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废墟宜在落日之时。落日浑圆，而光线却渐趋幽暗，此时，废墟静立，四野无声。飞鸟在低空掠过，它也最大程度地压低了与气流的摩擦声。它飞过时，下面的废墟或许能感到空气微微地颤动。而我独立废墟之中，也就跟着这颤动而颤动。
　　 废墟永远都不会真正地死寂。它只是活着的最真实的纪念。废墟里有高大的石柱。如同古罗马的石柱一样。人类对石的崇拜，来源于最初的无知。天空高远，广大，绵延无际。人类一如蝼蚁，生存生活于其中。在劳作的间隙，抬眼四望，茫然一片。是什么正在主宰着一切？道吗？气吗？神吗？还是我们自己？无论是道，是气，是神，还是我们自己，最后都在无穷的思索与仰望中，幻化为了巨大的石柱。这些石柱，向着苍天，发出追问与感叹。既像献祭，更像内心不断压抑与终将暴发的叩击。
　　 南祭无时不在，而叩击将在哪一天到来？
　　 此刻我正站在废墟之中。石柱就在近旁。我甚至想抚摸它，又怕被它亘古的力量所灼伤。我只好站着，看着，它的叩击一点点地压迫我——如此空旷的废墟中，我们为什么感知到的却是如此难以推开的包裹与深入？
　　 这就是废墟的力量。有时候，一片空地，胜过满眼芳草；一片残堤，胜过一条大道；一朵落花，胜过一树繁花；一次死亡，胜过无数新生。
　　 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废墟。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区，我的潜意识总是让我寻找废墟。那是一种与我身心相契的气息，仿佛，那些石头，那些残砖断瓦，那些渐渐远去的人类的痕迹，才是我真正要呼吸的，真正要理解的，真正要记忆和思索的。于是，我在一个个废墟里，独立，行走。包括圆明园残存的大水法，江南深山里遗弃的古村，我老家山里被盗掘的古墓，都是废墟。天地之间其实也是一座庞大的废墟，只不过在废墟不断庞大之时，更多的人以不甘心不妥协不停止，西西弗斯一样建造着新的“废墟”。众多废墟之所以成为废墟，时间是唯一的杀手。所谓战争，风雨，它们在时间面前，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力量。时间允许存在，它必定存在。而时间让它消失，它必定会成为废墟。
　　 一如人的生死。大限到了，时间说：离开吧。那就只有离开。离开后的名字，成了废墟中的某一根石柱；离开后的面孔，成了夕阳在废墟中的某一次幻影。
　　 我们行走在废墟中，与其说是在寻找废墟本身，还不如说是在寻找废墟中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在江南古村的废墟上，我曾在一户人家的西墙上，看到一页发黄的写满字的黄纸。纸上的人名，都与我同姓。这让我不禁泫然。来自血脉中的密码，会不会在此时被激活，从而互相链接？我想，应该是会的。我感到一种颤动，一如在圆明园鸟翅飞过时的那种颤动。姓氏是血脉，天地亦有血脉。在时间之中，所有的消逝都是平等的。废墟也是。没有高贵的废墟，也没有低贱的废墟；没有光荣的废墟，也没有丑恶的废墟。时间已将它们清洗成同一片底色。那就是废墟。在废墟中，石柱、断桥，残砖，颓墙，因为时间，获得了另外一重生命。而这些生命，作为后来者，我们只能感知，却无法融合。它们在更高的维度，书写着另外一重使命与存在。
　　 落日之时看废墟。朝霞之时看新楼。
　　 秋日看废村。春日看残园。冬日看断桥。而长夏呢？长夏万物繁复，宜看碎心！
　　
　　 渔梁坝前
　　
　　 明代徽州府休宁县人程敏政，某一日自歙县渔梁坝乘船而下，见新安江水浩浩汤汤，舟楫相接，商旅不断。他不禁感叹：
　　 路当歙县境，水是浙江源。
　　 竹树知谁氏，风光似故园。
　　 峰头岚翠合，石齿浪花翻。
　　 举棹闻雷处，嘉祯感赠言。
　　 程敏政一边感叹，一边回望着渔梁坝。从上游渐江、练江汇聚而来的江水，至此开始了叫做新安江的流程。再往下便是钱塘江，直达杭州。“路当歙县境，水是浙江源”。而这亘江而起的渔梁坝，则是这新安江上的第一个徽州人出发的大码头。正是有了这渔梁坝，才有了码头，才有了历四百年的徽商传奇。当然，程敏政当时是想不到这些的，他只和万千走出徽州的士子、商人一样，他们把徽州带向了江流之外的广阔天地，同时，也将广阔天地的巨大财富与声名，带回并建设了山重水复中的古徽州。
　　 倘若说渔梁坝是徽州与广阔天地连接的起点，是徽州文明通向广阔天地的第一座驿站，那一定不为过。二十年前，我曾在一个秋风萧瑟的黄昏，匆匆赶到渔梁坝。两旁山上，树叶已经黄、红交错，季节的印迹，正渲染着山峦最后的繁复与美丽。而新安江水，平缓，澄静，程敏政所说的“浪花翻”，或许是因为秋境，也消失不见。江流一如历史，在曾经无限的繁华之后，归入了僧定般的沉默。我甚至感到：那沉默，就如同一块胡开文的老墨，黑透了，黑进了心里。那是何等的沧桑，何等的看破了红尘之念啊！我想寻找船只，哪怕一只小小的艄板，或者一乘顺流而下的木排……但都没有。只是静。静中，我只好离开。一个远道而来的人，是无法承受这墨一般的静的。
　　 后来，我在写作《烟雨徽州》时，特意写到渔梁坝的静，写到从渔梁坝出发的那些船只与人。他们出去了多少？又回来了多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既属于徽州，又永远地离开了徽州。
　　 渔梁坝，因此，既是徽州文明的出发地，亦是无数回不来的徽州人的伤心地。
　　 我还曾专门写过一首关于渔梁坝的打油诗，可惜早不记得了。只记得写过。写过就对了，那时年轻，到任何一个地方，看任何一处风景，都感叹，都怀想，最后都写诗。那些诗，一如渔梁坝前的流水，不知被流向了哪一片汪洋。然而，渔梁坝的巨石应该记得：所有的身影，所有的夕阳，所有的诗句，所有的回望，所有的叹惜，所有的欢欣，所有的衣锦还乡，所有的永世难回，都被它们记下了。那就是渔梁坝的历史，就是新安江的历史，就是古徽州的历史。
　　 二十年后，我依然选择了在黄昏时候走近渔梁坝。一千四百年前，唐人筑坝，抬高和平缓了新安江水，从而使大小船只能依此作为码头，沿江而出。到了明代，再次修整古坝。我注意到了这古坝建筑中的两项技术：去沙法，元宝钉。这大概源于我少年时代曾从事过几年水利工作有关。唐时建坝，以沙密实石隙，但时间一长，水流冲击，沙尽去，石移动，坝体遂不稳。明人修理时，以三五吨巨石，直接垒砌，不再用沙。所谓元宝钉，今日渔梁坝上还可清楚看见。以元宝似的条石，嵌于两块巨石之间，仿佛木工之榫卯结构，巨石由此相连，互为支撑，石坝遂牢不可破。古人智慧，令我叹服。虽然，渔梁坝还是二十年前的清冷，江上看不见一只船，夕阳照在江水上，透着无穷的幽远。
　　 所有的时代都将成为过去的时代。所有的人物都将成为过往的人物。渔梁坝当然也是。包括站在渔梁坝前的我，也是。想到这一点，便明白了。明白了，便通透了。通透了，再来看渔梁坝。那坝似一片枯叶，飘在新安江上。
　　 徽州文明一如枯叶的经络，如此清晰，又如此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