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我懂事起，家里的亲人、同事或熟人，感觉我为人做事，就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久而久之，他们好像忘记了我的名字，见面就叫我“傻瓜”。“傻瓜”便成了我的绰号。
　　 小时候，我常常生病，体质虚弱。在兄妹五人中，我排序老幺。古言讲：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母亲怕我上学挨饿，就时不时给我开“小灶”。每天早上做饭时，或是给我捏一个米团放在火炭上烤得黄黄的，或是给我煮上一两个鸡蛋，或是用纸包上几粒水果糖什么的，放在我书包里，叮嘱我饿了就吃点东西，吃饱了好好读书。
　　 那时，寨里有一个名叫田多多的小伙伴，和我同龄，他家里有九兄妹，儿多母苦，尽管他爸妈成天拼命劳作，仍难以维持生计。一天中午，课间休息时，我坐在教室津津有味吃着母亲给我烤的米团，和我同班的田多多走了过来，站在我旁边，含着手指，眼巴巴盯着我。看着他那乞求的眼光，我立马分了一半给他。田多多接过米团，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吃光了。
　　 下午放学后，田多多告诉我说，他今天早饭都没吃就上学了，因他妈妈生病，卧床不起，爸爸和几个哥姐都下地干活去了，没人管他。他家人多土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不够半年吃，妈妈就时常用红暑、野菜等拌在粮食里煮熟充饥，那饭吃在口里又苦又涩，实在咽不下去。难怪，我经常见他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样子。
　　 打那以后，我每天都把带去学校吃的东西分一半给田多多吃。我怕母亲骂我，就叫田多多一定要保密，不要给别人讲。不料，有一天，田多多还是把这事告诉了他妈妈。他妈妈听后，非常感动，就专门来到我家，一五一十给母亲讲了这事，还不停地在母亲面前夸我，你家这幺儿从小心就这么好，不用说，将来一定能成大事。
　　 谁知这话被下地干活回家的二姐听到了，田多多妈妈刚一离开，心直口快的二姐就气乎乎地指着我说：“你还能成大事，我看你就是一个傻子，把全家人对你的好当成驴肝肺。你看，家里的好东西都给你留着，我们上街赶场，宁愿自己挨饿，也要给你买好吃的带回来。可你，马不知脸长，去做啥子好人。”
　　 随后二姐又给母亲说：“对了，前几天，家里那块肉不是不在了吗？我刚刚听到杨大叔家二姑娘花花说，是这个傻包偷偷把肉送给她家了。不信，你问他。”
　　 母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她用手指着我说：“怪不得前几天吃剩下的一小块腊肉突然不在了。我正感到有些蹊跷，你和你爸给我说什么亲眼见着家里那只小黑猫叼着那块肉，一下子就窜到房顶上去了。骗人的话一模一样，原来是你们早就把口径统一好的。好哇，你父子俩居然敢一起编瞎话来骗我，莫非是吃了豹子胆不成？”母亲气不打一处来，立马找来一根木条，叫我把这事说清楚，否则就要狠狠揍我。看着母亲凶巴巴的样子，我被吓得大哭起来。
　　 恰在这时，父亲下地回来，听见母亲质问我，就赶忙跑过来说送肉这事是他安排我做的。其实，这事是因我而起。那天我去杨大叔家玩，她家小儿子生病刚好，想吃肉，我忽然想起自家碗柜里有一小块腊肉，就跑回家去取，拿到肉正要出家门，却被父亲看见了。我只好把这事给父亲讲了，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示意让我赶快给杨大叔家送去。他知道母亲脾气火爆，万一让她知道，那还了得。
　　 没想到这事这么快就露馅了。其实母亲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只是性格急躁。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母亲想到父亲和我也是好意，要是换成自己也会这样做。只是这事做得不光明正大，着实有些让人生气。想到这里，母亲丢下木条，气呼呼说道：“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们家出了一个老傻子，现在又蹦出一个小傻子，我算是掉进傻子窝里了。”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被招考为原息烽县王家坪乡信用社职工。那时乡信用社设在乡政府旁一栋二层楼的陈旧木架房里，办公和职工住宿都在一起。我上班第一天，信用社龚吉升主任带我去二楼，指着靠边的一间屋子对我说：“这间房子分给你，条件是差了点，你把它收拾收拾，凑合着住。”我走进一看，屋子光线暗淡，窗户破烂，直接可看到房顶上的瓦片，地板上堆满了杂物。
　　 老主任见我眉头紧凑，满脸愁容，就开导我说：“我们单位很穷，上级给我们办公经费只能维持水电费及基本的办公支出，实在没钱维修改善居住条件，你要是想住着舒适点，就自己动手把它修缮一下吧。”领导话已说到这份上，我还能说啥呢？接下来，我就着手维修房子。先是找人砍来几捆木头放在瓦下面的楼层上，买来打谷的围席铺在木头上，席子上再压上木条，钉上铁钉，就做成了简易楼板。然后找来木匠师傅重新装了窗子和门。自己动手，买来电线安装上了电灯，找来废报纸把屋子四周和顶棚糊上。经过半个月的忙碌，宿舍看起来像模像样。我随即住了进去。
　　 不曾想到，我搬近屋里不到一月的一天清早，和我同期参加工作，居住在一楼的一位女同事大声惊呼，说她居住的屋里有耗子，无论如何要和我换房间。尽管为这屋子自己花了几十元钱，还费了不少劲，但考虑到我们是同事，女同志胆小，见到老鼠害怕，就二话不说，立马和她调换了房间。调换后，我买来水泥，把耗洞堵上，又把隔壁另一间屋子里堆的煤块及乱七八糟的杂物进行全面清理，然后把两间屋子进行了粉刷，让它变得白净清爽，焕然一新。可这位女同事又说她晚上睡觉时，瓦上沉淀的杂物被风吹下来，弄得顶上的围席发出“唰唰”的响声，她惧怕，睡不着，又想换回来。我只好又一次和她换了屋子。
　　 有一天周末，我回老家看望父母，母亲关切地问我在单位工作情况怎样，吃住落实好了没有？我把住房的情况一一告诉了母亲。母亲沉思了一下，笑着说：这事看上去，你又像小时候那样，犯了傻的毛病。不过，你这毛病倒挺逗人喜欢，吃亏是福，傻就傻点吧。
　　 记忆犹新的是1992年10月，我调息烽县养龙司乡任“一把手”后，乡里为调整农村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蔬菜，在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息烽养龙司乡绿龙有限责任公司”，为乡里农民发展蔬菜提供相关服务，并指定我为公司负责人。每到赶场天，我就带上乡干部职工在街上设摊摆点卖菜种，到中午吃午饭时，自己掏钱买东西给乡里的同事吃，或叫妻子在家里做好饭，我们轮换着吃。有时为方便群众不出家门就能购买到优良菜种，还和妻子背着菜种，走村窜寨去出售种子。有时，遇到个别贫困户无钱购买，我就自掏腰包买种子送给他们种。
　　 久而久之，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职工认为，不得锅粑吃，谁会在灶背后转，怀疑我在公司有灰色收入，要不然，一个乡的书记会那么卖力去售菜种。个别干部还悄悄跑去县纪委举报。县纪委立马派人查证。经县纪委干部深入实际调查后，了解到因我工资低，没钱买米，就常在老家拿米来煮饭给卖种子的乡干部吃，近年里，自己还拿省吃俭用的上百元工资给贫困户购买种子，从未在公司领取一分报酬。县纪委一位干部查完后，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年，我从没见过有这么傻的干部。”
　　
　　 三
　　 说实话，那些年最傻的是我让妻子失去了两次参加工作的机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息烽县流长乡任乡党委书记后，妻子为了照料我的生活，离开老家和我住在一起。为了维持生计，她在流长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一天，县委组织部一位主要领导到乡检查工作时，了解到妻子无正式工作的情况后，就对我说，近期县里计划在各乡招考一名专职团干，招考办法是实行考试与考核相结合，你妻子条件完全符合，待通知下来后，叫她报名考试。
　　 回家后，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妻子喜出望外，立马找来有关资料，钻心学习，准备报考。果然，几天后，县里关于招考乡镇专职团干的通知下来了。随后，妻子考核和考试都名列前茅，招为乡团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这时，乡里一位退休老干部找到我，说他儿子这次也参加了考试，条件与妻子不相上下，叫我“高抬贵手”，把这个机会让给他儿子。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同意了这位老干部的请求。由此，妻子失去了招为乡镇干部的机会，很长时间都想不通，责怪不得了。
　　 就这样，妻子随我工作调动，干过农村护电工、管水员、代课等临时工。1996年10月，我调息烽县计生局工作后，领导把妻子安排在永靖镇当包村计划生育临聘人员。一天晚上，妻子在清理流动人口时，不慎将头部摔伤，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在场的同事立马将其送县人医院救治。经医院及时抢救，缝了10多针才转危为安，在医院住院一个多月才出院。事后留下了遇到天气变化，头就会昏痛、晚上失眠的后遗症。
　　 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好友、同事都劝我去找领导，妻子是因工负伤，要求组织给她解决一份正式工作，可我实在不想给领导添麻烦，就一直没向领导开口。后来，贵阳市所辖一个区的一名计生干部和妻子一样，因工受伤，所属区政府把这位受伤干部录用为国家正式干部。妻子听说后，对我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大傻瓜，活生生让我失去了两次工作的机遇，简直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啥。
　　 又说前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看见进寨一段公路的路基被暴雨冲垮了，给群众过春节和开春后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变。我立马从工资里拿出几千元，找人把垮塌的路基砌好，让公路恢复如初。没想到家里亲人们知道这件事后，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我从小傻到现在，只会关心别人，从不为家里着想，真是傻到头了。
　　 转眼间，我己年愈古稀，细数起来，己走过的前半生，的确做了一件件、一桩桩的“傻事”，有时也感觉到做这些事很吃亏。可自己又感到心底无私，坦然一生，反正已经当了一辈子的傻瓜，最后的岁月就不妨继续傻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