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70年，漂泊西南，流落在潭州（今长沙）的杜甫，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偶遇一位故友，写下了这首绝句名篇《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清代蘅塘退士将该诗收入《唐诗三百首》时，写下了这样的评注：“ 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其中。少陵七绝此为压卷。”
　　 一次旧友重逢，诗人仅仅是以平淡的语气作了简要的回顾和情景描写，历史上对此诗为何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而当今的学者们，又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作出这样的解读，说该诗表露了对唐玄宗太平盛世一去不复返的深深感慨，是一首大唐盛世的挽歌。其实，这短短的二十八个字，没有一个字眼涉及个人身世或时事政局，这首诗的妙处到底在哪里？学者们作出这样解读的根据或理由究竟是什么？我们试着作以下探讨。
　　
　　 一、歌舞升平的大唐全盛符号
　　 先来看诗篇的前二句。公元770年的暮春时节，潭州街头，59岁的杜甫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歌喉，时隔四十多年，他与李龟年意外重逢。诗人追溯往事，回忆起当初在东都洛阳的那段美好时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当年，我在歧王李范及崔涤的府上，常常见到您，并聆听您美妙的歌声。”这里涉及三个人物。歧王李范，唐玄宗的同父异母兄弟。他好学工书，爱儒士，常与当时的文化名流饮酒赋诗，可谓门庭若市。崔九即崔涤，与唐玄宗是旧时相好，他们曾同居一个里弄，唐玄宗继位后，对他很是亲近，是唐玄宗的宠臣。李龟年，唐朝著名乐工。他那天生的音乐禀赋，漂亮的歌喉，征服了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王公贵族，唐玄宗、歧王都是他的忠实粉丝。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尤其“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的妙句，正是当时歌舞升平气象最生动的写照。在一个春日融融的日子，将这些曲调唱给唐玄宗和他的爱妃听的，正是李龟年。歧王，崔九，李龟年，这三个人名的聚合排列，正是一幅繁荣昌盛的时代画卷，他们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标志和符号。少年杜甫，身居洛阳。才华超群，初露头角的他，有幸成为歧王、崔九府上的座上客，时常聆听李龟年的盛世欢歌。大唐王朝的鼎盛气象，深深刻进了杜甫的记忆。
　　 我们再来说说开元盛世的实际社会状况。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他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臣，励精图治。对内整顿吏治，发展农业生产；对外战和兼施，巩固边疆。使得唐朝一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盛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开创了大唐的鼎盛时期。此时的唐王朝，真可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出生于公元712年的杜甫，与蒸蒸日上的开元时代同生共长。年轻的他，亲眼见证了这个辉煌时期。他在晚年的诗作《忆昔》中回忆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里描写的开元盛世，人丁兴旺，一个小城就居有万户人家；农业丰收，稻粟堆满公私粮仓；社会秩序安定，无寇盗横行，出门远行，旅途平安。正如史料记载：“是岁，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同时，这个时期手工业和商业也很发达，繁忙的贸易往来，商贾车辆，道上络绎不绝；男耕女桑，各安其业，各得其所。真是一派太平祥和的全盛之貌。这样的国家昌盛政治清明景象，充溢着青少年杜甫的脑海。
　　
　　 二、“又”字连缀了四十年的沧桑巨变
　　 诗作的后两句，诗人笔锋一转，回到眼前的现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里的“又逢君”，时光已是大历五年，历史由唐玄宗时代经唐肃宗时代进入到唐代宗时代。诗人仅用一个“又”字，将眼前与开元年间相照应，一笔带过了四十多年的时光。这四十年，沧桑巨变，真可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范阳，“渔阳鼙鼓动地来。”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得大唐王朝从历史的巅峰走向衰落。其间，杜甫历经了战祸的四处逃乱，饱受了生活的贫困和艰难。他携家人，颠沛流离，竟在一年的时间里，就举家四次迁移。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从洛阳到华洲，又到秦州，再到同谷，“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最后，艰难地翻越蜀道到达成都。我们略举这期间的一二事例，便可见杜甫艰难困苦之一般了。且看他在秦州所作《空囊》中的句子：
　　 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严冬季节，晨炊无米，夜寒无衣，家中一贫如洗。诗人身无分文，贫不自救，却还要强留一钱在空囊之中，以掩盖自己在众人面前的羞涩，掩盖他内心的悲苦。可见其贫困到了何种程度。
　　 再看他在同谷的境遇，《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有这样的描写：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
　　 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冰雪封山，家无粒米，杜甫只得扛着长铲去寻找野土芋充饥。可是，漫山皆是厚厚的积雪，哪能寻得到植物的踪迹呢？“短衣数挽不掩胫”的他，只得扛着那只长铲，空手而归。此时，诗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饥饿的孩子们男呻女吟。那只靠它活命的长铲，也救不了此时的饥寒交迫。这种难以想象的现实困境，若不是诗人亲笔留下当时的记录，则实在是难以置信！
　　 在成都，诗人总算有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随后，进入晚年的他，“百年多病独登台”，又继续往湖北湖南漂流，在潭州偶遇李龟年。
　　 四十年的沧桑，诗人历历在目。杜甫以自己的苦难经历，眼见大唐王朝这座大厦崛起，又眼见它倾倒坍塌。
　　 我们再回到原诗。极为讽刺的是，眼前的大好春光，映衬的却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两位暮年之人。据史料载，流落江南的李龟年，“每逢良辰胜景，为人歌数阙，坐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诗人心中的一代巨星，如今只得靠卖唱为生。此情此景，诗人怎能不感慨万千。他们完全有理由相拥而痛泣。然而，诗人却以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就此搁笔，此时的无言，蕴藏着诗人多么辛酸的人生感慨呀！
　　 然而， 这仅仅是诗人对个人命运不幸的嗟叹么？我们接着作进一步探讨。
　　
　　 三、“落花”意象里的时代哀叹
　　 诗篇后两句，将诗中“逢君”这个要表达的主要事件，给予了“江南好风景”这样的背景，意在以乐衬哀；除此，将“落花”与“又逢君”直接关联，这成为全诗主要事件中的主要意象。中国传统文化里，落花是生命的消逝，是衰落，是残败。“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满日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落花”，将全诗罩上了一层悲伤的色彩。李龟年也好，诗人也罢，他们的年华一去不复返！但是，我们若说这仅仅是诗人对个人命运悲叹，那我们就太小看杜甫了。
　　 出身官宦世家的杜甫，从小受着“奉儒守官”的家庭熏陶，少年的他就立下了远大志向，“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青年时期，他有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政治理想的杜甫，其忠君爱国思想贯穿他一辈子。天宝十四载，杜甫回奉先探望妻儿，一路所见，他写下了著名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强烈地表达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愿望：“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诗人将自己许身为国，死而后已。又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诗人将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比喻成葵与藿总是向着太阳，忠诚的天性，金石不渝。天宝十五载，太子李亨于战乱中登基。杜甫舍弃家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烽火前线，只身投奔武灵，只图为新皇帝效力。途中被叛军所俘，押往长安。他千方百计，逃出沦陷区，又直奔肃宗的所在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其忠诚之举，可与日月同辉。困居长安期间，他感叹国之破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伤时忧国之情，感人至深！
　　 除此，杜甫还有颗炽热的爱民忧民之心。“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诗人终年忧民，其悲悯情怀，如高耸的终南山，千重万叠，浩茫无际。战乱期间，杜甫更是将目光投向了黎民的疾苦，写下了著名的“三吏三别”。“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到了百姓之中。到了晚年，诗人虽处江湖之远，其忧国伤时的情感更为强烈。他的《秋兴八首》就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情感。茫茫夜空，众星拱着北斗，身处夔州的诗人，每每仰望夜空，心飞长安。一句深情的“每依北斗望长安”，统领着组诗，沉郁顿挫，悲壮苍凉，字字句句，无不关注着国家命运，把诗人忠君爱国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丛菊两开”，引起他“感时”的不尽泪水，“孤舟一系”，是他那难以重归朝政的悲凉之心。“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表达了诗人对国家遭受不幸的无限悲伤。“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昔日如此辉煌，可惜盛世不再。“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瞿塘峡，曲江头，本遥遥相隔，诗人以“万里风烟”将夔州长安紧紧相连，身在异乡，心里却总是装着国都。组诗写长安，思长安，叹长安，婉转低徊，情之难尽，皆因诗人目睹国家破碎，而深愧自己不能有所作为。
　　 总之，“致君尧舜上”是诗人一生的抱负，忠君爱国、爱民忧民是诗人至死不渝的情怀，当我们认识到这样的杜甫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江南逢李龟年》，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说，诗中对于旧时歌舞升平的追思和怀念，以及对眼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慨叹，绝不仅仅是对他个人命运的悲悯，而更是饱含着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疾苦的深深忧虑，蕴涵着对大唐这个时代陨落的无限悲绪。
　　
　　 四、浓情淡表，欲说还休的深沉凝重
　　 这一部分，我们着重讨论一下该诗的主要表现手法。
　　 同样是遇见故人后的忆旧感怀，我们先来看看这两首诗：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和王维的《杂诗·其二》。旅居京华多年的王绩，在门前忽遇一位从故乡来的乡亲，他百感交集，诗人“羁心只欲问”，一口气问了一连串的问题。首先问起亲朋好友及他们的孩子；“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接着问到宗族的弟弟和侄儿，“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又接着问故园里的柳树、茅斋、竹子、梅树、院果、林花等等，“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诗人将关注的问题，无不周全地一一罗列，把牵挂故乡、关心亲人的心情刻划得细致入微。同样是遇见来自家乡的故友，而王维的《杂诗·其二》仅仅用了二十个字表现这一情景：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与王绩截然不同，诗人仅以一个问句开启全诗又立刻结束全诗，“请问，您来的时候，我家雕有花纹的窗户前，那一株腊梅花开了没有？”诗人并没有像王绩那样，问及父母，问及家人及孩子们，也没有提及族兄族弟，而单单只是问到了窗前的梅花，乍一看，诗人似乎不近人情。其实不然。我们若细思细品就不难发现，这恰恰是诗人见到家乡来人后，极力掩盖复杂的内心，化浓情为淡然的一种表述。羁旅中的王维，即便偶有家书来往，也是很难全面了解家里的真实境况的，此刻的诗人，太想知道家里的详情了。然而，眼前这位乡亲，会给他带来家里的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诗人心里一定是忐忑又恐惧的。一句“寒梅著花未”，这个无关紧要的问句，避实就虚，正是诗人内心不安的最好掩饰。此情此景，在诗人和乡亲乍然相见的这一瞬间，这样的问句，问得淡然，又问得绝妙，既是真实的，又是深沉的。显然，这样的浓情淡表，和王绩的诗比起来，更显含蓄蕴藉，更加耐人寻味。
　　 我们再回到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上来。同样是与故人重逢，“当时只道是寻常。”谁曾料到，曾时常进出皇宫，来去贵族门第，鼎鼎大名的乐工，而今却流落街头，与自己相遇在江南异乡，诗人的万千感慨，不言而喻。然而，诗篇仅仅用了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以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令诗作戛然而止。诗篇刚开头，却又立刻结了尾。此时此刻，诗人完全有理由与李龟年相拥而痛泣，诗篇也完全有理由，像《赠卫八处士》里描写的那样，道出“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的感慨，完全有理由，二人对饮，一杯一杯复一杯，“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也完全有理由，发出“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的哀叹。然而，饱经人生沧桑，历经世事巨变的两位暮年之人，他们双双心领神会，谁都不愿意将那潜藏在心底的无比辛酸唤起，此时的二人，相顾无言，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在这里，诗篇看似什么都没有说，其实是把要说的话全都道尽了。这样的欲言又止，让我们想起了辛弃疾的句子，“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正是情到浓处时，反将浓愁化为淡然的一种自我解脱。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江南逢李龟年》，同样表面形似轻淡，却淡里藏着浓烈，这样的表达，恰恰蕴含着更深的沉郁与凝重。
　　 最后，我们要特别强调，之所以说《江南逢李龟年》是一首压卷之作，还在于它具有很强的特定性，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物，特定的环境。它的诞生，具有诸多的唯一性。独一无二的唐朝由盛到衰，独一无二的两个自始至终的历史见证人，独一无二的异乡偶遇，再加最为重要的一条，独一无二的爱国诗人情怀，所有这些，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江南逢李龟年》，它所呈现的，是对一个时代的哀叹；同时，它又正是在那个时代才会得以铸成。所以，它注定是一首千古绝唱，它也一定会传唱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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