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号这天，天气少有的好。一场西北风，将夏日的暑气和潮气吹到东南方去。天空蓝得晶莹。几抹云彩，就如国画大师在宣纸上的随意留白。上午的金黄的阳光，从头顶泼洒下来，明朗地温暖着安静的校园。这“国怀”小学修建得颇具特色，教学楼呈一个“凸”字形，中间高四层，当作教室；两边高三层，用来办公。绿色的楼顶，作成仿古的庑殿顶。红色的墙壁，红色的廊柱，满是古色古香的气息。楼前植一片垂柳，长长的柔柔的柳丝，仍然是翠绿色的，就像一群苗条的女生，温柔地站在初秋的微风中。楼后栽一片白杨，挺直的粗壮的枝干，树冠也依然保持着浓绿，就像一群强健的男生，飒爽地站在初秋的微风中。四周的围护，皆是青瓦白墙，稀疏地留几个镂空的花窗。
　　 这校园建于三十年前，是孙老先生自己设计的。教育局的领导说，盖成现代的吧，显得有朝气，有气魄。孙老先生说，盖成仿古的吧，让孩子们了解一下，老祖宗盖的房子是什么样的。盖完房子搞绿化时，教育局的领导说，栽些法桐吧，那品种高大粗壮，有品位，有气魄。孙老先生说，栽咱自个的品种吧，柳树啊，白杨啊，国槐啊，都挺好的。因为孙老先生是这学校的投资者，那几个领导也就没再说什么，点点头哈哈笑着。
　　 孙老先生的车驶进校园，就在那片柳树林间停下。司机小刘拉开车门，小心地扶着老先生下来。老先生已经九十出头，长长的胡子和长长的头发都是白的。身形瘦削，微微驼背，手中拄着枣木拐棍，走路也不如先前那么利落。小刘说：“咱到办公室坐坐。”老先生说：“先在园子里转转。”抬手摸摸那柔软的柳丝，说：“这柳树可比三十年前粗多了，刚栽上的时候，还都是小树苗呢。”小刘说：“您老栽这柳树的时候，还没我呢。”老先生说：“你小学在哪儿念的？”小刘说：“就是在咱国怀小学念的。”老先生就打量打量小刘，哈哈笑了，说道：“一晃都长这么高了。”
　　 俩人随意说着话，随意在校园里溜达。绿瓦红墙的教学楼，在翠色的柳树和白杨树中掩映着。风吹杨树叶子，沙啦沙啦、沙啦沙啦。敞开的玻璃窗里，飘出孩子们读课文的朗朗声，稚嫩而又极其认真。老先生就站在窗外，拄着拐棍静静地听。听一会说：“还是读书好，还是小时候好。岁月如刀，刀刀催人老。”有些浑浊的瞳孔中，略略闪过一丝忧郁。这初秋的安静的校园，仍旧残存着夏日的气息。月季花红红地开着，凤仙花红红地开着。一只寒蝉藏在柳叶间，吱吱地鸣叫。
　　 老先生说：“咱到楼上走走。”小刘说：“别去了，别爬了，您岁数大了。”老先生说：“爬慢一点，就当锻炼锻炼。”固执地走到门厅里，走到楼梯口，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楼上走。读书声落下，楼道里变得很安静。透过窗玻璃，有的教室里孩子们拿着铅笔，在作业本上嚓嚓地写着；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地写着。而更多的教室里却是空空荡荡的，只有一排排书桌寂寞地摆放着。地板上有散落的白色纸张，黑板上的拼音和汉字，擦掉了一半，还残留着一半。老先生轻轻叹口气说：“孩子们一年比一年少了。”小刘说：“都去城里了，都走了。”老先生摇摇头，步履蹒跚，黑帮白底的布鞋，在楼道里发出迟重的摩擦声。拐棍敲击地板，“嗒嗒嗒”的响声听起来有些寂寞。
　　 正走着，李校长笑呵呵迎过来，将老先生接到办公室中，喝着绿茶慢慢说话。老先生问：“今年招了几个班？”李校长说：“招了一个班。”老先生问：“一个班多少人？”李校长说：“一个班三十几个人。”之后，两个人就不再言语。老先生端着茶杯的手微微颤抖，不停吹着浮于水面的轻浮的茶叶，有气无力的样子。李校长安慰说：“形势逼人，你我都无能为力。咱们学校昌盛的时候，一年级新生招收过八个班，一个班五十多个人。”不停起身，给老先生添茶。老先生还是一味沉默，吹着水面的茶叶什么也不说。李校长说：“城里的条件，毕竟比咱乡下好；国外的条件，毕竟比咱国内好。”老先生把茶杯放下，因为手微微颤抖，杯里的水就洒溢出来。他说：“总不能哪里条件好就往哪里去，拈轻怕重，逃避责任。那些繁荣的地方，哪一处不是浸透着先辈的汗水和血泪。”李校长说：“现在的孩子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读书不是要奉献给社会什么，而是要向社会索取些什么。读书越好，向社会索取的越多。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老先生听校长如此说就啪地一拍茶几，嘴唇微微抖动着：“照你如此说，那些留学不归、弃国而去的学生都是英明的，都是无可厚非的？”李校长赶紧站起来，垂手低头，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老先生就招招手，让李校长坐下，说：“你当校长也有三十年了，第一任是你，第二任是你，第三任是你……一直都是你守着。”李校长说：“老师，您也是如此。三十年了，一直就在老家守着。”老先生的脸色就慢慢缓和，示意李校长在自己身边坐下，拉着他的手说：“我老了，也快走了。你要在咱学校守着，好好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如何爱家，如何爱国。”李校长就不住点头，眼睛渐渐发红，渐渐湿润，随着点头的动作，两颗泪珠慢慢滑落，哽哽地说：“我没能把学校办好，辜负了您老的嘱托。”老先生掏出手绢，轻轻擦拭李校长的脸颊，沉默一阵子说：“这也不能怪你，我都没能把孩子教育好，哪能怪孩子们呢，哪能怪你呢。”抬眼望着窗外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听一只秋蝉，在树梢上孤单地歌唱。
　　 在李校长的记忆中，这是孙老先生第二次如此动容，第二次如此动情。第一次，是他的双胞胎孙子留学美国，定居美国，再也不愿回来的时候。
　　 他的两个孙子一个叫锦国，一个叫绣国。一九九二年，随老先生从台湾回来的时候，都刚刚学会走路，左摇右摆前仰后合的，小脚丫挪动时还不是很利索。俩孩子三岁就读百家姓，四岁就读三字经，黑眼睛忽闪忽闪的，脑瓜都极聪明。七岁时，在爷爷创办的国怀小学读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总是全班第一。李校长发奖状时，总爱摸摸俩孩子的脑瓜说：“长大了考清华，考北大，像你爷爷一样报效国家。”锦国和绣国就高高举手，行一个少先队礼，点一下头，大眼睛里满是坚毅。每每放学回来，孙老先生就喜欢把俩孙子揽进怀里，一个坐在左膝，一个坐在右膝，问他们说：“长大了想干什么啊？”锦国说：“当个科学家。”绣国也说：“当个科学家。”孙老先生就哈哈笑了，轻轻抚摸着孙子的小脑瓜：“无论当什么家，都不要忘了报效国家。中国人吗，就要有一颗中国的心。”
　　 到后来，锦国和绣国也果然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果然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在县城第一中学读书，都被分在实验班里。三年之后高考，又都考上了清华大学，且学习的都是些高精尖的东西，很烧脑，也很有意义。一年考上两个清华，在整个一中，在整个县城，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厚厚的奖金，鲜红的锦旗。在中学作完报告，又来到国怀小学里。
　　 那个夏末的国怀小学，正是如日中天。校园里垂柳翠绿，白杨茂盛，满树繁华的葱茏。宽阔的塑胶操场，两千名师生坐在凳子上。金色阳光下，一双双乌溜溜的、亮晶晶的眼睛，一张张娇嫩嫩的、红扑扑的脸庞。掌声像春雷一样，像春风一样，像春雨一样。主席台上，锦国说：“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绣国说：“我们一定会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报效祖国，报效家乡。”兄弟俩攥着拳头，挥舞着手臂，像奔赴战场前的勇士一样。孙老先生也坐在主席台上，望着自己的两个孙子频频点头，眼里闪着自豪的光亮，欣慰的光亮。多么苍翠的夏天，多么美好的校园。孩子们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老师们那一张张和蔼的笑脸。内心的高兴和激动，让孙老先生苍老的脸，也变得红润而年轻。他愈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自己的付出是有意义的。
　　 一九四九年，老先生在国民党那边搞文艺宣传，能弹能唱，能写能画。坐轮船去台湾后就退出军队，静下心来拜师学艺，跟着黄君璧大师学国画，练书法。二十年之后就颇有了名气，颇有了积蓄。在基隆市郊建了自己的别墅，每日里写生作画，研究读书。日子过得很是潇洒，很是富足。可潇洒、富足的表象下，孙老先生却一年比一年想家，一日比一日想家。时常登临海边的山峰，遥望故园的方向。迎着瑟瑟的西风，听着海水的涛声。西风瘦劲，涛声宁静。老先生望着茫茫沧海，望着沧海上偶尔驶过的轮船，总会不由地想起马致远的那首散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回到别墅中，让夫人炒几个小菜借酒消愁。白瓷酒壶，白瓷酒盅。酒壶上画红红的梅花，酒盅上画黄黄的菊花。古法酿造的高粱酒，味道很浓。三两酒下肚，老先生就絮絮叨叨，和夫人讲述他小时候，在马颊河里摸鱼的事情。讲述春天里，院子里的老榆树如何茂盛。母亲如何采下那嫩绿的榆钱，烀成榆钱饼子，蒸成榆钱窝窝。说着说着，眼睛就湿润了。
　　 一九八七年之后，老先生多次回到故乡，回到生他养他的马颊河畔的河崖村。跪在父母坟前，久久不肯起身。拉住老邻居、老伙伴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好几十岁的人了，泪蛋蛋就在眼眶里打转转。光着屁股长大的伙伴们说：“回来吧，岛上再好也不是家啊。”老先生就点点头：“我是没说的，就是儿子那边要做做工作。”回到基隆的别墅，炒了四个菜，烫了一壶酒，和儿子面对面坐着，商量回大陆老家的事情。儿子说：“咱在台湾不是挺好的，到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新运作，很麻烦的。”老先生说：“台湾再好也不是家，咱老祖宗可都在马颊河边埋着呢。”儿子就端着酒杯，低头沉默。
　　 整整好几宿，老先生都是辗转反侧，他儿子也是辗转反侧。月牙弯弯，繁星点点。海风吹来宁静的涛声，吹来轮船的汽笛悠长的鸣声。
　　 那时候，回大陆探亲可以，要回大陆定居，台湾当局还是很不乐意。对老先生这样的名人雅士，更是管得严厉，找出一大堆理由去阻拦你。老先生就动用自己的人脉，讲人情托关系，还将自己的书画拿出来几幅，偷偷给人家送过去。如此运作了两年，老先生才拖着行李，携着妻儿，登上了前往厦门港的轮船。一路上海风吹拂，海浪起伏。老先生站在船头的甲板上，凭栏远望。渐渐近了，那祖国的方向；渐渐近了，那故园的方向。海鸥在头顶飞翔着，时不时有鱼豚跃出水面。
　　 回到故园，老先生住在河崖村新建的小四合院里。院子是仿古的，青瓦白墙，雕花的红门红窗。走廊下的松木柱子，也拿红油漆涂抹着。天井里栽了石榴和红杏。初春开花，几树粉红；初夏开花，几树火红。老先生除了在书房里练字作画，就是在小院里独自徘徊，或者去马颊河畔，迎着和煦的风，听河水拍打河岸的哗哗声。他喜欢这老家的宁静，他喜欢这老家的河水声。
　　 回家不几日就是清明。老先生准备了烧纸、香烛和供品，带着全家老小去给父母上坟，去给孙氏的老祖宗上坟。出村西口不远，有一座高高的土岗子。岗子上生一片粗粗的老柏树，根深树壮郁郁苍苍。一树一树的阴凉里，苦菜花开得金黄，蒲公英开得金黄。柏树下那处七尺高的土丘，是孙氏始祖的坟墓。墓前的青石碑高四尺一寸，光洁厚重。碑文用欧楷刻成，稳重大气而又刚劲有力。孙老先生在墓碑前摆好供品，烧纸焚香，洒酒祭奠，之后就是跪下去叩头。他儿子说：“在台湾那边都是鞠躬。”老先生说：“台湾是台湾，老家是老家；磕头是磕头，鞠躬是鞠躬。不能乱了规矩，不能乱了章程。”于是一家人都齐刷刷跪下去，向老祖宗磕了三个头。尚不经事的锦国和绣国，也跪下去学着大人的样子把头磕了。老先生父母的坟头，就在柏树林子西边的斜坡上。土丘矮了许多，石碑也短了许多。老先生在坟前跪了许久，待起来时，腿和腰都有些伸不直了。
　　 老先生回家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镇子上批了几十亩地，建起了国怀小学。小学在镇子西北角上，靠着宽阔的、长长的马颊河。迎着校门有一棵极粗极高的老槐树。虽然树干上有一个干枯的洞，树冠上有几根干枯的枝，可老槐树依旧葱翠茂盛。春天发芽，夏天开花，从来都未辜负这大好的年华。孙老先生对学生们说：“这树在唐朝时候就有了，一千多年就在这儿站着，屹立不倒。土厚才能根深，根深才能叶茂。”又说：“咱们国家，咱们老家文化久远，土地深厚。希望你们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去，开出花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因为有这棵高大的国槐，老先生就给学校起名“国怀”。
　　 这国怀学校，这国怀学校的学生们，也未辜负孙老先生的关爱和期待。一年一年，孩子们背着小书包从校门口走进来，迎着那棵高大的国槐。一年一年，孩子们背着大书包从校门口走出去，迎着那棵高大的国槐。尤其是老先生的孙子锦国和绣国，更是这国怀小学的骄傲和名人了。然而在老先生心里，这两个孙子也是他极深的伤感和极大的遗憾。
　　 锦国和绣国清华毕业就去了美国留学，读了硕士读博士，读了博士就办了绿卡，进了美国的科研机构。研究一些很尖端，又很重要的东西。除了偶尔的探亲，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老先生打电话说：“我养育你们干什么？学校教育你们干什么？国家培育你们干什么？”绣国沉默不语。锦国说：“中国毕竟还是太落后了。”老先生说：“正因为落后，你们才应当回来，为国家做点什么。”锦国说：“爷爷，您岁数大了，别管那么多了。这世界不是你一个人能改变的。”老先生说：“我连自己的孙子都改变不了，还谈什么改造世界呢。”就颤抖着枯瘦的手，把电话挂了。那之后，他就极少提自己的两个孙子；也不愿意别人，在他面前提及两个孙子。两个孙子就像两根坚硬的棘刺，深深刺进了老先生的心里。
　　 前两年，老先生的夫人病逝，停灵五日。直到发丧那天，两个孙子也没能回来。打电话催促，总是说忙于研究，不能随便离开，受限制的。视频里，两个孩子扑通跪下，给奶奶的亡魂磕了三个响头，泪水扑簌簌地洒落。老先生说不出话，眼睛也湿润了。
　　 和李校长攀谈了一会儿，老先生就走出办公室，走到迎门的那棵老槐树下。绕着树转了一圈，抬手抚摸它那粗糙的树皮，抬眼仰望它那茂盛的树冠。浓厚的阴凉下，老先生稀疏的白发就显得愈发苍白了。
　　 这时候下课铃响了，清脆的“叮叮铃铃”声。孩子们从教室里走出来，在柳树荫里奔跑，在白杨林里欢笑；就像一群欢蹦乱跳的小鹿，就像一群朝气蓬勃的小鸟。望着这些黑黑头发、红红的脸颊，老先生似乎忘记了方才的失落和惆怅，捋着雪白的胡须，眼睛里闪烁着熠熠的光。南风吹拂，老国槐浓绿的叶子“沙沙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