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松江的第一站，瞻仰“云间第一楼”。
　　 松江古称华亭，别名云间。一般来说，这“第一”什么都是对人物、景物的美誉，当另有正名。“云间第一”居然成为名字，肯定有出处的。
　　 隔着马路望见一座气势逼人的城楼样建筑，台形座基上面建有两层古色古香的翘角楼宇。基座是清水砖墙，中有券门甬道，似城门、门楣、门柱、大门一体，均为红漆。大门向内打开，正面凸显整齐的金色门钉，大名“浮沤钉”。门钉兼有御敌与装饰功能，为森严的大门增添威武之感。皇家建筑为九九格式，而这里是七排，每排七个。估计这么重的大门是不关的，紧挨过道内墙还有一道不锈钢伸缩门，里面有旗杆、教学楼，是“松江二中”，校牌挂在外城墙，竖书就这四个字，应该有全称的。哪个地方，哪所中学有这么气派的校门？不错，“松江二中创建于光绪30年（1904年），名副其实的“古城名校”。学校大门即楼基残墙，或者说楼基就是学校的一部分。
　　 上城楼的台阶在内墙。浦兄隔着伸缩门与门卫沟通，知道我们来意后，居然网开一面放我们进去。
　　 城楼两侧都有台阶，台阶边各立一块碑。东边“云间第一楼”石碑，1985年7月18日由松江县政府立，示该楼被列为松江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西边立“重修云间第一楼记”石碑，字迹已然模糊。
　　 碑文载，此楼原为松江府署谯楼，即瞭望楼，也就是门楼。据康熙《松江府志》卷十八“官署志”记载：“元初立府，即县为治。越十六年甲午，知府强之翰撤而新之。大德癸丑嗣政周维惠迁谯楼于外。”府署于元贞元年（1295年）建成，门外有谯楼。元至正六年（1346年）遭火灾，九年（1349年）重建。楼四楹，高约20米许。明末，谯楼毁于兵燹，清顺治年初又重建，在旧基上，重建三层鼓楼。20世纪30年代初，县长金庆章募款重修此楼，立横额“云间第一楼”，又竖“重修云间第一楼记”石碑。旧时松江城内房屋以两层居多，而鼓楼高达16米，堪称松江城中第一高楼，故称之为“云间第一楼”。该楼抗战期间遭日军破坏，仅存残架，后又毁于1951年台风，仅剩楼的残砖碎瓦和台基。在20世纪末，重新仿造新楼。
　　 又据上海金山学者蒋志明教授考证，1344年，一场大火，把元朝华亭县东西“十里长街”（今中山路）全烧了！明代再建松江府城，城墙于民国拆了，今“第一楼”乃老楼移建。时间稍有出入，但有一点相同，现在的“第一楼”不能谓之“真货”了。
　　 踩着青砖台阶薄薄的青苔，小心翼翼上去。基台很宽敞，门楼建筑全部用柱子撑起，采用我国传统的双重檐歇山顶式，楼面阔五间，进深也大，颇为壮观。翘角飞逸，古色古香的宋代风格，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楼阁式建筑相仿——元代没有建筑风格，依然延续宋代。
　　 登楼南望，不远处便是松江方塔，与常熟方塔很相似，同为四面九层，大出檐，砖木结构。目测这座更瘦小些，估计为同时代作品。后经查证，这座建于北宋熙宁至元佑年间，比始建于南宋建炎年间的常熟方塔早了近百年。值得玩味的是，这里同样建有“方塔公园”，为古建筑与古文物云集之地，当然，也是昔时文人云集之地。
　　 黄公望生活的时代，尚未“云间第一楼”之说。追溯黄公望踪迹，只能说，他是否登过那时候的谯楼？是否登过方塔？
　　 公元1313年，黄公望受张闾案牵连，被捕入狱，押解京城。他被关押的第二年，即延佑元年，元仁宗皇帝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主政，恢复科举。但黄公望错过了，这是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何况读卷官之一是赵孟頫。黄公望狱中获得一个好消息，好友杨载考取进士。黄公望沮丧之余，为好友高兴。杨载是杭州人，比黄公望小2岁，才华横溢，两人相交甚密。杨载曾写五言古风《再用韵赠黄子久》，其中有四句赞黄公望“能诗齐杜甫，分道逼庄周。达饮千钟酒，高登百尺楼。”杨载相信黄公望是无辜的，写信（诗歌）鼓励他，并为他奔走求助。
　　 黄公望被关不到两年，有关部门弄清事实，主犯是张闾，黄公望不过遵上司之命具体执行者。而作为幕僚不能说没一点关系，没实罪但也有过失，随后被释。
　　 黄公望对仕途尚存幻想，首先想到投奔杨载。当时，杨载在浮梁州（江西浮梁县）同知，不过七品芝麻官。他能力有限，修书一封推荐给好友时任松江知府的汪从善。汪对黄客客气气，安排住下款待，但一直推诿没有帮忙。知府属四品官，算得上权倾一方的人物，何况在江南富庶之地，安排个把人举手之劳。实际上，他也有难言之隐，因为黄公望有过前科，至少被拘役过，疑人不用么。
　　 显然，“松江二中”的位置便是当年的松江府衙，汪从善就在这办公。汪从善好吃好喝招待黄公望，闲暇时光，切磋诗文书画，带他这里那里转转，想必也登过那座谯楼。
　　 谁知黄公望此时内心的苦楚？杨载与汪从善可能理解，安慰与关心让万念俱灰的黄公望获得许些温暖，但无法从根本上修复伤痛。一个人疗伤，有多种办法，对于身怀多种绝技的黄公望，最好的良药，是宗教和艺术。他无颜回家，遂留在松江，暂居柳家巷陆姓祖业客舍。黄公望加入了道教五个教派之一的全真教，并坐在街头，挂着布幌子，给人算卦占卜。算卦占卜也属于道教，不要以为摆摊算卦有失身份，当时道教地位很高，高于儒生，而且无需纳徭役。靠着这份工作，他聊以糊口度日。黄公望自此决绝仕途，一方面研究道教，一方面研究艺术。天历二年（1329年），61岁的黄公望与倪瓒正式拜名师金月岩为师，到圣井山修道，取号大痴道人。行李中除了道教的书，还有笔墨纸砚。此乃后话。
　　 汪从善未能帮上黄公望，然并不影响两人交往，谈诗论画，互访不断。巧的是，黄公望在此再次遇到赵孟頫。黄公望与赵孟頫的初识，当在大德初年（1300年），西湖边慧因寺。那时，黄公望在徐琰手下当差，可能比较悠闲吧，居然在西湖边兔儿岭下筲箕泉边自筑茅庐，广交朋友，其中慧因寺也是最常去的地方。这年，赵孟頫因慧因寺主持邀请，到寺内为圆寂的高僧撰写墓志铭。那时黄公望才三十出头，赵孟頫也值盛年。如今物是人非，赵孟頫辞官养老，因处理夫人后事赴青浦丈母娘家，后去松江会友并在这里逗留，受邀为松江众福院作院额。老友重逢，感慨万千，黄公望萌生学画之念。50岁那年，他跋山涉水去吴兴，拜赵孟頫为师，成为“松雪斋中小学生”。到赵孟頫1322年去世，前后不过三年，对于顶聪明且底子不薄的黄公望，三年足矣。
　　 松雪斋在莲花庄，莲花庄是赵孟頫在吴兴城郊的乡野别业，至今修缮完好，四面皆水，锦云百倾，乃“湖州第一园”。赵孟頫一家均为书画大家，其妻管夫人也是杰出的女书画家。外孙王蒙则先于黄公望拜赵孟頫门下，尽管黄公望比他年长39岁，论资历只能算其师弟，当然，后人评论“元四家”，黄公望排首位。这是1320年，与夏氏知止堂初建时间吻合。也许，黄公望是在夏氏知止堂遇见王蒙，王蒙生在丹青之家，藏品丰富，从小受到熏陶，年纪轻轻便出手不凡，想必日后必成大家。黄公望早年的梦想愈发强烈，并通过王蒙引荐，才拜赵孟頫为师。这当然是另外一个版本。
　　 夏氏知止堂早不存。据载，夏氏旧居在松江府里仁桥西南，望仙桥东，与方塔很近。知止堂第一代主人为夏世泽，曾任杭州狱丞等小官职，大概觉得做官不好玩，后退居故里，置地造房，给堂斋取名“知止”，匾额为赵孟頫所书。黄公望两度在杭州为掾吏，曾与夏世泽同事，感情也不错。黄公望多受邀去知止堂作画、会友，与夏家的交情延续到其儿子夏濬、孙子夏文彦。
　　 夏文彦承祖辈之好，“蓄书万卷外，古名流墨迹，舍金购之弗悋”。夏文彦与黄公望是忘年交，两人有些互访，只是夏文彦来虞山少，黄公望去得多。及至正十年（1350），大概是黄公望最后一次到夏氏知止堂，这次把即将完稿的《富春山居图》带在身边，因师弟无用师要求，遂在卷尾题跋：
　　 “至正七年（1337），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剳，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十年青龙在庚寅（1350）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
　　 来龙去脉很清楚。只是“歜节”一词，多有误读，有人说事情在岁尾，自然以为是春节。歜是石菖蒲切成的小丁，用以端午節祭祀清供，故歜节当为端午节。
　　 是年，黄公望又遇子明，在子明随身带的《赠别图》上再次落款：“余时作此，意未足，兴尽而回。越十有三年。至正辛夏四月复为士瞻足之。大痴道人再题，时年八十又二。”地点不详，可能在客舍。从落款时间看，当早于《无用师卷》题跋。十三年前，子明来常熟访友，两人在虞山西簏致道观小住，黄公望为子明作《赠别图》，即《山居图》，也就是后来饱受争议的《子明卷》。据浦仲诚先生考证，黄公望一生作过的《山居图》当在八幅以上，均无“富春”之类的冠名，尽管很多学者认定《子明卷》为赝品或伪作，而从两人来往轨迹等方面考量，有一定的可信度。
　　 来松江，醉白池是必去的，因为这里收藏了赵孟頫的书法真迹前、后《赤壁赋》石刻。醉白池是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建于清顺治至康熙年间，为当时工部主事、画家顾大申私家园林，因仰慕白居易而取名。时间横跨整个明代，晚了三百多年，跟黄公望并无交集，但是，其前身是宋代进士朱之纯的私宅“谷阳园”，比公望生活年代早一百多年。黄公望有没去过这里，暂无找到相关记载。赵孟頫手书的帖石为青石料，嵌在醉白池边碑廊一侧墙壁。二十多方行书帖石，大小不等，均有破损，多处字迹已显模糊。每面八行，一行大多四字，亦有五字，碑文衔接似乎有问题，说明碑石有缺失。末碑真迹仅“子昂书”三个大字，接着密密的小字题跋，落款康熙四十七年四月，与造园时间吻合。赵孟頫得“二王”、智永、李北海等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有风格，清雅秀丽、刚柔并济、潇洒飘逸。前、后《赤壁赋》均为苏轼名篇，苏轼本身也是书法大家。苏体字清秀流畅、自然洒脱。没有记载说赵孟頫临过苏轼，但我从《前赤壁赋》墨迹中，似乎看出一些苏体的影子。
　　 云间九峰，可能指十二座山峰中九座，也可能是泛指，各有名号。山峰东一座西一座，互不相连，海拔也不高，名气远不如虞山。它出名，既依仗于元代诗人凌岩的《九峰诗》，亦有同时代黄公望的画作《群峰耸翠图》《九峰雪霁图》《九珠峰翠图》等等，尽管这些画作在黄公望作品中不甚有名。
　　 这天雾霾很重，下午依然灰蒙蒙的一片。我们在一处路口下车辨识，有路标分别指向天马山和佘山，遂选择了佘山。
　　 从好玩的角度看，选对地方了。佘山是上海著名的市郊风景区、后花园，景色秀丽，还有众多人文景点。山不高，山势平缓，沿着宽敞的水泥栈道上行，不多会，到达佘山圣母大教堂。教堂墙门关闭，估计不是“礼拜日”是不开门的。山顶是佘山天文台，如今是上海天文博物馆。天文台最显著的建筑，是屋顶两个大圆球。天台上有天文望远镜出租，据说为早年用的仿制品。该天文台1900年由巴黎耶稣会传教士所建，安装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当时堪称亚洲之最，伴随着中西几代天文学家的不眠之夜，曾拍摄过大量天体照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新型望远镜诞生而退役。
　　 那次去松江是2007年3月27日，距今近七个年头，幸好拍了些照片，尚能粗略唤起记忆。松江是“上海之根”，无论行政建制、历史文化、地缘结构，“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上海本属华亭县与昆山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县从华亭县划出，辖于松江府，而松江府隶属江浙行省。
　　 松江是黄公望老家，小时候跟父母去过松江省亲，从少年直至老年，一辈子与松江割有着不解之缘。
　　 不久前，在手机上看到一档松江电视台的节目，栏目《人文松江实景访谈》，访谈内容为《元四家之首黄公望与松江》。主持人为路平，两位嘉宾之一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研究员说，黄公望跟上海的关系清楚也不清楚，清楚的是他好像离不开松江，包括他《富春山居图》最后落款、收尾，都是在这里方塔附近，夏文彦的“夏氏知止堂”，包括他很多的以松江风景为题材的山水画，不清楚的是，元四家里边其他人籍贯都清清楚楚，只有黄公望的祖籍没搞清楚，有四种甚至五种说法。他本姓陆，到常熟出生没问题，他父亲这一支迁徙到常熟，父母早逝，家对面的一位黄姓老先生，高龄了没有小孩，就领养了他，改姓黄。他的籍贯还要进一步研究，说不定哪天就确凿了。
　　 视频很短，发布时间为2023年6月9日。
　　 研究员的说辞，恕难认同。籍贯与祖籍概念的混淆。祖籍，通常指祖上长辈生活居住的地方，下限为祖父；而籍贯一般指父辈出生时的居住地或本人出生地。既然认定黄公望出生地为常熟，但又需“进一步研究”“确凿”，潜台词是否应该为松江？
　　 多少年来，围绕黄公望籍贯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说法远非四五种，其实有八种之多，有松江，永嘉、平阳（因画作上有“平阳黄公望”落款），富阳（《浙江通志》《杭州府志》均载“黄公望，富阳人”），衢州（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说“……浙江衢州人”），徽州（明代陈善《杭州府志》“……富阳人，或曰徽州人”），莆田（乾隆年《大清一统志》“……莆田人”），湖北新洲（那里有黄公望与夫人叶氏墓葬，也有黄氏子孙，至今繁衍至26代）。是谓名人效应，拉一段志书上的话将名人往自己身上贴，其它地方似乎比较低调。富阳明里暗里与常熟较劲，据说还在所谓的隐居地后山顶上发现了一处无主古墓，怎么就扯到元代扯到黄公望身上了。概《富春山居图》之故，确有很大的迷惑性。
　　 凡史料求证的可信度，第一手胜于转手，时间早优于晚，若交叉印证更可信。陶宗仪（1329-1412），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曾为躲避战乱居松江，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整理成《南村辍耕录》时，其中写明“黄公望，常熟人”。其时黄公望已去世14年，但他与黄公望人生有25年接点，且与黄公望认识。但松江还有一位知止堂主人夏文彦，与黄公望交往更多，其《图绘宝鉴》却说“黄公望是浙江衢州人”，这就有些费解了。通行的说法，黄公望祖籍松江，本人籍贯常熟，如果随养父则为平阳。
　　 忽然间有些迷糊，松江第一楼门口，有没有石狮子？因为距离太近，仰拍的照片中少了一截。印象中应该有。石狮子不仅彰显权贵，辟邪纳吉，也有艺术装饰等多重功能。既然楼宇屡毁屡建，石狮子也难逃厄运。如今这对石狮子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其象征身份的“螺髻”有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