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的那个春天，我脱下军装回到母亲的家乡江南。面对花红柳绿，小桥流水，我这个来自北疆的士兵，有些泫然。看惯了尘土飞扬，听惯了北风呼啸。眼前的水静风轻，让我不仅轻叹：难道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人间天堂。
　　 我师傅说，啥人间天堂啊，我们才刚刚吃饱肚子呢。
　　 那天，报纸上有条重要新闻：深圳召开建设经济特区动员大会。会场的中央是一条被风吹动得有些歪斜的横幅：深圳市开创基本建设新局面动员大会。会场主席台的一侧还有一条标语：争分夺秒，抢在雨季前建好二十九条路。这条标语，要比后来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要土得多。那时的深圳人自己也还没有意识到，自此，他们成了中国今后四十多年的改革先锋。
　　 八十年代的那一年，中国有了开启高速发展的钥匙。
　　 在此前的那年，最高法院的特别法庭，审判了“四人帮”，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政治动乱。这之后，我们听到最多的是“稳定压倒一切”“不折腾”。
　　 是不能再折腾了。七十年代的那个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我穿着军装回到故乡，一个被丢在山旮旯里的小村子——七里岚。五年没有回故乡了，我对这白云深处的家乡，又增了许多思念。春节，我和老祖母，想着吃一顿饺子，可是家徒四壁，即没有肉，也没有菜。最后，只能将挂在墙上的花生种子取下来，用石杵捣烂了，加上些枣泥凑合。‘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山乡的人割得脸黄皮瘦，光了上身的小孩子能数清身上的肋条骨。家里的那头驴也被当尾巴给割去了，小姑妈就替了驴磨面。原本那驴是磨豆腐的。小姑妈嫁到外乡去了，那盘磨没了尾巴，成了古董。
　　 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折腾”成为了全民的共识，成了国家的政治纲领。二千多年前，那个骑驴出关的老头子，出关前写了五千言。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这个自称老子的老汉，谆谆教导后人“不折腾”，只是后代子孙，并没有在乎他的教诲，在过往的岁月里，英雄与暴徒交替执掌天下，他们都热衷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直到折腾到山穷水尽，民不聊生。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也是古训。
　　 八十年代的这一年，中国有了开启稳定发展的钥匙。
　　 回到江南第二年的晚秋，我忽然被任命为单位的宣传科长。据说是区里乃至全市最年轻的干部。望着行政办公会上，那群四、五十岁的老脸，我有些茫然。上一年的初秋，我正在车间钻床前为模具打孔，突然，办公室主任走过来了，说：把活放下，跟我走。走到厂部，老书记还成鸿对我说：区里通知，说你得了大奖，这是给你买好的车票，还有差旅费、粮票。下午就出发。我没吃午饭就出发了。到了太原，才知道我在部队时写的一篇散文，获得了散文大赛一等奖。虽然，我已经转业了，但部队领导还是为我报名参赛。十六岁我就来到军队，军队是我精神成型的原点，是我少年时最温暖的家。
　　 给我颁奖的两位嘉宾，将我惊得目瞪口呆。一位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一位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王光美彼时刚从秦城放出来，脸色苍白。她一脸微笑，像个慈祥的老奶奶。侯宝林在这种场合也不失幽默，他将奖品递给我，笑着说：江南出才子。我不假思索的回应：北国有大师。这一老一少在颁奖台上的对答，引来了记者的好奇。第二天，我们小城的报纸就登了出来。我回到小城，回到自己的岗位，波澜不惊，继续干我的钳工。
　　 可当我被任命为宣传科长后，却掀起一阵风波。二十几岁的小钳工当了科长，这小子一定有背景。一时谣言四起：这家伙是书记的亲戚；那个小钳工是区委书记的外甥；听说市里评他“自学成才青年标兵”，一定是个没有学历的。坐在单位为我新配的办公台前，每天都有记者或闲人前来，他们左探右测、旁敲侧击，就为了问出眼前这个小科长是啥来头，有啥背景。我一时有些惶恐，好些天不敢出现在办公桌前。虽然，这时候，我远在南京的娘舅，还是个刚刚被“解放”了的“另类”。也是啊，建厂以来，哪个中干不是熬到两鬓白、胡子长才能坐到这个位置上？
　　 厂里开大会，还书记说：时代不同了，不能再靠熬年头了，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的提拔年轻干部。我提拔的这个宣传科长，他是党员，是个受过四次嘉奖的老兵。如果你们谁能给我也抱回个全国性的一等奖，我也照样重用。我肯定地告诉你们，他只有才华，没有背景。
　　 会场上响起一阵掌声。
　　 区委书记也讲了话，他说：我们现在要搞四个现代化，也要搞干部“四化”，这就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凡是符合四化标准的，我们都要提拔重用。会上又宣布了一批任命名单。他们都来自生产一线或科研骨干。人们终于相信了，新时期选拔干部，不凭资历、不计年头，不需要背景。
　　 而我，更加地感慨。七十年代，我虽然是班长，在学校想入团，因为外公的成分高，一时被压了下来。后来，到了部队，我第二年就当了班长，提干时，还是因为外公的事，被刷了下来，虽然，我军政文考核都是第一名。我打了报告要求退伍，政委亲自来找我谈话，他惋惜地说：你能不能再等一年？政委毕竟看得远啊，他晓得春风就要吹进玉门关。如今，所有的障碍都被推倒了，我不用在顾虑自己的前程，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地贡献，来回报党和人民。
　　 至今，很多的转业干部来到地方，无论职务高低，只要是比我年龄小的，还都调侃地喊我老班长。我总是莞尔一笑：那还不赶快敬个礼！
　　 八十年代，中国有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钥匙。
　　 又过了一年。我的战友从老山前线给我来信，他说：我们收复了老山、者阴山，山那边的家伙们，不敢再折腾了。我准备解甲归田继续开车床了。望着他照片上闪耀的军功章，我有些懊悔，只是早离开了两年，我缺失了一次为国建功立业的机会。我的父亲是位老八路，每次捧起他的军功章，我都想着要像前辈一样，为国杀敌立功。没踏过战火硝烟，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的军人。我的老部队，是支在战争年代屡立战功的劲旅，这一次又立下了赫赫功勋。
　　 也是在这一年的十月一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游行队伍中打出了一条横幅——“小平您好”。外国记者拍下了这个画面，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一段长久的记忆。
　　 八十年代，中国有了开启持久和平的钥匙。
　　 又过了两年，这年的夏天，《人民画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新闻：中美联合长江漂流探险考察队，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程漂完了6300公里的长江。这次漂流，开始的轰轰烈烈，结束的有些悲壮，共有11人葬身在长江上。“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而在七个月前，中国女排刚刚战胜了古巴女排，成为在世界女排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五次夺冠的队伍。
　　 后来，我随团去日本考察。乘坐新干线，25分钟就从东京到了横滨。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同样的路程，我们的绿皮火车要跑一个多钟点。回来后，我作为首席代表与日本同行进行合资谈判。说到新干线，日本人得意地说，这个你们要落后三十年。我坚定地告诉他们：不会超过十年。今天，面对中国的高铁，日本的新干线，已不值得一谈。
　　 八十年代，中国有了开启永久开放的钥匙。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由一个北国小地方毕业的初中生，拿到了南京大学的文凭。从部队回来，由北疆来到江南，我一时为江南的富足感叹，也被旖旎的风光所迷。工作之余，尽情地享受生活，没事的时光，到处闲逛。可我很快发现，我们金工车间的年轻人，下班后、节假日都去了夜校和各种补习班读书。没有一个人鬼混。我师兄施志伟更是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真的想干一辈子钳工吗？想出息，就跟我读书去！我被他警醒了。八十年代，有个宏大的命题，那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国运。我同时报考了技校和中学，用一年时间拿到了中技和高中文凭。每晚只睡四个小时。再后来，陆续拿到了南大、复旦和哈理工的文凭，直到在职场上，被人喊做“专家”，虽然我晓得自己不过是个“伪专家”，但是，八十年代青年们为中华崛起而苦读的精神氛围，却影响了我一生。直到现在，我还在不停地为追赶时代而读书。
　　 八十年代，中国青年开启了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钥匙。
　　 八十年代是一个精神高地，那时的一代青年，高扬着理想主义的旗帜，追求着民主、自由、平等，胸间激荡着炽热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人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上进与下流之分。出国读书是为了回来更好地报效祖国，而不是像今天一些人，只是为了在异国他乡混一个暂住证或一张绿卡。这些人不是祖国崛起路上的合伙人，而是卑贱的散伙人。
　　 八十年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时，我们还处在短缺经济的尾声。以至于摇滚乐手崔健的《一无所有》，唱遍了大街小巷。但一无所有之后，是从无到有。记得，我在部队时，李谷一的《乡恋》还被称作靡靡之音，等我回到江南，街头巷尾已经到处飘出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八十年代，是一个开放的年代，诗歌、文学、音乐全面复苏，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八十年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所有的禁忌都被打开。人们都信奉：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没有其他的什么标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再鼓励人们，要敢试、敢干、敢闯。改革开放没有禁区。八十年代，每天都有好消息，每天都有新消息。有人说：八十年代的好，是精神好；九十年代的好，是头脑好；现如今的好，是“老人头”好。有些偏颇，有些调侃，但也有其现实的逻辑。
　　 八十年代还是个敢想敢干就能成功的时代，1984年，总设计师去深圳考察。在深圳倒卖玉米的青年王石，好像闻到了点什么滋味。他后来成了称霸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万科集团的总经理。和他有相似经历的还有后来的柳传志、张瑞敏、李经纬……
　　 八十年代，是一个神奇的年代。那时，我们二十岁出头，正值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那时，我们将自己自称为八十年代新一辈。记得那时，我们单位的大喇叭里，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会放著名歌唱艺术家朱逢博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
　　 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
　　 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放唱片的是我们广播室的大胖子小王，她虽然胖，却是个漂亮姑娘，一笑起来，面颊上有两个小酒窝。每当歌声响起，她就口里含着饭，跟着一起哼，浑身的肉都跟着一起晃。唱得痴迷，晃得忘我。如今，她已经成了奶奶，哼着摇篮曲，晃荡着去买菜。
　　 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毛泽东时代的婴儿，邓小平时代的青年。“魂”在八十年代，头脑在九十年代，身体在新世纪。八十年代是浪漫主义，九十年代是现实主义，如今是经济主义。
　　 如今，我们有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超过了八十年代所有的速度。
　　 如今，我们有了电商外卖，我们的生活，超过了八十年代所有的便利。
　　 如今，我们有了微信、微博、抖音，我们的资讯、交流，超过了八十年代所有的信息。
　　 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住房、车子，人均工资翻了不止百倍，超过了八十年代所有的财富。
　　 ……
　　 可是，扪心自问。现如今，我们还会面对要前途还是要真理，坦然选择真理吗？
　　 我们还回面对要理想还是要金钱，而决然选择理想吗？
　　 有人说，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和进步。你觉得，他是说出了真相，还是一个伪命题？
　　 信息时代来了，数字时代来了，人工智能时代来了……有人说互联网的一代也将老去。何况，我们这连电话机都不曾普及的八十年代的一代人。
　　 1989年的2月5日，一个名叫肖鲁的年轻女子，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了两枪。直接导致这届大展关闭。这是当代中国艺术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先锋艺术家大规模在国家主流美术馆集体亮相。
　　 一个时代过去了，历史另外翻篇。
　　 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时代的“高铁”开得太快。“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似燕归来。”燕子可以归来，灵魂却难以归来了。
　　 八十年代回不去了，我们已经消散掉了青春年华的浪漫。我们丢在八十年代的钥匙，已经没有办法开启新时代的锁，我们或许已经将自己的灵魂关在了现实世界的门外。
　　 如果说八十年代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灵魂的家园，无疑，我们已经成了背井离乡的流浪汉，丢失了回家的风向标，我们该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