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窗子，我斜斜地望向深邃处，太阳虽然落下多时，暗淡下来的天空尚还噙着丝丝缕缕的蓝。
　　 我坐着老二的一把交椅。
　　 餐桌上的菜有热有凉，不多，足够吃；酒，洋河小海，档次中庸。
　　 老四所在的行政村集体拆迁，重建新小区，他现在的房子是租住，没有装修，妥妥的原生态。灯光撒满屋子，裸露青砖的墙壁越发显得粗糙，纵使高强度的光线，也无法给人亮堂的感觉。
　　 就差一个人的齐聚。“年”，这个节令像无声的集结号，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汇集于四面八方。
　　 林林也来了。这是他几年来，第一次跨过聚餐的界河。这也等同于他终于迈过了那个坎。三年之前，林林的儿子在太行堤河直播追踪鱼群。他站在快艇上，一个急转弯，快艇倾覆于河里，刚好把他盖在下面。当闻讯赶来的人们把他从水里打捞上来时，早已超过了黄金时间。林林经不住打击，把自己埋在与世隔绝的小圈子里，人间蒸发一般。
　　 家里出事的林林在我们把兄弟队伍里排行老小。
　　 老大、老三说，出事的那天，他们在现场施救。
　　 老四说，他是厨师出身，为这事跑前跑后，事情处理完，每天都去他家，绞尽脑汁地给他制作可口的饭菜出来。
　　 老五、老六、老七说，他们是顺风耳，出事当天都在千里之外的电话里劝慰于他，让他节哀顺变。
　　 偏偏我在这个关键时候，手机落到水里，屏蔽了所有信息，知道这件事情是在第三天。这是最要命的。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天昏地暗的时刻。设身处地地想，那时候他一定是处在极度崩溃的边沿，一丁点的风吹草动都能摇拽着他悲恸到死去活来，甚至是万劫不复。权衡再三，这个宽慰的电话我不能打。
　　 就这样我浑浑噩噩过了一个月，估计林林破碎的身心在漫长岁月里已经得到了缝补，开始结痂，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只是还是接受不了这种敏感的话题。盘算着这个电话还是不能打。
　　 再后来，这件事情几乎连我都淡忘了，偶尔想起来，觉得这个给人揭开伤疤一样的电话更是不能打。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否与我同在一个频道上，反正我的直觉不得不假装糊涂。
　　 这一次的见面，尴尬的应该是我。几年前，老三、老四因为和社会上的混混闹矛盾，几欲非常不友好地切磋上。老三要火拼，老四极力劝和。他们因为不能同结一条战线，差一点拆香拔蜡。如果按这个逻辑推理，那我这种对把兄弟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不闻不问，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就是逆天，就应该被他们踢出五常。无论我的初衷是多么得善意。
　　 林林坐在靠近墙壁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时不时将身体往墙壁上靠拢，有依附感。他的心态已经全然放下，和我们谈生活，谈工作中的趣事。谈至酣处，就绘心地笑。他的好心情感染了我们，于是，爽朗的笑声挤出窗户的缝隙，飘向很远的地方。当我再次望向窗子外面的时候，窗玻璃上除了浮动着灯光照射的光影，视线再也穿不透无尽的黑。
　　 非常不幸的是，现在韦金又出事了。
　　 韦金做生意破了产，没有了家院，没有了车子，没有了光鲜和光环。正当我们议论着他，盼星星盼月亮的时候，他推开了我们半掩着的房门。
　　 这年头人人都穿着华丽的外衣，能有几个坐在一起说推心置腹话的朋友或者知己简直是三生有幸。
　　 我们把兄弟几个聚齐，筷子摆齐，把酒斟满。林林与韦金有点共情效应，讲话的分贝也放低了。韦金与我们打招呼后落座，暖融融的气氛在互相嘘寒问暖言辞里流淌。
　　 在我们推杯换盏的时候，偶尔从窗户外面砸进来几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这声音非常噪聒，但也很受用，听起来有着异常的亲切感。
　　 喜欢鞭炮大概是我们男孩子与生俱来的秉性。我和韦金在一个村子里长大。在年龄相当为数不多的小孩子群里，他是最能和我玩得来的，因此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爱好——盼过年。因为过年就能放鞭炮。纵使别人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觊觎过年多吃一点好东西时，我们两个人的脑筋铁板一块，不为所动，也雷打不动，一门心思要鞭炮。
　　 倘使谁家有丧事，鞭炮放得特多。我们小孩子就围着抢落在地上没有炸开的鞭炮。韦金动作最敏锐，一盘鞭炮还在噼里啪啦的时候，他早已猫着腰，一条腿半躬着伺机而动。
　　 我们不再抢鞭炮，只能把那些趣事当作美好回忆的时候，秋天到了，树叶黄了。原野的风很粗犷，把我们雕刻成雄壮的模样。生意上的落魄使我很受伤。我与韦金谈到这个话题时，感到有点悲凉。韦金说，我们是抬轿的年代，现在是坐轿的年代，抢鞭炮没有继承人是时代的进步。我望着满树的黄叶，听着它们被秋风拨弄得哗哗作响，间或有几片飘然落下，有一种寥落半生屈服于当下的感慨。
　　 他说，树叶黄了，是秋天向树叶发出的问候，是孕育另一个新生的开始。
　　 我记住了韦金的话，生活有了信心，生意有了起色。
　　 杏子黄的时候，韦金走出了村子。韦金不得不出走，他金戈铁马里混迹若干年，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在苏州他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她是一外资电子公司生产线的拉长，人长的袭人晴雯一流，技术也精湛。
　　 他们靠多年的积蓄和银行贷款组建了自己的电子公司。韦金胆子大，一迈步就是大手笔，生意也风生水起。每年欢聚，我们都眼馋他从庞然大物的路虎到乌黑锃亮S级的奔驰轿车，这种一年一换的节奏，都眼馋他脖颈上黄灿灿的大金链子，还有带在手腕上价格不菲的名表、玉器。他也很慷慨，带来的酒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名烟自不必说。
　　 如果没有三年的疫情，如果没有经济大萎缩，如果没有太多的如果，他生意壮大得阵势依然像滚雪球一样无限复制和缔造着辉煌，继续如日中天。正是没有如果，他的帝国神话轰然倒塌。
　　 “我没有带酒过来，也没有带烟。”韦金在我们的热火朝天的问候下，讪讪地说。
　　 “我们差酒差烟吗？我们就差你这一个人。”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并举起杯子，异口同声地说，“来，为我们一年一度的欢聚干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