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在原济南军区工兵八团当新闻干事，经常和三名战士业余报道骨干在一起写稿子，被大家戏称为“四大金刚”。
　　 我们“四大金刚”在一起写稿时，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为找一个济南市的小妮而奋斗！
　　 当然，这个口号只能在心里想想和背后说说，不可广而告之。革命战士嘛，应有远大的理想、目标和追求，为实现“四化”做贡献，哪能为找一个济南市的小妮而奋斗呢，庸俗，低级。不过，尽管庸俗和低级，可实话实说，这句话还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它就像当年抗美援朝时“保家卫国”的口号一样，把国家利益、部队建设与个人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反正，战士是不能在驻地谈恋爱、找对象的；你要想找一个济南市的小妮，你就必须提干；而要想提干，你就得好好写稿子，把工作干好。把稿子写好，工作和个人目标都实现了。所以，大家都拼命地写，没谁把写稿当任务，而是当作自己的事情，别说领导督促，就是不督促也写。我已经是干部了，并且官至副连，可以找个济南市的小妮了，于是找对象的事情便提上了日程。
　　 第一个给我当红娘的是我的老师和前任新闻干事王凤胜夫妇。王干事转业到省文联工作后，接触地方一些人；他妻子王景科是山东师范大学的老师，接触的地方人员更多一些。二人发现地方上有不错的女孩时，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我。
　　 见面是在王干事家里进行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约1.6米的个头，椭圆脸，大眼睛，不胖不瘦；年龄也合适，比我小两岁；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她是他们单位的团总支书记，在政治上过硬。从心里讲，我是完全同意的；而对方呢，对我似乎也比较满意。按理说，应该能够成功的。没想到的是，写稿子需要经验，谈恋爱也需要经验。我哪有什么经验。别说经验，连起码的心理素质都没有。从当兵第一天起，我从来都是按要求无事不外出，有事请销假，不敢多看女同志一眼，尤其是对年轻的女性，绝不敢仰着傻脸、瞪着傻眼、张着傻嘴、傻看起来没完。第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女青年，而且是在真真切切地谈恋爱、拉对象，我那个狼狈相哟，简直称得上弱智、低能。在着装上，穿的是部队发的白棉布衬衣、绿军裤和老头鞋，这倒是不要紧，随身衣服嘛，人家并不计较这些。让人不能容忍的是，衬衣的领子一个星期没洗了，黑乎乎的看不见布丝；一双老头鞋的前面各烂了一个洞，两个大拇脚趾头在里面就像没成熟的马蜂，探头探脑的；在举止上，双手和双脚不知道往哪里放，只是不停地相互搓揉；平时开会发言，面对全连百十号人甚至面对全团上千人，全是脱稿发言，绝对不会停顿一个字，此时不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浑身冒汗、打哆嗦。特别是当王干事夫妇二人借故离开，屋里只剩下我们二人时，我简直是魂不附体。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人家问一句什么，我回答一句什么，不问就不答。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还故意站起来，双手掐腰，面向窗外，呈大人物的样子。你一个农村小子，论模样，你厚眼皮，小眼睛，门牙还有点往外呲；论地位，你刚成为城市人，人家一出生就是济南市的小妮了；论收入，你也不比人家多拿几块钱，你还装什么装！果然，第二天，王干事转达对方对我的观后感和总体结论：她同意，可她家里人不同意。
　　 以后，王干事还有其他领导陆陆续续给我介绍了一些，正儿八经见面的差不多有一个班，但基本上都是以人家不同意而告终。他奶奶的，我就不信，找对象难道比写稿见报还难！你一不同意，我二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就不缺乏自信。这天，我们四大金刚正在为一篇稿子而绞尽脑汁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济南军区司令部直政部宣传处王云良干事打来的。他负责包括我团在内的全军区直属队的新闻报道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些重要稿件都是先送他过目，然后才寄给报社和电台。每年各单位的新闻报道工作情况和见报数量，都是他统计和起草通报的。有时报社找他约稿，他忙不过来时便把任务交给我。他来电话，我绝对不敢怠慢。
　　 “首长好，又有什么重大报道任务？”我说。
　　 “哈哈，小董啊小董，除了写稿子，你还会别的什么不！个人问题怎么样了，谈没谈对象？”
　　 “没有。见了几个，都是人家先不同意后我再不同意。”
　　 “哈哈，”王云良干事笑得更加爽朗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愿不愿意见个面？”
　　 “愿意。”
　　 “那好，明天下午两点到我家。”
　　 对于王云良，我得打破本文的思想内容和通篇的逻辑性多说几句。他不但是我的顶头上司、领导和专业老师，在政治进步上还帮了我的大忙。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刻说关键性的话，我就不可能顺利提干，至少得耽误一段时间。
　　 那是团里决定提我当排长并查体合格之后，最后一关是报直政部备案。那时的我，绝对像“文革”时期的四类分子一样，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生怕有人告刁状。这是因为，此时“文革”刚刚结束，“左”的思潮还严重地存在着，“八分钱，管半年”、“一封信，倒你运”的现象比较突出。一旦发现告状信，不管所告的内容是否属实，先把要做的事情停下来再说，等到最终查实纯属诬告时，但时机已经错过，要做的事情便做不成了。我有好几个战友，就是因为诬告信，本应该提干而没有提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哪敢胀饱、翘尾巴，连工作都不敢表现得太积极，生怕得罪人或有人羡慕嫉妒恨，给奏上一本，葬送了我的大好前程。可是，在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自己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这天上午一上课，连部通信员下通知，叫各班班长或负责人到连部开会，讨论给一个老兵的处分问题。原来，1978年的老兵退伍工作安排得比较晚，推迟到了1979年初，进行，正好与动员部分战士到前线参战同时展开。有一个老兵在确定他退伍后，感到可没人管自己了，可不用纪律约束了，想骂谁骂谁，想打谁打谁。你打骂别人也就罢了，反正你要退伍了，没谁跟你一般见识，可他竟然对一个即将参战的同志动起了手，把这个同志打得喔喔直哭。我们班班长、副班长都执行任务去了，排长指定我临时负责全班的工作，我便去参加这个会。当时我想，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把参战的战友当亲人送行，你却对他们施之以拳脚，是可忍孰不可忍，处分！别说我，各班班长恐怕都会这样去想的。可是会议开始后，意见竟然不一致，有相当一部分班长不主张对这个老兵进行处分。原来，在对这个老兵是否处分的问题上，连队干部之间意见有分歧。有的主张必须给予处分，有的感到他这就退伍走了，批评两句算了，不主张处分。还由于这个老兵所在班的班长不同意给这个老兵处分，如果主张处分，就得罪了这位班长。有的同志怕得罪人，会议也就出现了两种声音。简直是岂有此理！事情得有个起码的是非曲直吧，我们不是经常讲要主持正义吗，怎么在最需要主持正义的时候不主持正义了呢？在原则问题上有时候可以做点妥协，但不能不讲良心，毫无底线。自己的兵自己没管好，还不许别人帮助管一管？该我发言了，我毫不含糊、慷慨激昂地说道：
　　 “打人本来就是错误的，打参战的同志更是错上加错。我们班的意见是：‘警告’，‘严重警告’都太轻，至少应‘记过’一次！”
　　 别人发言时，都情不自禁地看看那位班长的脸，我看也不看。事后有人告诉我，那个班长扬言要告你，你要小心点。我说，他愿意告就让他去告吧，我就是豁上不提干，也得主持正义，不能违背良心。事后，我不能确定是那位班长告的我，但告状信确实出现了。
　　 那天，我和班里的同志一起正在保养车辆，连部通信员告诉我马上到团政治处找王凤胜干事一趟。我急忙赶到政治处，王干事拿出前不久的一张《前卫报》递给我说，有人向报社写信说你写的这篇稿子是假的，报社要求查实，你把有关情况写一写，对上好有个交代。
　　 我接过报纸一看，是我写的一篇反映我们连搞好战备教育的动态消息。这篇稿子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1979年初，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上级从我们团抽调200名战士充实到前线部队参战，我们连分得了6个名额。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连里进行了战备动员教育。先是由连长、指导员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讲惩罚越南小霸的必要性，然后是参战代表发言，最后是以班为单位进行讨论。我想，这个活动很好，应该及时报道出去。但如果原原本本地写，照搬照抄，把实际工作复述一遍，肯定不行。因为全军所有连队都是这样搞的，不新鲜，必须选一个好的角度。为此，我进行了认真观察和了解，看到连里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四班战士杨日孔在班里座谈讨论时讲到，当年日本鬼对他们村进行扫荡时，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光他们家就有两位亲人被杀害。如果越南小霸的阴谋得逞，我们就会像当年的亲人那样惨遭蹂躏。指导员发现四班组织讨论得好，就在全连进行了宣扬，称用诉苦会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不错，激发了大家对敌人的仇恨，号召全连向四班学习。各班照此办理后，全连要求参战的情绪进一步高涨。根据这些情况，我提笔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55454部队舟桥连用开诉苦会的办法进行战备教育”。由于角度新颖，发出之后，《前卫报》在一版位置很快就给采用了。可以说，这篇稿子是完全真实的，一点假东西也没有。如果连里没有进行战备教育，或者说虽然进行教育了杨日孔同志没有这样发言，或者说虽然这样发言了连里没有推广，再或者说虽然推广了其他班没有这样做，那么这篇稿子是假的；问题是四班这样做了，指导员推广了，推广后全连效法了，效法后效果确实很好，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非要纯自然地叙述，一动员、二座谈、三总结，才是真的？可见，写告状信的这个人咱先不说他的动机、目的和出发点如何，至少说明他不懂新闻报道。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人反映，就得做出回答。按照王凤胜干事的要求，我把上述情况写了写，然后叫连长、指导员过目；连长、指导员签字后交给了王凤胜干事；王凤胜干事找领导签字盖章后交给了王云良。据说王云良干事是这样做工作的：
　　 “听说你们要通报董攀山？”他连我写的那个说明拿也没拿，直接到《前卫报》社找到了有关领导。
　　 “如果那篇稿子是假的，我们就要通。”报社领导说。
　　 “稿子是真是假先不说，我只说明一个情况：他们团要提他了，现在报告已经打到了我们那里，你们要是不怕坏良心，就通吧！”
　　 《前卫报》属于军区政治部，我们属于军区司令部，司令部的人员司令部也就是王云良干事这里不同意通报批评，《前卫报》是不便通报的。就这样，此事不了了之，对我提干的事一点儿也没有产生负面影响。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对人讲，我之所以能够提干，是因为摊上了好的直接领导，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不像后来那样到处买官卖官。这好的政治生态的营造，也有王云良干事的一份功劳啊！眼下，王云良干事又在生活上关心我，我自然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按时赴约。汲取以往的教训，我适当注意了一下外表：穿上了军装；没穿老头鞋，换上了皮鞋。趁对方还没来，王云良干事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说是这个女孩在济南市服装二厂工作，不是在车间，是在科室上班；不是夜班，是长白班。这一点很重要，不然将来结婚后照顾家庭是个问题。他还就见面时如何说话，离开时如何打招呼等细节问题，对我进行必要的教练。那表情，那动作，像抓工作一样严肃认真。
　　 说话间，有人敲门，估计是女方来了。王云良把门打开，一看，来了两个女的。进门落座后，王云良指着其中一位个头相对较矮的对我说，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小余，那位是陪同她来的；然后又指着我说，这位是小董，八团的新闻干事。待我们两个相互点头微笑示意后，他把双方重点是把我夸奖了一番，说我如何实在，能干。最后说，今天算是见个面，你们愿不愿意谈下去，回去以后考虑考虑，尽快给我回个话。
　　 王云良在作介绍时，我注意观察了对方一下，除了个头矮一点外，别的都还不错。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但究竟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待对方走后，王云良问我说，怎么样，你同意不同意？我连说两个同意。王云良哈哈大笑，说哪有你这么实在的，就是同意，也不能这么痛快，要说回去考虑考虑。我说，我要是不同意，也会当场说不同意的。你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干啥事都要痛快一些嘛，写报道、干工作是这样，谈恋爱、拉对象也不能黏黏糊糊的。
　　 第一次正式交谈是在八一广场进行的，就是现在的八一立交桥东北部和八一礼堂那个位置。那时的八一广场可真是个大广场，上面没有一点建筑物，就是一大块裸露的土地，连树木也没有几棵。在广场东南角的一棵老杨树下，我们见面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由于是夏天，都快晚上八点了，天还是很明亮。我看了看周围没有熟人，就抖着胆子在人家对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