却因胃穿孔被送进了大新集医院，等待开刀动手术。检查结果被诊断左边胸腔排肋骨已折断两根，肋间神经已被严重损伤已形成软肋骨炎症。胃穿孔好治，开刀缝补穿孔部分，肋膜炎要麻烦些，待胃穿孔治好后，再采取吃药和理疗手法兼治吧。医生痛斥父亲，听说你也是个不错的大夫，为何肋排骨折断了这么久才来诊治呢？父亲苦笑不吱声。在一旁只能抹眼泪的我，也是有苦说不出。
　　 1967年春是父亲被批斗最激烈的日子，那时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正闹得甚嚣尘上，而且采取的手段全都是梱绑吊打。造反派基干民兵还大肆夸耀农民运动历来就是天翻地覆的，从不搞温良恭俭让，而是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手段。父亲几乎难空天日就被大队基干民兵拖去集市上批斗，还美其名曰是去赶集。每次批斗要带着高帽子和纸牌子，还要在脖颈上挂上两头吊有一摞砖头的绳子，勒得脖子青筋直冒。父亲的肋骨就是那时被打断的，具体是什么时候，父亲也搞不清。当时对被批斗的人，还不让卫生院给他们验伤看病，没地方看病，买不到药，得不到及时救治，当然也就只能是忍着拖着。我不知道别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但豫东老家的批斗却是毫无人性的。后庄有个被打死了的地主，死后说他装赖装死，用门板抬着他斗了好几场，直到尸体腐臭才停止。
　　 麦收后，道湖那边又传来了好消息，说我们原在的道湖那个生产队全体社员已通过我们的落户申请，而且都签了名。只差将签了名的申请报告送到公社审批就可以了，何况二舅舅很得公社李书记的信任，只要李书记同意，这事就妥啦。但前提是还要一笔钱去疏通，这笔钱怎么筹措呢？前面出的那笔钱，二舅说是为了获得道湖村社员的签名同意所需的费用。是我和三弟已去禹县拖了三趟煤共伍仟多斤卖给砖窑上，换了些钱解决的。这次难不成又要去拖煤吗？我对拖煤都有些心理障碍了，我怕山路陡峭，我怕葬身悬崖。
　　 父亲一拍脑袋，有啦，他对我们说，三伯的宅子下面是我们爷爷的老屋，四五间全部是砖墙瓦房。但已被黄河大水漫灌时埋在地下至少三丈深的地方，瓦肯定被大水冲碎了，但砖墙冲倒后摞在一起应是好的。何况过去的老砖盖房子好得很，有人会要的，可以挖出来变几个钱。父亲遂去找三伯商量，三伯同意了，前提是挖砖可以，应距离他们现在的房子至少三丈远，而三丈远的地方几乎就是爷爷老屋的边界了，那里能不能挖到砖就看我们的运气了。说干就干，我要做饭并协助母亲照看幼崽们，只有二弟三弟去挖，四弟在上面接砖并负责把挖的砖铲去泥巴摞起来。也真该我们走运，老天开眼了，二弟三弟在三伯划出的范围三丈多深的地底下竟挖出了近五仟口完好无损的大砖。按两分钱一口我们卖了百把块钱，交给母亲回长沙时给舅舅。
　　 父母亲和我们高兴极了，母亲遂决定秋收后便回长沙。这次因三个幼崽路上要照顾，又跟几个姐姐买了些上好的小磨香油和红薯粉，父亲便决定由三弟护送母亲回长沙。母亲因舍不得钱不愿买直达票，三弟挑着东西，牵着健健，母亲则抱着叶红，牵着安安在武昌转车，费尽了周折。
　　 回到姐姐身边，三弟遂把他从1966年回豫东老家，这六年来父亲和我们遭受的苦难告诉了姐姐和姐夫们。大姐夫不太理事，二姐夫远在江永的农场，自身难保，只有三姐夫因是农村出来的，又在入党的问题上，他们厂外调人员遭遇过豫东老家干部的百般刁难，他对三弟的诉苦感同身受。他认为要抓紧把仍留在豫东老家的父亲和我们三兄弟，早日接出去。道湖二舅舅那里，我们的血汗钱交了一次又一次，但还是只有一句话，慢慢来，急不得。
　　 说来也巧，当时三姐夫的侄儿在湖北监利一个砖厂工作，他说监利挨着岳阳，那里靠长江边，种水稻很富庶，急需劳动力，根本不要迁移户口啥的，只要是劳动力，去了就能落户。三姐夫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拍板，要三姐去河南豫东老家接走我们。尽管当时已到了1974年，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但豫东老家仍是左派掌权，对像父亲这种政治身份的人及他们的子弟实行着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在生产队只能有生产劳动挣工分的权利。像传达政治敏感的事，我们都是要被基干民兵看起来的。用他们的政治术语是，你们这类人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你们胆敢借机蠢蠢欲动，就要砸烂你们的狗头，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
　　 三姐夫是个思维缜密，办事细致的人，他总是把事情的过程预想得十分周密，包括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困难和周折。尤其是听到三弟向他诉说的我们的当时在豫东老家的政治待遇，他更谨慎了。于是他替三姐写了满满三大张如何带领我们顺利离开豫东老家的计划，如同三个锦囊妙计，藏在三姐贴身的口袋中。三姐也知道这趟回豫东老家接我们去湖北落户的重大意义，她也不敢整过过程有任何疏漏，否则此事毁于那一个环节，后果都不堪设想。
　　 带着一种使命的神圣感三姐回到了豫东老家，她这是第二次回豫东老家。第一次她还是在校的初中生，暑假回豫东老家，那时父亲的诊所刚被取缔，我们家庭正走向苦难的前夜。那是十多年前父亲事业上最惨的一次滑铁卢，是父亲败走命运麦城的至暗时刻。但三姐当时是体会不了的，十多年过去了，父亲下放农村老家的苦难非但没有消弥，相反还波及到他几个无辜的儿子在这块贫困的土地上陷入了一种水深火热的境地。
　　 三姐到家后遂把父亲和我们三兄弟召集到一起，既介绍了我们将落户的地方是锦绣江南的渔米之乡，又跟我们分析了离开豫东出走河南的一些困境和麻烦。并且把三姐夫的三封锦囊妙计展示给我们细细的阅读了数遍。随后父亲又知会了三伯，让三伯也参与护送我们离开老家的种种计划。三伯提出，首先对生产队严密封锁我们离开老家的消息，哪怕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其次在走之前照常上工干活，让别人看不出我们有任何出走的端倪。再就是避开大队基干民兵知道我们出走的消息后，有可能去追捕截获我们的车站和路途，寻一处他们料想不到，抓捕不了的陌生路线离开。还有就是选择在下半夜最夜静人深的时候，轻脚蹑手地走，千万别弄出什么动静。三伯，这个在长沙蛊惑父亲回豫东老家开诊所的始作俑者，他对我们这次离开豫东的周密部署竟是这般滴水不漏，他是追悔反省当年他对父亲问家乡办诊所的误导吗？
　　 今天回想我们离开豫东老家那几天的情形，我仍是心惊胆战，心有余悸，好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让人紧张得心脏随时都要跳出胸膛一般的境地。在今天看来那是一次多么寻常的迁徙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风雨如晦，风声鹤唳，高度政治敏感的年代，即便是寻常百姓的一次再寻常不过迁徙都是多么的不易啊。
　　 1974年的春末夏初之际，某一天的夜半时分，我们一家四口，父亲和我及二弟四弟，跟着三姐在三伯的护送下，踏着豫东老家的茫茫夜色，在还有几分寒意的夜风吹拂下，不走庄不串村只选黄泛区广袤平原上纵横交叉的小路，离开了我们生活十二年，父亲当年绝决申请下放的他心心念念的老家。那是豫东风沙盐碱地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叫张君白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