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18日，我任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党务科干事，随军区张正光副政委带领的工作组赴太原，准备整顿63军党委，解决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刚下火车，接到报告：“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杀人后潜逃”。
　　 副军长行凶杀人，这是个极其严重的恶性事件，我们工作组的任务一下就转到了搜捕上去了，由我担当搜捕情况的记载整理及上报任务。
　　 余洪信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会成为杀人犯，潜逃后是怎样展开搜捕的呢？
　　 余洪信，河北省武强县孙庄乡人，1942年入伍，战争年代英勇善战，多次立功，数次负伤，是所在部队著名的战斗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工作成绩突出，43岁任师长，44岁提拔为副军长。
　　 “文革”中，余洪信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任军管会主任期间，由于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政治上无视党纪国法，作风上横行霸道，以“太上皇”自居，作威作福。尤其在生活上腐化堕落，淫乱思想极其严重，以致达到猖狂的程度，在不长的时间里依仗权势，为所欲为，引诱、胁迫奸污、猥亵妇女30余名，不少受害者慑于威势，敢怒不敢言，只得忍气吞声，以泪洗面。有一位遭受百般蹂躏的女医生得知总政治部工作组到巴盟，就提呈了控诉信。此信转军区后，军区党委十分重视，随即组织人员调查。
　　 余洪信的问题败露后，被停职审查。军常委多次听取余的思想检查，但他避重就轻，搪塞应付，因而没有通过。常委决定继续对余批评帮助、教育挽救。但余对此，极为不满，极力对抗，认为军常委，尤其是正副书记（军长、政委），与自己过不去，故而怀恨在心。
　　 5月17日晚，他得知军区首长次日来军，以为是解决他的问题，于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到侦察连盗窃手枪两支、子弹数发（无疑，他是准备在处理他问题时，见机行事的）。妻子李俊芝担心余深夜出门可能有什么问题，就起床查看，刚出门就看到余回家时口袋里插着手枪，惊觉不妙：丈夫可能会自杀（在这之前，已收缴了余的枪支，包括猎枪等，把背包带及绳子都进行了清理），随即上前夺枪，不料走火，以为余要杀她，吓得逃跑；此时余的女儿出来抱住父亲夺枪，被余挣脱。女儿即刻去找母亲。
　　 一声枪响，冲昏了余的头脑，感到预谋既已暴露，就一不做、二不休，铤而走险，旋即去敲军长的门，急促地叫“军长、军长！”军长阎同茂听余的叫声中藏有杀气，就没有理睬；这时，军政委曹步墀听到枪声，即给政治部值班室打电话，并叫妻子别开灯，而政委妻子邢玉荣却拉亮了灯，从床上坐起，说时迟，那时快，余洪信想杀军长不成，即刻赶到军政委家，透过窗帘，看到床上有个人影，以为是曹政委，就“砰、砰”开了两枪，其中一枪正中邢玉荣头部，当即身亡。
　　 军副政委杨兆魁听到枪响后，立即从屋里出来，边走边喊“谁打枪、谁打枪啊？！”此时，正碰上余洪信，余叫了声：“老杨啊！”话音刚落，“砰、砰”就是两枪，其中一枪打中杨副政委的肩头，他一下子就矬在了地上。余洪信很快就到了军部北边办公楼前，这时政治部的公务员下楼去叫保卫处长，刚出门就碰上了余洪信，余朝公务员连开两枪，其中一枪打在了公务员的腿上……余怕有人追来，立即翻过围墙，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出了如此大案，震惊中央，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直接指挥军区保卫部侦破，通缉令广为散发，各条战线展开，撒下天罗地网，投入无数公安人员、民兵，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抓捕。远处，卡住黄河渡口和中蒙、中苏边境，严防逃出国境投奔苏联，那时中苏关系紧张，而余又熟悉内蒙军事设施，一旦被苏利用，后果不堪设想，故而必须严防。近处，对太原市及其周边的沟坑山谷旱井进行地毯式的仔细搜索，甚至偌大的晋阳湖都用耙子探查，可谓全面彻底，滴水不漏。
　　 每天上午，我参加指挥组听取各路“捕余大军”汇报一天来的搜索情况，而后进行分析汇总，整理成文，呈报有关领导。几乎天天都有重要线索，多处发现余的可疑足迹，但仅仅是可疑而已。当然，在大量虚情中，也破了不少原来难以侦破的实案，这就是“捕余”的副产品，天罗地网的侦察，成绩还是很大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大量的“捕余”信息一天天的积累，随着不少犯罪案件的侦破，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安慰。
　　 6月17日，在榆次县东阳公社的麦田里，群众收麦子时，发现了一具尸体。随即保护现场，报告63军领导。得到这一信息后，“捕余”指挥部极为重视，马上带着法医赶到现场，当时我也去了。只见尸体旁地上有两支手枪，两枚弹壳，一个空烟盒，一个火柴盒，几个烟头。据分析，余在这麦子地里，坐了好久了，吸着烟，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自感已经杀人，死罪难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一大片麦子地中央，附近没有村庄，估计死后不会有狗吃掉尸体，而一个月后割麦子定会被发现。于是，下了用两支枪（一支对头部，一支对心脏）同时开枪自杀的决心。在其上衣口袋里发现一张写给妻子的纸条：“俊芝：我为什么要勉强走这么远死到这里来？为的是不使你们看到我这副丑相而难过，当你们发现我的时候，已经是模糊不清了。余洪信，日期记不清了。”
　　 尸体经过一个月的阳光曝晒，已经腐烂，脖子已烂断，但骨架完好、大部分皮肤肌肉仍在，面目可辨。腐烂处蛆爬蝇飞，散发出阵阵恶臭。法医对尸体一点一点地细心地进行全身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部位。经法医鉴定后，将尸体运到军医院进行整理，而后让余洪信的妻子李俊芝来亲自辨认。李看了余的遗体后，写了证词。到此，“捕余”战斗结束。
　　 为了庆贺“捕余”了结，军区工作组部分成员与63军领导合影留念。
　　 余洪信事件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立下赫赫战功的老革命、老英雄，为什么会蜕变成腐化堕落者，进而变成杀人凶犯呢？那完全是他的世界观决定的。余在艰苦的岁月，在战争年代，能够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浴血搏斗；在和平年代，有了地位与权力，就忘乎所以，抛弃党的宗旨，图乐趣、讲享受，而且把极其腐朽的思想当作人生信条。他在检查中说：自己受到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思想的侵蚀，觉得“能乐一天是一天，乐极生悲也不怨”，“一个人不做点坏事，活着没有意思”，“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余洪信在这种思想毒害与支配下，必然走向革命的反面，不能自拔，跌落深渊，“遗臭万年”。
　　 1972年11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将余洪信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开除军籍。
　　 由余洪信问题联系到当今落马的一批高位贪官，无不是从生活腐化堕落、贪图美色性欲开始，蜕化变质，走向犯罪道路的。还有一些出卖国家机密的叛国者，经不起金钱美色诱惑而成了人民的敌人。以德为本，讲道德、立公德、树官德，应该成为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古人云：“贪色为淫，淫为大罚。”这是被历史所见证了的哲理，值得记取啊！
　　 当然，作为一级党委，对所属成员了解不够、监督不力、放任不管，也是有责任的。余洪信的问题，不是一下形成的，思想不是突变的，假如能够经常过问，及早发现，适时给予批评帮助，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随着这场让人揪心的“捕余”战斗的结束，我们工作组也卸下了沉重的包袱，随即投入到原先的任务中去！我颇有兴致地在军部小园留影。
　　 这是我参加所有工作组以来，唯一只是日常汇总情况而无需写总结报告的一次。因为，搜捕情况结案由保卫部去写；余洪信事件的沉痛教训，必须由63军党委认真总结，报告给军区党委！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市朝阳区军休十五所，作者系88岁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