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躺在病床上，一如既往，闭着眼睛，嘴上戴着氧气罩。有痰，无力吐出来，堵着喉咙，“呼噜呼噜”直响。两只药瓶子里的液体，一滴，一滴，滴下来，然后，顺着输液管，缓缓流进二哥的躯体。床一旁，有监视器，心跳、脉搏、血压、体温等指标，化作一条条蚯蚓，在屏幕上起伏跌宕地蠕动。其中，体温指标最异常，38.5°。
　　 因为发烧，大年初七，二哥被送进医院。一天了，高烧依然不退。
　　 十几年前，二哥就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从健忘、抑郁，到焦虑，再到躁狂，到生活半自理，直到躺到床上，完全不能自理。一个体力健壮，性格豪爽的二哥，一步步跌进疾病深渊。他一步步跌进疾病深渊，一步步验证着现代医学面对某些疾病的无奈，验证着人类面对某些疾病的软弱无助。
　　 前些年，侄子小杰和侄女小萍还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拉着我二哥，到北京、济南等大医院，求医问药，期望能有医治我二哥病症的灵丹妙法。药是有，也一直在吃。有时候，还送进医院，医治一段时间。这些，只起到延缓作用，无法扭转一步步加重的趋向。
　　 我二哥所在的胡同里，有好几个像我二哥这样的病号，早就驾鹤西去。我的一个表哥，得了这个病，一年光景，赶上新冠疫情，匆匆而去。我二哥，却坚持了十几年，还活着。这其中，除了我二哥本来身体素质好之外，小杰和小萍的孝心，我二嫂的精心陪护细心照料，最为重要。跌进疾病深渊的二哥，在床上躺了已经两年左右，吃喝拉撒，全靠我二嫂和孩子们伺候。除了医药，家人的爱心，是我二哥生命延续的最大动力源。
　　 躺在床上两年左右的二哥，手脚已经不大活动，意识几乎完全丧失，除了偶尔喊几声，或者，偶尔会有眼泪流出，再没有动静。偶尔的呐喊或者流泪，也许是二哥生命意识在刹那间的灵光闪现。灵光闪现那一刹那，二哥也许痛苦不堪。
　　 大年初二，一大家子人，到二哥家里聚会。我站在二哥床前，大声说，“二哥，过年啦！一大家子人，都来了。起来！喝两盅，搓几圈麻将！”
　　 清醒时候的二哥，爱喝酒，酒量大，也是酒桌上的好汉，一般情况下，不醉不罢休。周末或者节假日，也喜欢和家人围坐一起，搓两圈麻将。这时候，他却没有一点儿反应，闭着眼，一如既往，仰面躺着，毫无动静。
　　 现如今，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二哥，更安静，既没有喊叫，也没有流泪。也不安静，身体会不时地颤动。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了，二哥开始出现癫痫现象。癫痫病每发作一次，对他的身体，都是一次极大的损伤。现如今，他躯体的颤动，应该也是癫痫病在发作。
　　 盯着躺在病床上的二哥，一桩桩往事，在我脑海里，犹如电影片段，一一回放。
　　 少年时期。一根扁担中间，挂着一箩筐柴火。扁担两头，是我和二哥的肩膀。我在前，二哥在后，沿着田间地头的小路，一步一步，往家走。走着，走着，扁担颤动了几下，我肩头的重量减轻了。回头一看，二哥正抓着箩筐，往后挪动。往后挪动的结果，是他肩头的重量加重，我肩头的重量减轻。我回头看的刹那间，二哥没有言语，只是对着我笑了一笑。
　　 大饥荒年代。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趴在一块红薯地旁的沟渠里，二哥爬过来，将好几块红薯递给我，扭过身，又爬进红薯地。
　　 那时候，几块红薯，就能让人活下来。为了能活下去，二哥像许多大胆的孩子一样，瞅机会，就到公家地里偷扒点儿红薯。而我，胆子小，跟“偷”字沾边儿的事儿，绝没有胆量去做。即使二哥说我“小胆鬼”，我的胆子也没大起来。
　　 不管是红薯，还是大豆、玉米、麦子、甜瓜，凡是能吃的，凡是需要自己动手去“偷”的，我都只能当二哥的副手，他“偷”回来，我替他看着。
　　 十六七岁的时候。一个斜坡上，我脑子一热，想来个恶作剧，趁拉车人不备，跳上一辆架子车的后尾。不曾想，架子车翘起来，咕咕噜噜，从坡上滚下来。幸亏拉车人反应灵敏，才没有跟着滚下来。
　　 那时候，正闹派性。架子车的主人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人，这个大家族和其他杂姓人不一派，彼此视同仇敌。我家属于杂姓人，我爹又是生产队会计，被杂姓人视作主心骨，更是那个大家族人视为眼中钉的人。他们恨我爹，自然也连带着敌视我门弟兄俩。而我，还不以为然，想闹个恶作剧。
　　 我闹的恶作剧，闹大发了，惹怒了大家族的人，几条年轻力壮的汉子，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向我冲过来。
　　 我二哥也拉着架子车，他顺手从车上拿下来一把镢头，用身子遮挡着我，怒目圆睁，大喝一声，“看谁敢过来！谁过来，我就砍死谁！”
　　 我二哥手持镢头的一声呐喊，犹如猛张飞在长坂坡手持长矛的一声呐喊，“吾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
　　 那几条气势汹汹的汉子愣了神儿，再没有敢往前挪动一步。
　　 那时候，我看着身旁的二哥，感觉他就是我的保护神。
　　 不仅仅是那一次。少年时期，只要有人敢欺负我，我二哥总是挺身而出，站在我面前，充当我的保护神。有时候，就出手还击，直到打得对方求饶。他个子不高，力气却大，而且，打起架来，天不怕地不怕，非得把对方打败不可。所以，同一生产队，同样年龄的人，也包括大年龄的社员们，几乎没有人敢惹他。也正因为他，我少受多少欺负。
　　 县城西南的一条公路上，二哥驾辕，我拉边套，弟兄俩，拉着一辆架子车，去给离县城四十里地的一个乡镇供销社送货。架子车上，装着老高的货物。那一天，风大，车上扯着布篷，顺风走，便省力许多。正走着，背后一阵狂风刮过来，风势过猛，猝不及防，车子猛然往前倾，一下子栽倒在地上。架着车把的二哥的双手，被双双压在下面。我弟兄俩费尽了力气，才抬起车把，让二哥抽出双手。抬起来车子，才发现，一根车把有裂纹了，好在，还没有完全断裂。二哥的双手，也蹭破了皮，流出了血。二哥疼得“嘶嘶哈哈”，拿出手帕，缠裹一下。又用一根绳子，将有了裂纹的那个车把缠得紧紧的，继续前行。车子往前栽一次之后，货物前倾，也有些偏沉，磨轮胎，又加一根车把有裂纹，驾车人就更加吃力。二哥努力撑起双肘，架着车把，一步步，慢慢往前走。
　　 快走到目的地的时候，走近一座桥。桥前有坡，坑坑洼洼，车上的货物，随着凹凸不平的坑洼的颠簸，左右摇晃。我二哥小心翼翼，左绕右躲，想尽量绕过坑洼。绕来绕去，马上就要冲上桥面了，桥面前有个最大的坑，桥体的水泥立面一下子挡住了车轮，车子又前栽在地，我哥的双手又被压在车把下面。
　　 我赶紧和二哥一起，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抬车把，可是，那根本来有裂纹的车把，彻底断裂了，无论如何，都抬不起来。也正巧，我的堂姑翠金姑，当时就在桥前面不远的乡镇医院里上班，我二哥催我赶紧去找翠金姑。我飞一般跑过去，找到翠金姑。
　　 翠金姑问明了情况，又叫了几位男医生，匆匆跑过去。众人一起努力，才抬起了车把，让我二哥抽出了双手。我翠金姑让几位男医生将架子车拉到供销社，赶紧领着我二哥去包扎。
　　 扯下手帕之后，受了两次伤害的我二哥的手，手皮多处被蹭破，血淋淋的，吓人。包扎之中，我翠金姑问：“疼不疼？”
　　 我二哥笑着说，“不疼，不疼。”
　　 那时候，我真佩服我二哥的男子汉气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次，给黄河河务局拉沙土，我二哥让我站在车上，一层层地踩，踩得结结实实。黄河河务局离城里十几里地，一条弯弯曲曲的土公路，坑坑洼洼。当时，有十几辆车，其他人，陆陆续续，都超过了我们。我和二哥，落在了最后。
　　 总爱跑在前面的二哥，弓着腰，浑身淌汗，一再催我加把力气，我也是拽进绳子，拼命拉，就是走不快。等我们到了河务局，别人都过了磅，卸了土，返回去了。
　　 我们弟兄俩把车子拉到地磅上，过秤的人换了两次磅砣，惊呼一声：“呀！三千二百斤！你俩这小孩儿，不要命啦！”
　　 那个时候，多亏我家里有一辆架子车，有了架子车，家住城里的我们，除了给生产队拉庄稼运土肥，还可以给城里的公家单位拉土、拉砖，往乡下供销社送货，挣了钱，贴补生活。
　　 拉架子车的主力，一开始，是我爹，我和二哥拉边套。后来，就是我二哥驾辕，我拉边套。有时候，我二哥自己拉。拉的货多，重量多，就能多挣钱。我二哥仗着自己体力壮，就尽量多装货，拉重载。拉砖，每一块砖五斤，体力弱的，装二百块，一千斤。我二哥，总要装四百块，两千斤，个别时候，四百再加几十块。
　　 也因此，我二哥被生产队里的社员们称为“干家疯”。“干家疯”，是方言，是说为了多挣钱养家糊口拼命干，犹如大家常说的“拼命三郎”。我二哥行二，应该叫“拼命二郎”。
　　 一座火炉，炉火红彤彤。火炉旁，二哥一手持铁钳，夹着一根被烧得通红的钢筋；一手拿着小铁锤，不停敲击。我手持大铁锤，抡圆了胳膊，一上一下，照着那根钢筋砸下去。慢慢地，滚圆的钢筋的两端，被敲打成尖锥状。最后，把两端的尖锥按九十度折弯，一根把钉就成了。把钉，是盖民房不可或缺的东西，把每一根椽子固定在房梁上，都靠它。
　　 当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二哥在大队副业部，跟着一个铁匠师傅学会了这套技术。就自制了一个火炉，借人家一套工具，在家里干起来。刨去成本，一根把钉，能赚四五毛钱。一根，四五毛钱；十根，四五块；一百根，四五十块。在那时候，绝对是一笔大收入。八十年代初，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盖房子的特别多，把钉，不愁销路。当时，这样干，属于“偷吃螃蟹”，大多数人都还不敢干。脑子活泛大胆敢闯的二哥，抢了先。
　　 后来，我们和别人一起，又偷偷在家里浇筑过“铜套”，焊过铁床。靠这些，赚了钱，大大改善了我家的生活条件。八十年代初，我和二哥先后结婚，家里买地、盖房、添家具、给孩子买奶粉，都靠我们大胆而辛勤的劳动挣钱，其中，我二哥，是大功臣。
　　 我本来弟兄五个，大饥荒，夺走了三个。我和二哥，命大，活了下来。命大的我俩，只相差一岁多，他属大龙，一九五二年农历三月十六出生；我属小龙，一九五三农历腊月初九出生。兄弟之间，不隔属相。命大的我俩，童年时期，少年时期，除了上学，日日相濡以沫。相濡以沫的兄弟亲情，深深镌刻在二哥的脑子里，以至于，他彻底失忆前，最后认得出的亲人，是我；最后能喊出的人名，也是我。
　　 我娘逝世将近十六年了，我爹也逝世十年了。我娘还活着的时候，二哥就开始健忘了。健忘的二哥，经常出门回不来。但是，有一条路线，他却几乎没有一次忘掉，那就是从二哥家里到一家卖豆腐脑的摊位前的路线。几乎每天早晨，我二哥都提着一个饭盒，去给我爹娘——后来，是给我爹一人——买豆腐脑，顺便，再买回来一些油馍头或者火烧。起先，还骑着自行车去，后来，因为健忘，先后丢了两辆自行车，干脆，步行。
　　 每天早晨，我二哥沐浴着朝霞，大踏步行走在买豆腐脑的路上，成了一道风景线。邻居们看见了，有人就问我二哥；“二法，走恁快，干啥啦？”我二哥总会爽声答道：“给俺爹买豆腐脑。”
　　 每天早晨给俺爹买豆腐脑，是二哥在这人世间最后所做的意识清醒的事情。
　　 一九八八年，分了家，我搬出老院，住进新居。俺爹娘一直和二哥一家住在一起。俺爹逝世前几年，偶尔住在我家里，住不几天，俺爹就想回去。八十多岁的老爹对我说，“三儿唻！我不是不想住你家，是我舍不得你二哥。我住他家，他还总想着给我买豆腐脑。能给我买豆腐脑，对延缓他的老年痴呆也有好处啊。”
　　 买豆腐脑，不但是我二哥对父母的一颗孝心在支撑。也成了俺爹帮助他的二儿子延缓疾病加重的一种方式。可怜我二哥一颗孝心，可怜我老爹一颗爱子之心。
　　 走进来一位医生，男性，中等个，四十多岁的样子，戴着口罩。对我二哥上下查看一会儿，用不耐烦的口吻对嫂子说，“这个样子，不能在这儿等下去了。要么去ICU，要么转院，要么回家!”
　　 这等于下病危通知。
　　 这之前，嫂子就告诉我，刚住进来时，一位医生就不让住，非让去ICU，或者去市医院。当时我嫂子和孩子就拒绝了。
　　 嫂子的意见是对的。我爹娘病危时，最后，都没有进ICU，也没有去更大的医院。老年病，年纪也大了，没必要折腾。这主意，也不是我拿的，是我翠金姑拿的。她本就是县医院总护士长，她最有发言权。如今，我二哥已经在床上躺这么长时间，也没有必要再折腾他。我当即就表示赞同嫂子的意见。
　　 我嫂子挺冷静，回怼那医生：“俺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治。”
　　 “出了问题咋办？”
　　 “跟你医院无关，到时候，俺家里人该咋办咋办！”
　　 其实，该操办的事情，嫂子和大侄子小杰已经安排人着手操办。
　　 以后两天内，二哥的病起起伏伏，消炎药，换成了最好的，无法报销的白蛋白，也用上了。
　　 二哥住院的第四天，正月十一早晨，将近七点，一直陪护在我二哥身旁的侄女小萍，在我们家族微信圈子里报了平安：“今天晚上很平稳，大家放心。”大家悬着的心才有所松懈。
　　 正月十一那天上午，我和夫人又去医院看了二哥。下午，开始，我就发高烧，第二天，夫人也开始高烧，又加上接连两天的大雪封门，我们俩只能躲在家里。躲在家里，一颗心，还是挂念着二哥。家里人，凡是打电话问候我们的情况，我都要顺便询问一下二哥的情况。
　　 我两个女儿，也加入了陪护二哥的行列。家族里的人，我两个妹妹和妹夫，几乎每天都去医院守护二哥。家族里的人，也都经常去探望二哥。躺在病床上的二哥，天天被浓郁的亲情包围着。
　　 今天，是正月十四。上午十一点多，二妹夫文生在家族微信圈子里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二哥，竟然大睁双眼，黑白分明，熠熠闪光。很长时间了，我二哥都不大睁眼，动一动眼皮，也是朦胧模糊一片。这一次，简直是奇迹。
　　 纷纷扬扬的大雪，昨天终于停了。今天上午看妹夫文生发的图片时，窗外阳光灿烂。灿烂的阳光，照在盈盈白雪之上，反射着晶莹的光芒。窗外桂花树的叶片，也泛着晶莹的绿光。毕竟是春天了，雨水节气也过去好几天了，一场倒春寒过去，接着，就是万物复苏，很快，就会草树青翠，百花盛开。
　　 但愿，我二哥，能和挺过严冬及倒春寒的万物一样，挺过这一关。只要他挺过这一关——即使还在床上躺着，我嫂子，就有丈夫在；小杰和小萍，就有爸爸在；我们弟兄五个中，就还有我二哥陪着我，一起活在这世界上。
　　 2024年2月23日星期五下午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