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月扬州行回来的第二天，大哥打电话给我，让我晚上七点半，到他家对面的小花园来，有要事商量。我当时挺纳闷的，问他什么事要晚上去？而且不是在家里说？他笑笑道，电话里不方便详谈，见面你就知道了。
　　 我满怀狐疑，但不敢怠慢，当晚7点前，就到达了他指定的地方。只稍等了片刻，就见大哥像一只龙虾一般弯着腰，提着一只白色的编织袋朝我走来，脸上全是汗。我忙迎了上去，玩笑道，大哥，你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啥事情非要出来谈？
　　 大哥叹息了一声，说，没办法，你嫂子脾气，你是了解的，有些事情不能让她知道，只能我们兄弟之间商量。
　　 我忙问，啥事情这么紧张？
　　 大哥没吱声，抹了脸上一把汗后，松开编织袋的口，从里露出一件东西，我定睛一瞧，诧异道，这不是阿爸的棉大衣吗？你拿它来干吗？
　　 大哥又叹息了一声，约你出来，就是想要将这件棉大衣，暂时放在你那里，你看行吗？
　　 我心想，约我出来，就为这事情？真有点小题大做。但想归想，我还是忍不住说，哥，怎么不行？当初我跟你要，你还舍不得。不过，我不明白，为啥现在想起来要放我这儿了？
　　 唉，没办法，我房子马上要重新装修，宝珍今天在家里整理东西时，无意中将这件棉大衣翻出来，又直接扔进了垃圾箱里，问都没问我一声。幸亏我发现得早，将它重新找了回来。大哥解释。
　　 我有些诧异，不解地问：家里地方又不小，放一件棉大衣又能碍她什么事了？
　　 她就是这么个怪人，喜欢扔不顺眼的东西。这件棉大衣，我算收藏到位了，但还是被她翻出来。大哥无奈地摊着双手。
　　 宝珍是我大嫂的名字，听大哥这么一解释，我彻底无语了。我能说什么好呢？大嫂向来就是个洁癖，整天在家，不是打扫卫生就是整理衣物，几十年如一日，家里弄得跟宾馆似的，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
　　 不过，这样也好，阿爸生前的棉大衣放在我家里，也了去了我的心事，省得常常惦记它。我回到家，将棉大衣的事情跟妻子一说，妻子忿然道，大嫂怎么这样？谁家里没有一件老人的遗物？留着也是一个念想呀！她不要我要。于是，妻子将这件棉大衣放在了衣柜里。
　　 晚上临睡前，我将这件棉大衣又拿了出来，放在灯下仔细端详。只见这件棉大衣早已褪色，原先的藏青色已变白，只剩下淡淡的一点颜色。棉大衣的领子撕裂过，有被重新缝补过的痕迹，袖口留有蜂窝状的小洞，胸襟处还有一些淡暗色的血迹。棉大衣穿长至膝盖，厚重得很。式样是两排钮扣，连着帽子缝有束带，左右两只带盖的大口袋，胸口左右还各开着一只插袋，式样在当年还是挺新颖的。但这件棉大衣，放到今天已经不能穿着，倒不是过时，却是棉大衣的内胆已经严重泛黄，棉花已经失去弹性，怪不得大嫂要将它扔掉。
　　 这件棉大衣，就像一位年迈的老人，毫无保留地坦露在我眼前，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它，抚摸着它，仿佛要从它身上寻找当年那段难忘的岁月。
　　
　　 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件棉大衣是阿爸1963年春节前，从外地带回家的，那年我才8岁。阿爸春节前因公出差，去东北长春一家机械厂修设备，由于很快排除了设备故障，厂方领导为了奖励阿爸，就送了他这件崭新的工作棉大衣。阿爸舍不得穿，怕弄坏了弄脏了，就请工人师傅用麻袋装着，抱在胸前，连夜乘火车，于小年夜晚返回上海。当我们兄弟妹妹5人，看见阿爸抱着这么大一个麻袋回来，都以为带了什么好吃的，非常兴奋。可一打开，发现居然是一件棉大衣，顿时很失望。这时候，母亲却高兴起来，拿着这件棉大衣，像捧着一件宝贝似的，笑得合不拢嘴，连连称赞阿爸，说阿爸总算替家里办了一件正事。
　　 母亲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阿爸因工作忙的原因，经常顾不了家。他往往是每月将工资交母亲就算完事，而母亲则要承担起抚养我们的全部责任，因此，母亲对阿爸多少有些怨言。而今晚，阿爸拿回来一件崭新棉大衣，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让母亲忘却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母亲之所以说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是因为家里缺被子，急需添加一条被子。当年，家里老小一共七口人，但棉被只有3条。晚上睡觉，父母盖一条，老大老二盖一条，其余老三老四和妹妹，合盖一条。幼年的时候还勉强凑合，随着我们日长夜大，三人合盖一条被子的问题，就慢慢凸现出来。尤其妹妹，睡觉不老实，爱蹬被子，常常弄得我和小哥也睡不好觉，为此母亲总想着要增添一条被子。然而，家里的棉票和布票严重短缺，做衣服都不够，哪来有多余的？所以，母亲只能把气撒在阿爸头上。阿爸今晚拿回来一件崭新的棉大衣，无疑是解决了大问题。当晚，母亲就将妹妹与我们分开睡，单独给她盖了一条毯子，再在毯子上加盖了这件厚重的棉大衣，就这样，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妹妹，度过了两个冬天，直到攒足棉票和布票，买回一条新棉被为此。
　　 棉被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每到冬季，阿爸还是会白天穿着它去上班，晚上回家会将它脱下，压在我和小哥的脚下，说是给我们焐脚。那时候，尽管棉被已经基本够盖，但整个冬季也只有一条被子，为了御寒，睡觉时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外衣，脱后盖在棉被上。自从有了这件棉大衣，我和小哥合盖的一条棉被暖和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半夜被冻醒。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我和小哥享受着阿爸给的这件棉大衣，大哥二哥感觉亏大了，因为他们没有享用过。于是，经常睡到半夜三更，大哥二哥，甚至连不缺被子的小妹，都偷偷来抢棉大衣。弄得兄弟和妹妹常常为争夺一件棉大衣，吵闹不休。到后来，阿爸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定了一条规定，兄弟四人每晚轮流使用棉大衣，妹妹不得使用。这样一来，才算和平解决问题。直到现在，每逢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只要提起小时候半夜抢棉大衣的事情，大家都会笑个不停，笑后又感慨不已。
　　
　　 三
　　 前面所叙这件棉大衣的胸襟上，留有淡淡的血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1968年冬天说起。因工作需要，阿爸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改行做起了政工工作，1965年又被上级任命为单位的党委副书记。就是因为这工作角色的转变，让阿爸在文革中蒙受了很多不白之冤。
　　 1967年春节后，阿爸被公司文革领导小组革职，并下放监督劳动，每天拿着扫帚扫厂区垃圾。如果就这样拿着扫帚扫垃圾，倒也罢了，可现实没那么简单。根据厂里造反派的规定，阿爸还得每天上午到造反派领导小组那里作早请示，傍晚下班还得去作晚汇报，认真检查自己一天的行为。每周还要写一份思想小结，深挖自己思想里的毒瘤。于是，阿爸整天疲于奔命，弄得全家也不得安宁。尽管这样，阿爸还没遭受皮肉之苦。最遭罪的是从1967年冬季开始，公司文革领导小组，突然将包括阿爸在内的，原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等人，统统关押在一所小学教室里，隔离审查。审查什么呢？我母亲实在弄不明白。历史上，阿爸和母亲一样，都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到最后才弄明白，阿爸问题出在和原党委班子那些人，同属“保皇派”，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项罪名不轻，直接把我阿爸等人隔离审查。审查理应归司法部门，可那时候，都是造反派说了算。从关押审查的这天起，阿爸就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时常拉出去，戴上高帽子，胸前挂着块牌子，在厂区和外面到处游街。不游街的时候就审讯，而审讯的手段很野蛮，掴耳光、勒脖子、拳打脚踢，逼你承认这些不实罪名。阿爸就是在这时候遭罪的，他所穿的这件棉大衣，胸襟前洒了许多从鼻子嘴唇流出来的血。然而，为了遮人耳目，那些审讯的人，逼迫我阿爸用舌头去舔棉大衣上的血，舔干净了才能休息。阿爸只能听从，拼命用舌头去舔，用唾液去化开那些血迹，直到这些人认可了才罢休。
　　 阿爸遭迫害的事，母亲一直蒙在鼓里，只知道厂里人告诉她，他因工作忙，要一直住在厂里。直到1968年春节前夕，出于人道，有关方面总算允许家属去探望，母亲才知道阿爸被隔离审查的事。母亲诧异隔离审查，棉大衣上怎么会有淡淡的血迹？阿爸不敢说实情，只能编个谎言搪塞过去。1968年的5月，隔离审查结束，阿爸随同一批人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所有的物品不能带去，因此，阿爸只能将棉大衣等物品，一并交给前来送别的母亲，母亲才知道棉大衣上的血迹真相。阿爸告诉母亲，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每天都要被审讯人员掴耳光，棉大衣胸襟前的血迹，就是这样形成的。
　　
　　 四
　　 1969年春节过后，上海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作为劳改犯的家属，我大哥二哥自然逃避不了。街道办发来通知，让我大哥和二哥在大兴安岭，和江西余江之间作出选择，三月初必须去插队落户。说是选择，等于是勒令。阿爸身在农场没办法回来，母亲只能和哥俩商量，在两地之间，最终选择了去江西余江，因为江西比大兴安岭近多了，还属于南方，冬天应该不会太冷。江西余江县，也曾经是国内吸血虫病发病的重灾区，五六十年代，在各级政府的治理下，吸血虫病逐步被消灭，毛主席曾经为此写下了著名的诗词《七律•送瘟神》，所以哥俩也动了心。余江定下来后，第二天一大早，街道知青办，就拿来了上山下乡的光荣榜，以及迁户口的通知书。我记得当年3月5日下午，大哥二哥就乘上了去江西余江的火车，哥俩随身各带一个旅行包。大哥身上披着的就是阿爸的棉大衣，而二哥披着的是一件新买的棉袄。本来，二哥是想要这件棉大衣的，因为棉大衣毕竟要比棉袄暖和些，可他看见棉大衣上有血迹，成色也不好，于是就让母亲买了新棉袄。
　　 哥俩去江西余江插队落户后，每隔两年才能回沪探亲。第一次探亲是春节前的小年夜，他俩各提着一条大青鱼，和当地一些土特产回来，把母亲乐得都合不拢嘴。第二次探亲是春节除夕到家，其他携带的东西基本没变，就是母亲发现哥俩身上穿的衣服，有些不对劲。大哥穿的那件棉大衣，领子有些歪斜，好像修补过，而二哥身上穿的棉袄，似乎不是原先买的，是只有农村人穿的那种黑色的老款，而且非常土旧。在母亲的追问下，大哥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去江西余江插队的第二年，二哥染上了酒瘾，他染上酒瘾主要跟周围环境有关。当地农民都喜欢喝自制的土酒，加上冬天农活少，闲着没事的时候，知青点的一些知青，常常结伴去当地人家找乐子，其中就有我二哥。他们发现农家的土酒不错，就经常买点回来喝，这时间一久，二哥就离不开酒了，千方百计都要想办法弄点酒喝。到最后没钱买酒，二哥就打起了自己穿的那件棉袄的主意，因为当地有些农民，很喜欢上海的棉袄款式，他就以3块钱的价格卖了出去。接着，没多少日子，他又偷偷拿了大哥的那件棉大衣，以4块钱的价格，抵了所欠人家的酒钱。大哥对这事一直不知情，因为那时候还没到穿棉衣的季节。直到12月份，他才发现阿爸的那件棉大衣不见了。在他一次次的追问下，二哥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为这件棉大衣，哥俩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棉大衣的领子，就是在那次冲突中撕坏的。后来，还是在知青点班长的调解下，最终大哥以原价，从当地人那里拿回了棉大衣。尽管大哥因棉大衣事情弄得很不开心，好些日子哥俩都没说话，但当看见二哥冬季没了棉袄，冻得像个猴似的，他还是想方设法，从当地人那儿买了件旧棉袄给他。
　　 1979年5月，哥俩按政策返沪，结束了10年的上山下乡历程。二哥用旅行袋装回好几瓶当地的白酒，大哥却什么都没带，只带回来阿爸的这件棉大衣。当母亲打开旅行袋，看见棉大衣，不由得老泪纵横，喉咙一直哽咽着。
　　 阿爸当天还在单位上班，晚上回来，看见棉大衣很是吃惊。他没想到都16年了，大哥依然穿着那件棉大衣，并且将它带回家，百感交集，不住地擦着眼泪，他紧紧地拥抱着大哥，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大哥回来之后，将棉大衣归还给了阿爸，阿爸每到冬天，就将它当作小被子压在脚下，一直到他因病去世。
　　 阿爸病故后，母亲根据老家习俗，欲将这件棉大衣烧给天上的阿爸，却被大哥夺了下来。大哥说，烧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件棉大衣不能烧，我要留着纪念。于是，大哥将这件棉大衣带回了自己的家，一直收藏至今。
　　 如今，这件棉大衣在我橱柜里收藏着，我不知道大哥是否会将它拿回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兄弟姐妹对父母的感情是永恒不变的，无论在谁家放着，都不会丢弃了它，因为看见这件棉大衣，就仿佛看见了阿爸，永远忘不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