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上级从我们团抽调200名战士充实到前线部队参战，我们连分得6个名额。
　　 平时我们经常讲，不当兵会后悔一辈子；当上兵不参战也是一种终身的遗憾。可全连百十号人，只能有6人前去参战，显然多数同志不能如愿。为了避免终身的后悔和遗憾，连里人人写决心书，坚决要求去前线。记得我的决心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对越南小霸的罪恶行径，别说作为一个战士，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也绝不能容忍！在全连动员大会上，指导员把我这句话还有其他同志写得比较到位的地方念了念，用来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时间，全连群情振奋，要求参战的气氛空前浓厚。最后连队党支部研究决定，6个名额三个排每个排两个。我们排的两个都出自我们班，但是另外的两个同志，没我的份儿。我找排长、连长和指导员等问为啥不让我去，回答惊人的一致：你弟兄一个；你弟兄一个；你弟兄一个。
　　 不能参战，就为参战的战友做点好事儿吧。当时，我们班班长、副班长均外出执行任务，我是我们班最老的两个老兵之一，排长便指定我临时负责全班的工作。参战人员名单宣布后，我对班里的同志说，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免除两位参战战友的一切公差勤务；他们个人的事情，除了吃饭和睡觉，咱们都替他们干了！话音刚落，同志们一涌而上，这个为他们拆被褥，那个为他们洗衣服……我笨手笨脚干不好这些，便把二人的脏鞋袜抢过来，到盥洗间里打上肥皂反复刷洗和揉搓，直洗得放在鼻子上吻着没有臭味儿了为止。
　　 为本班两位参战的战友做完这些，我想起了与我们班斜对门的三班。三班班长孔凡孟和我同年入伍，这次参战有他。他还代表参战的6名同志向全连表决心，发誓奋勇杀敌，绝不给老连队丢脸。我走进三班，看看孔班长有什么事情需要做。进去一看，他本人为自己干这干那，其他人竟视而不见。
　　 “你们几个混蛋！”我平时很少说话，更没有骂过人，这会儿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量，指着他们班里的其他几个在场人员说，“是不是看你们班长要走了，管不着你们了？这些活儿你们要是不干，我和我们班的人过来替你们干！”
　　 人家是一排三班，我是三排八班，和人家既不是一个排又不是一个班；何况，我连个副班长都不是，大头兵一个，人家完全可以不听我的，甚至可以与我对骂。没想到，这纯粹吓唬人的话竟然起了作用。他们立马动手，帮助他们班长或收拾东西、或拆洗起被褥来。连首长看我们两个班这样做了，责成各班照此办理。很快其他三位参战战友的个人事情，也都被办得服服帖帖。
　　 送走了参战的战友，各项工作归于正常。这天晚上看电影，全连集合时我与七班一名外号“百事通”的战友挨得比较近。他靠近我，小声说：
　　 “知道吗，提你嘞！”
　　 “你说啥？”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要提你当干部了！”他提高了一点点声音。
　　 “算了吧，”我完全不相信他的话，“平时，我连句好听的话都没跟连长指导员说过，更不会花钱送礼，也不认识上边的人，提你也提不了我啊！”
　　 “别不信，今天下午政治处来人考察你了。”
　　 他这一说，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儿。
　　 去年年底，我被团里抽去为军委工程兵《人民工兵》杂志撰写关于我们团搞好装备管理的三份儿经验材料。这天晚上，在团大礼堂的一个偏房里，团党委的那篇主要材料初稿拿出来后，我正就如何拟定一个好的标题而绞尽脑汁时，一位个头不高、满脸笑容的首长走了进来。由于正在全神贯注地写东西，我既没有按《条令》要求起立、立正站好，更没有戴上帽子打敬礼，只是扭头看了他一眼，继续写我的材料。我想他肯定站一站就走，不会长时间地呆下去。谁知，他绕到我的对面坐下，张家长李家短地拉起呱来。
　　 “小董，你名字里的那个‘攀’，是攀登的‘攀’，还是盼望的‘盼’？”
　　 本来应是攀登的‘攀’，但上学时老师和我都嫌书写麻烦，把董攀山写成董盼山，就是入伍登记表上也是用的盼望的“盼”。不过，来到部队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尤其是在报纸上发表稿件时，我用的都是攀登的“攀”，不看我档案的人是不知道我的曾用名的。不过，此时此刻，我一点儿也不愿意跟他作解释，更不愿意追问他为什么知道我的曾用名和问这干什么。
　　 “攀登的‘攀’。”我头也没抬，声音还有点冷冷的，实际上是要他快走。
　　 “你今年多大？高中还是初中毕业？”
　　 哎呀，真是急死人了。知道我的曾用名，还能不知道我多大、什么文化程度？简直是明知故问！
　　 “二十四，高中。”
　　 我想他应该走了吧，没看我正忙着吗，真是烦人。到时候交不了差你负责啊！可是，他还是没有走的意思。
　　 “现在写的什么？”
　　 他看我老是埋头写东西，竟站起身，把我写的材料抓在手里，从头到尾看起来。
　　 我那个急哦，狠不得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来。
　　 “我们是如何搞好装备管理的？”他边看边读，这句话是标题。
　　 “有点俗，”他抬起头来看着我，“你看这样好不好，‘从实战需要出发搞好装备管理’”，说着就把材料的原标题改了过来。
　　 我心里豁然一亮。是啊，材料通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一句话，就高度概括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凝练、准确、平实、有力。我立马没有赶他走的意思了。苦思冥想了一晚上，前前后后拟制了好几个标题，都没有他这个确切、到位、理想。难怪他黏糊起来没个完，敢情他对写材料还有一手哩！我正盼望着他能多看看，多修改修改，只见他站起身来，丢下一句“写吧”，便走了。
　　 我写材料的对面是团电影组。放映员陈君野是和我同时入伍的菏泽老乡，平时说话很随便。这时他进来了，劈头就是一句难听的：
　　 “你呀，真是个大傻吊！”
　　 “你还是个大傻逼嘞，在我下边！”由于材料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标题，我也就有心思和他耍贫嘴。
　　 “刚才那个人你知道是谁不？”
　　 “不知道。”
　　 “干部股甄股长，甄再远。全团干部包括营长、教导员见了他都正儿八经的，你倒好，人家跟你说了半天话，你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哦，他就是甄股长，听说过。提拔干部什么的，他是第一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战士的前途和命运。我有点后悔刚才的无礼。但又一想，无礼就无礼吧，我已当兵四年，还是大头兵一个，连个副班长都不是，不说与干部绝缘吧，也是出窑的砖定型了。提不了干部，得罪不得罪干部股长无所谓。这么实用主义地一想，也就不怎么后悔了，又埋头写起另一份材料来。
　　 ……
　　 干部股长和我拉呱，政治处又来考察，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想，深感“百事通”不是糊弄我。实际上，全连都已经知道了，唯独我还蒙在鼓里。第二天，连部文书找到我问，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董赵氏。他说就没个正式的名字，要给你填一个重要表格呢。又过了一天，连里接干部股通知，要我还有其他两位同志到团卫生队查体。至此，提干的说法被完全证实。而之所以提拔我，是因为我业余报道工作成绩突出，年见报15篇以上，部队需要笔杆子。
　　 时隔36年后的2015年，从部队团政委位子上转业到地方后，又从地方正高位子上退休的我，写了本反映自己部队生活经历的书，我的老处长、小说《最后一个军礼》和同名电影编剧的作者、著名军旅作家、中国武警政治部原副主任方南江将军给我写了序言。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攀山是个纯粹的农家子。入伍之后不会钻管，鄙视权术，但到哪个单位都受到喜爱和欢迎。究其原因，是他赶上了好时代，时代造就了他，提携了他。他在乡间和学校的那些年，他从军的那些年，社会的风气、部队的风气多好啊。我敢说，他从当兵到晋升为我军的上校，没有为升迁找过一次人，花过一分钱。看看他参军、提干的过程，看看他从部队到机关和从机关到部队任职的经历，这一点相当可信。回忆那个时代，是为了唤回那时的春风……
　　 我想，我之所以能够成长进步，将军的这段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唤回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