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位自以为是自己“家里人”的女同学那生产队吃了闭门羹之后，我就落户到了瓦窑前生产队。
　　 在瓦窑前生产队队下放的，是原来我们班的五个同学，由于文化大革命两年来的派性斗争，他们五个人彼此之间也是人心隔肚皮，互相之间很不团结。我是“逍遥派”，原先在班上就一直就是受歧视，受排挤的对象，跟他们更格格不入，加上“兵败滑铁卢”之后的沮丧心情，我就很少呆在队里，经常到其他班同学下放的生产队去玩。
　　 那时，家里还没有下放，城里的“革命”运动还如火如荼，家里是被冲击的对象。母亲写信来说，已经多次向搬运队和居委会提交了要求下放的报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自己很为家里的命运担忧，就想回家去看看。
　　 刚开始那阵，对下放知青的管理还是很严格的，离开公社要请假，回家买车票要凭公社开的证明。我们刚下来不久，请假没有理由，证明更是开不到，怎么回家呢？
　　 以前在学校，规定每天早上五点就要到体育场集中锻炼。我就练了五年的长跑，平时每天早上跑三千米，到了星期天就跑一万米，身体还是非常棒的。不能买车票，我就动了徒步回家的念头。那时我们这批学生下放，个个都是第一次远离家里，加上生活条件艰苦，大家都想家，要找个把陪练的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一次，我和另外一个班的叫刘德峰的同学搞了一次返乡演练。
　　 那天上午在石城街上赶集，我碰上了他，平时大家在一起玩过，关系还比较好。那天两个人在集市上玩了一会，我就问他：“你想不想回赣州？”
　　 他说：“谁不想啊？可是没证明买车票，怎么回呀？”
　　 我说：“走路呗，你敢不敢啊？”
　　 他也来劲了：“你敢我就敢！”一拍即合。
　　 有了陪练，说干就干，事不宜迟。我们在店里买了六个馒头，把外面穿的长衣长裤全脱了，装在自己带的军用挎包（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都流行背军用挎包）里，每人只穿一条短裤，背个挎包就上路了。
　　 离开石城县城是上午十点半钟左右，我们商定每走二十里路，就停下来歇息一会再走。走到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离石城近四十里路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就找到路边的一条小溪，坐在溪边，就着溪水，三下五除二地把这六个馒头消灭了。
　　 到瑞金还剩下一百多里路呢，任重而道远，我们不敢多休息，吃完馒头又接着上路了。我们还是按照原来商定的办法走，脚步一直没有停，但时间久了肚子却唱起了高调。那时的商品经济也不像现在那么发达，沿路一家餐馆也没有。责怪自己失算，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我们只好分工合作，一个人放哨，另一个人就溜到路边农民地里刨几个番薯，掰几根甘蔗一路解渴充饥。
　　 等我们两人走到了瑞金县城，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了，一百六十二里路走了整整十六个小时！
　　 月色溶溶，天上的星星眨着朦胧的眼睛，整个瑞金县城沉睡在如水的月光之中。我们来到车站，看到车站停车场内有几辆大卡车静卧在那里，我们就偷偷地爬上了其中的一辆。爬上去一看是装粮的车，我们便悄悄地合作，把靠驾驶室的几麻包粮食抬到了前面，空出了一个战壕般的空位，迫不及待地躺了下去。因为太困太累，不一会儿我们就睡着了，睡得像两头疲惫不堪的野猪。
　　 待我们被摇醒的时候，太阳像个发亮水晶球般已经被抛到半空中。白花花的太阳光从车蓬的缝隙钻进来，刺得眼睛生痛。
　　 车子在并不平坦的路上颠簸摇晃着，我们就无声无息地车后爬去，仔细观察，辨认地理位置。
　　 乌拉！车已快到赣县，离家也就不到十公里了！我们欣喜欲狂，要知道这趟便车可省了我们一百三十多公里路的跋涉之苦啊！我们简直想放声歌唱，但又怕惊动司机，只好把巨大的喜悦暂时压在心里。
　　 在欣喜的同时，我们又拍着胸口暗自庆幸：好在我们是爬对了车。要是爬错了，车子一开这么久，我们又睡熟了，南辕北辙，到了福建或是回到了石城，哪可怎么得了？真是好险好险啊！
　　 卡车到了赣州，停在了一个大仓库门口。我们正想悄悄地溜下车去，司机走了过来，操着赣州话大声喝道：“你们这两个家伙还不给我下来？你们以为我没看见你们呀？”
　　 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完了，原来人家早就发现我们了。我们像两个被人现场逮住的小偷，红着脸爬下卡车。一个劲地给人家道谢。那司机说：“谢什么呀？不是看我弟弟也在下放，我才懒得带你们呢！快回家去吧。”
　　 我们再一次给他道了谢，一溜烟跑回家去。
　　 下放后第二次回家，是在距上次返赣两个月之后。接到母亲的来信，说从居委会内部的人透露，家里可能这几天就要下放了，至于下放到什么地方去还不知道。我一看信的邮戳，是四天以前寄出的。父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两个弟妹又小，家里有没有下放？下放到哪儿去？作为一个长子，我不能不关心啊！我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我一定要马上回家去看看。
　　 我约了别班的一个同学叫童国浩的，由于平时我经常去他们下放的生产队玩，一来二去，大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那天一跟他说，他就同意了，实际上当时已经有很多同学早就跑回家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来到石城县城。由于时间急，我这次就不想徒步走回去。没有证明买不到车票怎么办？我就决定爬车。
　　 中午，在石城县的饮食店，我们一个人吃了一盘炒粉干，喝了点水，就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
　　 我们来到石城县的那个丁字路口蹲了下来，守住往赣州方向开的货车。汽车在路窄人多的县城拐弯，肯定是要减速的，我们就趁它减速的当口爬上去，这是我的主意。
　　 我们守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一辆解放牌摇摇晃晃地开过来了。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它一拐弯，我便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下就爬上去了。因为我在学校练了多年的体操，身段还是比较敏捷的。而童国浩的身子比我高出一个头，身体看起来很强壮，但略显笨拙，爬得手忙脚乱，最后还是我把他拉上了车爬上去一看，又是一部运粮的车。想起上次我回赣州的经历，我想这“粮”“良”谐音，粮食嘛，总能给我带来好运。
　　 我们两个坐在装满粮食的麻袋上，看着路边快速退后的农田、村舍，心里好不得意。
　　 车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停了下来。我们估计是司机要加水或是撒尿，怕他看见我们，就马上蜷缩到里面去。却听得车下一声大喝：“你们以为我没看见你们爬车是吗？快点给我滚下来！”
　　 我们两个乖乖地“滚”下了车。我一看那司机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长得五大三粗的，估计我们两个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我就极尽讨好陷媚之能事，一个劲给他说好话，还说我们家里多么多么困难，我们又是多么多么可怜。可这家伙不为所动，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发动车子就绝尘而去了。
　　 丢下我们两个人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落店的，只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就给童国浩分析起来，估计到这里离石城县已有十来里路，好马不吃回头草，往回走是没半点意思，还不如就往前走。我还用我上次徒步到瑞金的成功经验来鼓励他，他也就同意了。
　　 由于这次我们是准备爬车回去的，所以连一个馒头也没买，那就只有借鉴上次的经验，用偷来的番薯和甘蔗充饥。
　　 走了几十里路，太阳快要落山了，天也渐渐凉爽了起来。突然，童国浩叫了我一声：“你看，这是什么？”我看到他从路上捡起了一个比巴掌小一点的旧蓝布包。
　　 我们打开裹着的几层布片，里面竟是三十元钱和一丈八布票！我前后看看，长长的公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怕掉了包的人会回头来找，就叫他赶快藏起来。但当时我们为了便于赶路，每人只穿了一条短裤，背了一个挎包，身上一个口袋也没有，我想了想，就叫童国浩把钱和布票塞到球鞋底下。
　　 继续走了几十里路，天已经全黑了，估计没有人会来了，我怕走路把钱和布票踩溶烂了，就叫他把钱和布票取出来，放到挎包里去。
　　 天边露出鱼肚色，月光渐渐被曙光取代，我们走到了离瑞金大约有三十里的地方。这时童国浩嘴上冒出了白沫，步子也迈得越来越艰难了。我估计他一方面是平时缺乏那种极限锻炼，二方面是十几个小时没有进一粒主食。怎么办呢？我就叫他躺到路中间拦车，看能不能搭个便车到瑞金去。
　　 不一会儿，一辆拖拉机机冒着黑烟，“突突突”地开了过来，看见路上躺着一个人，就刹车停了下来。我走过去跟拖拉机司机交涉，我说：“我们是赣州的下放知青，这位同学突然生了疾病，请你帮个忙，送他到瑞金去，好吗？”那位司机听我说了半天，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说：“那你们上后面拖斗吧！”
　　 我赶紧到前面扶起童国浩，慢慢地往后面的拖斗走去。还没走到后面拖斗边，那拖拉机一溜烟就开走了，气得我对着拖拉机的背影“呸”了好几口。
　　 一看没办法了，童国浩就从挎包里拿出了那路上捡来的三十元和一丈八布票，颤颤巍巍地交到了我手里，有气无力地说：“你一个人先走吧，到了瑞金，再买点吃的给我送来，好吗？”那样子就像是红军伤病员对大部队难舍的告别。
　　 我一个人走到瑞金县城，找到路边一个小餐馆坐下来，吃了一碗热面，还有五个大包子。长途跋涉的人不停下来，脚就像机械一样，没了疲劳的感觉。可一停下来，浑身就像散了架，再也不想动了。吃完东西，我休息了好一会，正准备买好食物去接童国浩的时候，远远见他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走来了，我马上走过去扶他到店里吃了东西。
　　 中午，我们仗着有那捡来的横财，像两个大富翁，在瑞金的一家大餐馆炒了一大盆蛋炒饭，还要了一个猪肝汤，美美地享用了一番。
　　 下午，我们在瑞金找了一家小旅馆，开了一个房间想好好睡个觉。可是隔壁不知住了哪儿来的一对年轻男女，不停地在那儿亲热，弄得床板“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旅馆房间与房间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一点声音都能听到。我们那时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哪听过这种动静？人家亲热，却弄得我们两个面红耳赤，浑身焦躁，翻来覆去，没点睡意了。
　　 后来，我们是托旅店的一位服务员给我们买了两张车票（当然也是从拾得的钱里列支了），我们坐车回到了赣州。
　　 回到赣州，我们找到先行回家的十几个插友，请他们吃了顿饭，给他们讲了我们这次回赣的奇遇，令他们钦羡不已。我们还利用剩下的钱和布票，给包括我们在内的十五个插友，每人买了一件新的白背心，还买了十五张舞剧《白毛女》的戏票，五毛钱一张，全是特坐的那天晚上，我们十五个人穿着清一色的白背心，坐在赣南剧院第一排看《白毛女》。这成了剧院的一大奇观，不但是令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奇，连演员一出场看到这情景，也不由得愣了好几回呢。
　　 我回到赣州的时候，家里已经被“押送”下放去了。我在同学家里住了两天，就匆匆赶到家里下放的宁都县去看父母和弟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