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见自己的皱纹，但我看得见村庄里和我同龄人脸上的沧桑，我知道我在慢慢老去，村庄似乎还像似从前。我不知道村庄里究竟老去了多少人，但我明白，村庄里的庄稼记得。我不知道村庄里发生过多少事，但吹过的风里，含着我有记忆时的信息。我怕有一天，我也会被村庄吞噬，趁现在还有一些思维，总想对生我养我的村庄留点什么，不是缅怀，只为铭记。
　　 记忆深处模糊地留着一个和蔼慈祥的小老头的身影。因为他特殊的长相，纵使过去四十多年，我还依稀存有他的模样。我不知道他生于何时，只记得他留有一撮山羊胡子，还比较长的那种，似乎从来没有洗干净过，我一直记得那上面不是沾着烟灰就是沾着馍渣渣。你说他留个胡子就算了，还留了个长辫子，不过平日里是盘在头顶的，搞得我们都以为他很与众不同。现在想来，辛亥革命都那么久了，是风还没吹到落后的小山村还是他对以前生活的眷恋呢，不得而知。另外一个能记住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生产队里记工分的。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只是父母让我叫他拴太爷，也许是因为太爷辈份的人太多，才加上他名字中的一个字进行区别的吧。当时生产队记工分是大人干活一次记一个工，小孩到的话是半个工。母亲用地骨碌车车推粪，我便用绳子在前面帮忙拉，这样我们便可以挣一个半工分。地骨碌是我们这里的一种劳动工具，用木头作成转盘，中间安装一个转轴，然后卡在两根成弓形的长木头中间，长木头的末端使根宽绳子，运作时两手抓住木头的末端，肩上扛着绳子，把重物置于转盘之后的木架子上，然后人推着往前走的那种。我们方言也叫着地拉车车，也许是它切着切面行进的原因。每次上工时，母亲在后面推，我在转盘前面的木架上拴根绳子，用力地拉。拴太爷不仅给我记工分，而且夸我做活踏实，也许就是因为拴太爷的夸赞，才让我在以后的所有农活中也干得非常出色。拴太爷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我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他们原来的家是在半山腰的一个旮旯处，后来在塬边上盖了房子，他是在这个房子里去世的。
　　 村庄里那么多的老人走了，村庄的土地上都有着他们辛劳一生的汗水，他们曾经视为生命的土地最终也安放着他们的一切。一个叫做岁娃爷的人，我也不记得他的真实名字，对于他的相貌，还是多少有些记忆。他的个子实在不高，走起路来有点跛。脸上倒还看得过去，浓眉大眼，发红的脸膛上写满了庄稼人的沧桑，被风吹日晒过的皮肤似乎随时都有皲裂的可能，脸上还颇有关公的风范，比武大郎要好上一截。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岁娃爷是称职的。播撒耕种，样样在行，包产到户后，家里的粮食也很富足。家里有两个虎头虎脑的儿子，长得和岁娃爷一样壮实，像这样的日子，如果一直过着，也是很幸福的，然而意外总是发生在一刹那。那时候，包产到户后，农民耕种的土地必须要交纳公购粮。所谓公粮，是农民按照自己土地的亩数无条件地把自家种的最好的粮食根据确定的公斤数上交给仓库。而购粮就好些，虽然同样上交的是仓库，但是可以按斤论两换成人民币的。农民可以用上交购粮的钱币为自己增添一些物品，虽然购粮可以卖钱，但不是硬性规定，饿怕了的农民宁可没钱，也不会卖粮食的。
　　 一个夏天，也不知道是那一年的夏天，反正麦子收割完毕了。大家都把最好的粮食挑出来，准备交公购粮去。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队，所以大家交粮时也是互相搭伴的，家家都用架子车拉着先一天晒好的麦子，岁娃爷自然也去。鸡叫前后就出发，我们距离交粮处七八里路，还是上坡，到达目的地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想着早去可能早排队的。先一天明明是把麦子晒得放进嘴里咯牙的那种，偏偏第二天早上一到验粮人那里，用铁勾从袋子底下往上拽上几颗，放进嘴里一咬，却不咯嘣了。当时心想，这验粮人的牙齿咋这么硬。不咯嘣了能咋办，倒在人家水泥晒场上再晒。明明先一天的粮食是奶奶用簸箕弄干净的，人家还就不行，非得用个大风车过一遍才能入库。我们和岁娃爷家的麦子都遭到了嫌弃，最后不得不倒在晒场上晾晒。麦子躺在地板上慢慢变瘦，我们坐在麦子旁拉闲，渴了喝些水，饿了自己带着馍，望着火辣辣的太阳，也没觉着会发生什么。
　　 到了下午，验粮的人终于开了金口，可以过风车了，对于每一个上交粮食的人来说，比拾到几百元还要高兴。那时的风车很大，需要人扛着麦袋沿着台阶走上去，把粮倒进风口才行。因为下午可以入库的粮食很多，又因为终于可以交上了，大家被拥挤和兴奋忙晕了头，各扛各自的麦袋上上下下忙碌着。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有人掉进风车去了，不知这人是喊得慢，还是听到的人动作慢，反正等待风车一停，人已被绞得血肉模糊。先还不知道是谁，等到反应过来，才想起是岁娃爷，他个子小，被人挤过来挤过去，况且风口吸力又大，就这样不到一分钟之间已是阴阳两隔。那一晚，尽管大家伙完成了交粮任务，却没有了以往的高兴，只有默默的流泪和无尽的哀伤。岁娃爷走的那一年，已不知他多少岁，只记得他俩孩子还小。他出生在那片土地上，那片土地养育了他，他也把一生奉献给了那片土地，连同他最后的尸骨。
　　 村庄里发生的那些事，村庄都会有记忆。我们村子，一半是山地，一半是塬地。原来的山地，是货真价实的山地，每块地都有坡度，人和牲口走在上面都得重心上移，生怕一个不小心就会滚到坡底。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国家倡导兴修水利，就是通过丈量把高处的土取下来倒在低处，刚好达到山地变平地。那时候，修水利是继夏收之后又一项浩大的工程，通常由村上统一组织，把几个队集合在一起，集中精力整治某一个山头。山上某个地方有个总指挥部，上面插着一面红旗，还有一个大喇叭播放着激动人心的歌曲以及收工的时间。每个队里基本承包一块地，又由队长分配给每一户，根据人家给出的标志性的水平线把靠近山崖较高处的土用铁掀，撅头和架子车运送到低处。等到你把自己这一部分土块取完后，由队长统一拉尺子，计算出土石方，作为你们家完成的任务。想当初，如果有推土机的话，根本用不上这么的兴师动众。不过，经过几年的水利改造，山地都变平整了，就是拖拉机跑起来也没有问题。山地整好了，庄稼没种几年就被“退耕还林”了。如今，那些年动过大手术的山地上全部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每年春天，站在村庄的山头向下望，是花的天下，到了夏天，更是绿色的海洋。村庄的变化，总是在毫无声息中悄悄地进行着。
　　 日月不停，山水依旧。一直以为，曾经路过的那些人，发生过的那些事，村庄都会有记忆。纵使历经千年风霜，这些记忆永远不会消失，而且愈藏愈深。一个村庄，便是一部史书，翻开每一行每一页，都有一些人或一些事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