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这个称呼与我而言，只是两个汉字，甚至有些陌生。我出生时，爷爷已经去世五年，根本没有交集。但就凭我没有见过爷爷，而便遗忘了爷爷的存在，心里实在有些愧疚。于是，根据奶奶和姑姑们递给我的信息，总想为爷爷做点什么，以便让他少些中年离世的遗憾。我只见过爷爷和奶奶仅存的一张黑白照片，上面的爷爷高大英俊，标准的国字脸，深邃的眼神总像能洞察世间的一切，站立得端端正正，像一棵挺拔的松柏，这也是我唯一近距离接触过爷爷的样子。
　　 爷爷应该生于一九二三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当时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正处于新旧制度的过渡时期，大多数百姓的生活依旧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爷爷兄弟姐妹一共七个，老大和老三未及成年便已离世。老二和老五倒是长大成人，后也娶妻，然而结婚还未到一年也都相继去世，二奶和五奶又随即改嫁。所以，爷爷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家中的顶梁柱。
　　 爷爷出生后，生活本来就不富裕，听说太爷爷又好赌，家中用一贫如洗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不过爷爷进过几天学堂，颇识得几个字，而且还有些奢侈的爱好。爷爷喜欢二胡，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想买把二胡便是个笑话。于是爷爷砍来木柴，照着人家的模样，自己琢磨了个二胡。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在捉襟见肘的窘迫下，爷爷用悠扬或哀怨的二胡声诉说着生活中的百般无奈，才得以将童年时的苦涩活成快乐的模样。
　　 爷爷十七岁时那年，用一头毛驴接来了奶奶，也就意味着爷爷有了自己的小家。然而，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分家一说，二十几个人仍然吃在一个大锅，僧多粥少的日月总得扶持着向前。接着，大姑，二姑，三姑又次第来到了这个家里，在男尊女卑的年代，奶奶在太奶奶的嫌弃里日子过得慌慌张张，爷爷的心里自然也不好受。
　　 当时百姓的日子本就不好过，加上军阀当道，土匪横行，真是民不聊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同样远在大西北荒凉之地的爷爷也未能幸免战乱的祸害。一天早晨，爷爷说是去砍伐木头，自己想做个二胡，然而这一去就是几年。爷爷那次刚走到山边，准备对着一棵树下手，还未来得及提起斧子，就被几个壮汉捉了去，尽管爷爷百般挣脱，然而终究无济无事。幸亏当时残暴无道的马步芳已如过街老鼠，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爷爷只是被临时绑架的一个无名小卒，在受尽辛苦之后总算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爷爷被掳后，国民党已是秋后蚂蚱，只剩下苟延残喘。不久之后，西北全面解放，爷爷就被顺利地收编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才算熬到了天明。
　　 爷爷被抓之后，父亲出生了，连同奶奶一共五个人，几年里看尽了太奶奶的眉眼。好在爷爷成了解放军后，给家里来了封信，全家人才知道爷爷还活着，而且还成就了全家人的光荣。当时，军队里有政策，可以允许家属随军，于是奶奶带着儿女到达了宁夏的平罗县，与爷爷一起度过了五年的时光。爷爷虽然是个当兵的，但这五年的确是爷爷一生中最安稳，最幸福的五年。如果爷爷坚持不返回老家，结局肯定会很圆满，然而世上从来没有如果。
　　 一九五八年，爷爷在太奶奶的一哭二骂三上吊的威胁下，迫不得已带着一大家人回到了老家，至此，爷爷的悲惨人生才正式拉开序幕。
　　 回家不久，小叔出生，大姑二姑也已出嫁，而且一大家人分开单过。说是分开了，没有多余的窑洞，还是大家伙挤在一起，自然会有诸多不便。于是爷爷选择一处山崖，便开始自挖窑洞，昼夜劳作，才得以有了自己的新家，只是这里距离队里其他人家较远，成了真正的独门独户。家里安顿好后，由于爷爷颇识几个大字，加之又当过兵，见过世面，便被抬举到大队做事。
　　 我们都知道，一九五九年，西北连年大旱，地里几乎颗粒无收，加之当时错误的“大跃进运动”，使得社会上刮起了浮夸风，明明是百姓面黄肌瘦，却被搞成了生产还在增收。爷爷一方面忙于大队的事情，一方面还得考虑着一家人的温饱。草根吃完了，便是树皮。奶奶就把榆树皮小心地刨下来晒干，然而用砸窝捣碎，和着菜叶勉强度日，或者把收集来的野菜加些少许粗粮烙成菜饼暂时充饥。这样的日子一直平安地熬着还算不错，然而更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
　　 一天早上，爷爷去忙大队里的事情，奶奶忙着看地里的庄稼。小姑带着刚过三岁的小叔跑上了崖头，一只饿狼正好路过崖头，小姑年岁太小，不懂得如何求救，况且周围根本没有可以求救的人。尽管小姑用尽最大的力气躲避着饿狼的攻击，还是没有保住小叔。当有人告知爷爷此事时，爷爷急忙去找，只找到小叔少了只胳膊早无呼吸的躯壳。爷爷一气之下，背上自己的猎枪，满山寻找了三天三夜，却没有发现狼的影子，只留下身心的疲惫不堪。据小姑回忆，小叔应该是几个孩子当中最聪明伶俐的，嘴巴也特别甜，深得爷爷奶奶的喜爱。可想而知，小叔的离开，对爷爷奶奶的打击有多大，也是爷爷奶奶心里永远难以愈合的一道伤疤。
　　 小叔去了，生活还得向前，爷爷继续在大队里做事。由于爷爷性格执拗，不愿与那些有点小官就想贪些便宜的小人为伍，导致了自己后来的凄惨落幕。据六爷说，大队里有那么三四个人总以为自己像个当官的，便以要工作为由，经常摊排自己的伙食到各家各户，而且还要好吃好喝，他们有时候可以干掉人家半年的口粮。最为特别的一次，把人家生产队的一头羊给宰了，大吃大喝了一顿。爷爷因为看不惯他们的这些腐败行为，常常和他们有着争执，因此积聚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后来，“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次第而来，给那些睚眦必报的小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借着政治运动的名义迫害着和自己过不去的人，这也是恶人惯用的伎俩。他们就以当年爷爷被土匪掳去为借口，说什么爷爷便是阶级敌人。夜深人静时，以这些小人为首的一伙人，便敲锣打鼓来到我们家，几个壮汉揪起还未来得及穿件衣服的爷爷，便声势浩大地扬长而去。就这样，把爷爷晚上关在生产队的牲口圈里，白天给爷爷头上戴个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剥架，就是碾麦子时用以固定碌碡的木架子，胸前挂上一个大字牌，列举着爷爷的各类罪状，目的是让爷爷服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爷爷本没干过什么违背良心道德之事，又加上性格刚烈，根本就不可能服软。他们用尽了折磨的方式，始终未能从爷爷嘴里听到过一句好话。
　　 过了不久，说是大队开会为爷爷平了反，说爷爷当过解放军，还参加过解放战争。不过，想要爷爷完全获得自由，必须给每个生产队掏出一眼井。那时候，打井靠的全是人力，爷爷便背起竹筐，拿起铁铲，带根绳子，开工打井。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况且当时八九个生产队，意味着将要淘出八九眼井。但这是利于大家的好事，只要淘出了井，就不用大家到深沟里挑水吃，即便很是辛苦，爷爷也毫不推脱地全力以赴。
　　 一方面因为当年不合理的精神迫害已让爷爷有了内伤，另一方面因为八九眼井的地下长期劳作，终于让爷爷正值中年的身体不堪重负。到了一九六七年，爷爷平时吃饭时已感觉咽喉处有些不适。一天在大队，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回到家时想喝酒，于是奶奶就给爷爷烧了一壶黄酒，结果这一喝，让爷爷的脖子周围出现了许多肿块。后来，六爷拉着爷爷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癌症晚期。奶奶说，爷爷曾经想喝口红糖水，一直都买不起，直到病重时，她才豁出去买了一斤红糖，爷爷喝了一口就永远闭上了双眼。那一年，爷爷才四十五岁。
　　 我没有见过爷爷，但从奶奶和姑姑的话语中，我和爷爷似曾相识。在贫瘠里可以找到精神寄托，在乱世里能明辨是非，在污浊里可以独自清濯，在遭遇委屈时仍能心装大家的爷爷，永远是我心中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