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爸是爸爸的哥哥，比爸爸大5岁，爸爸排行老幺，排行老二的是姑姑。爷爷靠做木工、石匠、泥水匠、打铁，辅助种点地统帅着一家人生活，在方圆十里还算过得去。
　　 据爸爸给我讲当时爷爷最喜欢的是大爸，因为他传承了爷爷的骨架、脸庞、天生的大嗓门，两只眼睛特亮，做事果敢，能说会讲，但脾气暴躁，喜欢玩耍，尤其爱和人开玩笑，如果黑夜去找他，一个通街上很远就传来他的亮音。
　　 爸爸说大概在他十六七岁那年，情况发生变化，他的大哥在镇上开的铁匠铺子停了烟火，她二姐从在镇上卖咸茶鸡蛋的李二嫂那里得知消息后，悄悄地告诉了爷爷。爷爷起初是不信的，可很快打听到大爸在背街的芙蓉膏馆抽大烟，就顺手抓了根鸡蛋粗的短木棒藏在袖口头，像等人似在烟馆外面闲逛。哪有不透风的墙，或许早有人给大爸通了信，也活该大爸倒霉，他明明见爷爷从背街外面的石梯往家里走了，却突然从不显眼的草棚里钻出来，猛然一声喝吼，三魂吓脱二魂。
　　 你到哪去了？还没等大儿子回话，同样天生脾气暴躁的爷爷，抽出袖口里的短棍朝着儿子劈头盖脸地打去。大爸没敢还手，只是抱着脑壳往后退，退着退着，一下滑到坡下水沟里了。爷爷站着不动，没有喊，也没伸手拉，片刻甩下手里沾着血痕的短木棍，向天空长叹一声，背着手向家里走去。
　　 我问过爸爸，爷爷的心好狠呀，打人就下得了狠手，打死了啷个办？
　　 爸爸白了我一眼，非常不满地说，你娃娃小，不懂得抽大烟的害处。
　　
　　 二
　　 爸爸给我说，他再见到大爸时，大概是在十多年后，好像隔一年多，重庆就解放了一样。爸爸说那次最先发现大爸回来的人是二姑。她到镇上去卖鸡蛋换几个买盐巴的钱，看见个脏兮兮的人，眼睛直盯着她，她突然觉得那人眼光好熟，有点像大哥。把卖鸡蛋的钱收进包后，再看那男子就不见了，她找了几圈后，没见到人，正准备走时，那男子从地缝般凸现站在她面前，洪亮且熟悉的声音轻响起。二姑惊讶地叫道：“炳全，你是不是炳全，我的大哥？
　　 那浑身脏臭的男人点了点乱蓬蓬的头，手紧张地抓住身边一把破雨伞和一个脏得看不出底色的包。
　　 二姑满眼热泪地走上去，打量哥。问：“你这么多年到哪去了？”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要讲，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妹要带哥回家，哥说：“爸爸呢？他老人家能原谅我么？”
　　 爸爸去世好多年了。我和三弟住在一起。爸死前老叨念着你呢。
　　 从此，大爸和姑姑、我爸住在一起了。
　　 最早接触大爸应该在我四五岁的时候，那阵父母要在新中国的单位挣表现，常把我送回合川利泽老家，让二姑一家照顾我。大爸住在二姑不远的独房子里，一有空我就往大爸那里跑，因为大爸会讲故事，还会装马叫、鸡叫、飞机吼；拿根木棍当枪使，拿个包谷当手榴弹扔，拉过长木板凳当马骑。还有，我没听不懂的只管问，想到哪点问到哪点，有没有逻辑，与故事有没有关系，只要出口，大爸百问百答，仿佛回答就是他的快乐。
　　 大爸因为打仗受过伤，生产队的人说他抗战有功，脚也有些跛，就叫他在屋里做一些手上活，顺便帮二姑喂猪。大爸有时间，我就跑得勤。
　　 只是有一次听二姑对大爸说：“你参加川军打日本鬼子的那些事儿对侄儿讲可要收敛点哈，不要说得天一棒地一棒，不沾边不着地的，影响大城市的侄儿读书。”
　　 大爸站到起庄重滑稽地向二姑行礼：“遵令！”
　　 男孩子十有八九都怀有打仗当英雄情结，我也一样。大爸越不愿意给我讲当年他参加川军打仗的事，我越追问。甚至有时候他不讲我就赖在他屋里不走。二姑来干涉，我更威胁地连饭都不吃了。二姑只好说：“讲吧，讲吧，反正是过去的事，当不了饭吃，但不能耽误吃饭。你这个调皮匠回重庆饿瘦了，老三不晓得啷个骂我。”
　　 胜利了的我，坐在大爸屋里，嘴里嚼着干胡豆，大爸说：“他参军那会根本不晓得要上前线打仗，只是跟着乡上王大爷的民团混饭吃。听说开出川打日本鬼子，都不晓得啷个会事，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日本人鬼子，不晓得日本鬼子真是鬼还是人。另外一种想法，是鬼的就怕光，怕阳气冲天，红的代表阳物，因此都我们穿红内裤，戴红带子。有的把红带子系在裤腰带上，有的系在手腕上，有的系在胳膊上，也有的系在脖子上的；宣布去打日本鬼子后，伙食有些改善，接连两天吃了肥得流油的回锅肉。我们从家乡利泽开始，走哇走…..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也不知道走到哪个地方，反正当官喊走就走，喊停就停，刮风下雨，根本不当回事，人走得累极了，倒下就睡，边走边睡着的情况时有发生……你不晓得那个时候战场打得乱，仗打下来上千人死了只剩几十个，有时敌人的散兵游勇跑到我们阵地上来了，我们侥幸活下来的人跑到敌人阵地里去了，尤其是大雾天，只听行军的脚板声响。有次我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好久，突然间感到周围怎么不对劲，结果仔细一看，发现身边有叽里哇啦说话的日本兵（从声音判断可能是）。再转头东望西瞅，平常的熟人好像都不见了，我赶忙装出系鞋带地低下头，趁那些人不注意，躲在路边草丛中，从而逃过了一劫。”
　　 大爸说着狠吸了口叶子烟，蓝青色的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来后，在屋里转着绕着不肯离去。我鼻孔里也有烟味，挺不舒服，但我忍住了，叫大爸快讲下去。大爸说：“我们这帮人在乡头混，觉得手里拿了土枪、猎枪、独角龙之类的火炮，或者背把大刀、拿根梭标之类的家伙都神气得不得了，在出川时一个连八九十个士兵配了一挺轻机枪和三四十支步枪，步枪全是蓝闪闪的中正式。。结果上了战场才晓得，日本人的武器比我们好得多，第一次与日本人面对面的时候，一阵大炮轰炸，飞机丢弹扫射后，震得耳根子发麻，好半天才听到声音，一看周围的人死了好多，吓得半天不敢出声。我们连长是个抽大烟的瘦子，他在我躬着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见我没死，就喊：‘打呀，信不信老子毙了你。’可他话还没说完，一颗不知从那里飞来的子弹把他脑壳击破了，脑浆溅了的一脸。……我想跑，哪跑得了，干脆拿枪打吧。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结果还好，我没死。记得是参加台儿庄战役吧，应该是。打着打着转头看，突然发现阵地周围战友死光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奈之下，只好将战友尸体盖在自己身上，待日军走后再去寻找部队，结果逃得一命！”
　　 我被大爸讲的故事吓倒过，在我身边听大爸讲故事的表哥、表姐说大爸是天南海北乱吹，根本不着谱。二姑却说：“你们知道个啥，你们多大点，上过战场吗？我大哥是人精，他能打那么仗不死，就是后福。吹怎样，不吹怎样，哪个当回事？你种你的田，他喂他的猪！”
　　
　　 三
　　 我读小学时，还常在暑假里回合川老家。记忆里的大爸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他打仗受伤的老病常犯。二姑给我说：“大爸一辈子做事不求人，硬气得很。更反感别人同情他可怜他。邻村那个张寡妇年轻时在烟馆里受过大爸的恩惠，这些年见大爸个人居住可怜兮兮的，要搬过来和大爸住在一起，大爸横着眉毛说：‘这算个什么？孤男寡女的，惹人闲话。’张寡妇说扯结婚证名正言顺地嫁给他。你大爸却说‘结婚？脑壳昏哟!我一身病，吃也吃不得，做也做不得，睁着眼睛过天天的人，去拖累别个做什么，人家好脚好手年纪轻轻的。”
　　 二姑还给我说：“发现大爸经常眼睛半睁半闭的，好像睡着又好像没睡，唯有说起川军打仗的事，他像注了鸡血。就叫我多和大爸扯他在川军打仗的事，只要你大爸高兴精神快乐就行了，你爸和我都是这个心思。你大爸挺喜欢你的，说你读书有文化，将来可能有出息。”
　　 于是我就装出从来没听过大爸讲打仗故事一样，每次坐着天真地急切地望着他。大爸声音仍然天生地那么响，只是中气没那么足了，记性糟糕透了，昨天讲的故事，今天完全另一个版本。爸爸叫我多陪陪大爸，我陪了就是他陪了。再说每次我听大爸讲完故事从那间屋里走出来，忙碌的二姑不是塞砣冰糖在我嘴里，就是拿个煮鸡蛋放进我裤包，还总亲昵地揉我的头发，一副非常感谢我的样子。当时我人小不懂事，认为自己做了天大出息事，哎！现在回想起来心酸，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子。
　　 有次我故作调皮地问大爸：“你说川军去打日本鬼子，川军当时到底像啥样子，说来听听？”
　　 大爸突然似乎清醒起来，睁圆昏浊的眼珠，盯了盯黑乎乎的墙壁，两只枯瘦如柴的手拍了两下，得意地说：“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那次我们到成都东门去玩，看到城门洞立个了国民革命军人铜像: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那就是川军，我们川军就是那个样!”
　　 后来我查过资料：大爸这次记忆是准确的：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确实立了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民常称的“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正是大爸说一个国民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人民敬仰。
　　
　　 四
　　 1963年春节，二姑告诉爸爸，大爸不行了，我和爸爸赶回了乡里，然而这次大爸从阎王爷那里转一圈又回来了，爸爸忙着上班，我放寒假就多呆了几天。那些天心里挺矛盾：害怕大爸死了，从今没有了大爸；又忧虑大爸没死，等我们一走，他死了又得赶来。我挤在大爸那间屋里惯了，住在大爸对面的小床上，大爸的气味我闻得来，张寡妇把菜饭端进屋后，屋里就多了些汤的热气和米的芳香。
　　 窗外的天空很暗，灰蒙蒙的，窗口钻进的光线清幽幽的。有次大爸突然睁大眼珠子，气喘得厉害，我过去揉了揉他的胸口，他眼睛盯盯的，我吓得不行，赶忙去喊来二姑，张寡妇也跟着进来了。张寡妇和二姑齐声喊：“炳全，炳全，”我也带着哭腔叫大爸。恍惚的大爸终于回过来了，他气喘吁吁地断断续续地说：“屋外有个衣衫单薄的川军兄弟走到坝坝里要吃汤圆，快，快，快，他好冷好饿，二妹快快再端给他一碗；兄弟啦，你只顾埋头呼呼地吃，我们这里有，有，真有……二妹，张姑娘（大爸对张寡妇的称呼）你们要让他吃，吃……”他揉了揉眼睛，脑壳转来转去，“哎呀，川军兄弟不见了……快把他喊到，快把他喊他。”
　　 二姑、张姑娘和我，立即到屋外，哪里有人嘛……天阴暗只有寒风呼呼地吹着，一只困乏的猫喵呀喵地叫……可怜的大爸又记起他打仗挨饿受冻的日子……我们的眼眶酸酸的，鼻孔好像塞了乱麻，感觉有泪珠子从鼻沟滚下来……
　　 大爸与世长辞是1964年深秋，那时我上中学了，父母怕耽误我学习就没让我回合川见大爸最后一面。爸爸回去和二姑一道办完大爸的丧事回来，脸阴沉，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爸爸的脸色才正常。有天爸爸说梦见大爸了，问我有没有大爸托着帮忙做的事？
　　 我一下莫名地紧张起来，因为有件事梗在心：可能是1963年春节后离开合川回重庆的前一天晚上，大爸挣扎着从乱糟糟的柜子里翻出个褪了色的黄挎包，从包里翻出层层包裹的一张发黄的信纸，被浸泡过，皱巴巴的，上面还有发硬的血印迹，信纸的头和尾已经不知去向，大爸叫我把信纸凑近灯光处念。我先看了两遍，最后才勉强读了下去，明白是一个长官样的人写给年轻老婆的信。告诉老婆他随队伍走得匆忙，有个秘密没来得及给她说。就是床底中间的土里面埋了个瓦缸子，里面有20个银元，拿出5个还给街上的香油铺的李大爷，以前他拿回家的好多东西都是赊李大爷的，剩下的留和儿子过日子……
　　 我问：“大爸你找过长官的老婆没有？”
　　 大爸说：“长官是他的营长，长官没叫他去找他老婆，哪敢？”受重伤的营长手放进胸口要摸信纸的时候，一颗飞弹击中他头部，话还没说就死了。大爸费了好大劲才把营长的信摸出来。大爸说：“趁你今天在，想起来了，就摸出来给你瞧瞧。”那天大爸把信纸给了我，叫我没事想他时就拿出来看一看，看到信纸就像看到他和他的战友……
　　 爸爸问我：“大爸给你的信纸嘞，怎么没听你讲过？”
　　 坐船回重庆的船上，一个妇女抱个四五岁的小孩，小孩看到打瞌睡的我挎包里有糖果，趁我熟睡把糖果摸出来吃，把顺便带出的信纸扔进了嘉陵江……
　　 爸爸没指责我什么？只长叹地说：“你的大爸就是这样。以后清明节烧纸，给他说一声，信纸虽然没了，但我们心里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