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来临之前的大扫除，有驱除晦气、迎接新禧的意思。在大扫除中，不仅要仔细地打扫房屋、庭院及犄角旮旯的卫生，对家具用具上的污渍、锈迹也要清理得光亮如新。老伴是主力军，我也没闲着，正在擦拭一条榆木扁担——父亲留下的扁担。
　　 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从城里回家过年的小孙女，忽闪着大眼睛说：“爷爷，您拿的这是什么呀？”
　　 我说：“这是扁担。”
　　 “扁担是做什么用的呀？”
　　 “扁担的用处可多了，挑水、打柴、担筐卖菜……都要用到扁担。”
　　 “什么是挑水，什么是打柴，什么是担筐卖菜呀？”她连珠炮似地追问。
　　 我被问的无从回复，便搪塞道：“说清楚扁担的作用，需要好长时间。等你长大后，自然就会明白了。”
　　 唉！小孩子不认识扁担，连什么是挑水、打柴、担筐卖菜都不知道，我觉得很是惊讶。不过，这也难怪，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一些过了时的老物件早被新的物件或新的劳作方式所取代。扁担作为原始的劳动工具，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城里人家谁会用上扁担。另外，日常生活中，各家都用自来水，都烧煤气灶，即使去集市上出售蔬菜一类的农副产品，也都用电动三轮车或农用机动车作为运输工具。小孩子怎么可以知道扁担及扁担的用途呢？恐怕长大了也不一定能够知道。现在之所以保存着扁担不肯丢弃，也只是给家人留一个不应忘记的念想而已。
　　 提起扁担，我想起了父亲。父亲在小时候，就是一个聪明而又勤奋的人。在私塾学堂学习期间，成绩一直优异。只因家庭劳动负担沉重，仅上了六年小学便被迫辍学。对此，他深感懊恼不已。因而，在对我的学习教育上，就非常地关心。孔子读《易经》而至韦编三绝的故事，朱买臣挑着扁担上山打柴，不忘读书的故事，及李密放牛期间辛勤读书的故事，都是在我进入学堂之前，父亲对我反复讲述的。并且在讲故事的同时，还手把手地教我写字，手把手地教我打算盘，这为我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纠正我口吃的毛病，他教我背诵如“长扁担，短扁担，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短扁担比长扁担短半扁担”及“红菱裤子七道缝，缝完横缝缝竖缝”的诸多绕口令。慢慢地，我说话的口气就变得清晰流利了。父亲诲人不倦、耐心细致的教育方式难能可贵，是我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很难做到的。
　　 此外，扁担还是父亲大半辈子随身相伴的劳动工具。在独轮车或平板车尚未普及的年代，扒大河、修水库，要用扁担挑土；抗旱保苗，要用扁担挑水浇地；田地施肥，要挑着担子往地里送粪；生产队分了粮食柴草，也要用扁担一趟一趟地往家里挑。至于生活用水，则几乎每天都要挑着二罐子（泥土烧制的陶器）或木桶去公用的土井里面取……
　　 庄稼人肩膀上的衣服为什么总是打着补丁，那是扁担磨的；庄稼人的腰为什么总是弯的，那是扁担压的。
　　 天灾人祸的年代里，即便如此拼命地劳作，依然会缺衣少食，甚至在难以支撑的情况下，被逼着走上外出逃荒的路。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是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带着家人去离家二十多华里的火车站，进而乘火车前往黑龙江省安达市的。好在安达市的乡下人少地多，虽面对肩挑背驮的劳作方式及寒冷的气候条件，辛苦程度难以想象，但一家人脱离饥饿困扰的局面，是老家人不可与之相比的。伴随着老家生活光景的一天天好转，四年后，父亲又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带着一家人重新回到了老家。
　　 为赚钱补贴家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也和邻居一样，开办了一个做山芋粉丝的家庭小作坊。当时，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中，绝大部分都是山芋，这就为小作坊的开办提供了条件。做粉丝要经过如下程序：首先把新鲜的山芋用清水洗净，把洗净的山芋切削成片后，用刀剁碎，放在石磨上磨成糊状，再将山芋糊兑水，用纱布将淀粉与山芋渣分离。经过一天时间的沉淀，淀粉集结成块。待掰碎晒干后，便可以通过加入水和明矾等勾兑成芡粉，再将芡粉放入漏勺中拍打、晃动，漏入沸水中煮熟，捞出晾干后便成粉丝。
　　 做粉丝的每一道环节都离不开水，而大部分水的取得，都是父亲用扁担去离家近二百米远的土井里挑来的。挑着上百斤重的两桶水，走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特别是遇到路面泥泞、湿滑的时候，极易发生崴脚或摔跤的可能。一个季节下来，一般的人家都要做两三百斤的干粉丝，且都是在不影响集体出工的情况下完成的，我家亦是如此。起早贪黑地忙活，是那个时节的常态。
　　 用卖粉条子的钱，可以买更多的山芋干。不然的话，仅将从生产队分得的山芋加工成山芋干，青黄不接时，很可能就要断顿。卖粉条子，不仅仅是为了购买山芋干，剩余的钱，还可以补贴家用。
　　 自留地里出产的辣椒、大蒜、小青菜、中药材等，也是父亲挑着担子，赶集上店或走街串巷卖掉的。或许是骨子里的基因使然，祖孙上下三代都没有会做小生意的人。堂哥两人将新做好的豆腐放在木架子上，用扁担抬到前面的村子里卖，因不好意思开口叫卖，转了一圈，又原本不动地抬了回来。父亲是识文解字的人，“农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他说，不要结交商贾之人，因为这样的人只看见眼前的利益而没有远见。还说，与肩挑者贸易，勿占便宜。显而易见，父亲是不看好做生意这一行当的。至于挑着担子，卖粉丝、卖辣椒等，那是生活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每每挑着担子从集市上返回家里，他都为在集市上遭遇的冷漠、歧视，及存心贪占小便宜的购买者，而郁闷的唉声叹气。
　　 有一次，父亲挑着母亲编织的几双草鞋和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出售。工商所的人打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旗号，说父亲到街上卖东西，是搞资本主义的行为。父亲与之争辩非但没有结果，而且还被蛮横地没收了那只老母鸡。
　　 还有一次，在集市上准备收摊的时候，父亲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怎么找也找不到。十几元钱，这可相当于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开销啊！原本不喜欢喝酒的父亲，回到家里却喝了三两酒。他痛恨社会的混乱，痛恨坏人的肆意横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老家实行了土地大包干的经营模式，加上我通过高考而有了正式的工作，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家里不但添置了独轮车、平板车，自行车，而且在院落里还打了一口手压井。利用了这些新物件，扁担，自然就成为了闲置物。
　　 为了让父亲学会骑行自行车，我和弟弟把父亲抚上车坐，一个人在前面握紧车把，一个人在后面扶住衣架。尽管如此，车子在平坦的打麦场上，只行走了一二十米，父亲便从车上滑落下来。原因是，父亲既有腰部的骨质增生，还有腿部的关节炎，骑在车上失去了四肢的协调能力。于是，骑自行车成了父亲的奢望，而不会骑自行车，又成了他的遗憾。
　　 那是一个深秋的时节。突然有一天，父亲挑着担子，来到了我工作单位的家。担子里有萝卜青菜，有西红柿，有辣椒，有南瓜，还有一捆雪白的棉花。
　　 望着父亲，我激动地说：“十几华里的路程，为什么要挑着担子来看望我？”
　　 父亲说：“沂河里有腿肚子般深浅的水，也有高低不平的沙丘，挑担子比推车子灵便，再说，我也不会骑自行车，便只能挑着担子过来了。另外，你和小孩子那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我和你娘都想得慌！”
　　 听着父亲的话，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