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走了，是被正月十五晚上那场罕见的大雪带走的。
　　 根叔姓王名长根，是个孤儿，早年就住在生产队的那间公房里。那时，村里人都叫他根娃,称呼他根叔，则是八十年代初，他出狱后，全村人几乎一夜之间改口叫过来的。
　　 儿时的记忆中，根叔并不是今年春节我回去时见到的模样。那时的根叔，长得五大三粗，总感觉有使不完的劲。每逢大队演样板戏，他就会驮着我跑进戏场，把我架在他脖子上看完整场戏，以至于我至今仍能哼唱李铁梅的那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由于天生有一身好力气，生产队的重活累活，都少不了根叔的身影，尤其是犁田耕地，一大半几乎都是根叔用生产队的耕牛犁出来的。抢收抢种季节，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时节，各生产队都不甘落后，打着火把、点燃马灯连夜在农田里干活已是常态。
　　 根叔的任务主要是用耕牛犁田。能干这活的人不多，所以只能牛换人不换，昼夜连轴干，实在扛不住了，就倒在田埂边的谷草堆里眯一会，起来后又接着干。当然，根叔挣的工分是全生产队最多的，获得的“劳动模范”奖状也最多，吃得则更多，碗大的馒头，他一餐就要吃三、四个。
　　 根叔是感恩的人。他知道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村里无论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会不惜体力，脏活重活抢着干，很多人家，心里是很喜欢根叔的。比如桂花她爸，就曾托生产队长帮忙撮合，想让根叔跟他们家合在一起过。
　　 队长觉得这是好事。桂花她爸想要个儿子，可一连三个，都是女儿，想再生，老老小小一家七口，已让他不堪负重，就只能打消了这个念头。如今，三个女儿渐渐拉扯大了，大女儿桂花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人家一打听，知道他们家年年都是“缺粮户”后，立马就打了“退堂鼓”。如果真能把根娃和桂花的事撮合成，既圆了桂花爸一个梦，也结束了根娃的孤身生活。
　　 根叔当然也看出了端倪，他打心眼里也喜欢桂花，只是自己孤身一人，什么也没有，住的房子都是生产队的，又怎好开口托人去提说这事。
　　 队长思量了一下，觉得再有月把时间就该抢收抢种了，还是等忙过“双抢”，再去撮合这门喜事。
　　 谁曾想，这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那天中午，根叔“牛换人不换”的连续干了几天，人牛都有些招架不住了，而该轮换的牛又没送过来，于是干脆将牛解下犁铧，放到山坡上去吃草，自己也趁机躺在谷草堆里眯了会。约莫半小时后，送牛的人提着根叔的午饭过来了。根叔接过午饭便坐在田埂上狼呑虎咽地刨了起来。送牛的人问他，要调换回去的牛在哪里？根叔顺势往山上一指，就又忙着刨自己的饭了。
　　 不一会儿，送牛过来的那人突然惊恐地在山上吼了起来：“根娃！根娃！出事了，出大事了！”
　　 根叔急忙丢下饭碗，跑上山一看，只见要调换回去的那头牛，已四脚朝天，直挺挺地躺在山沟底。根叔惊出一身冷汗，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要知道，那个年代，“耕牛”被定位为“农业生产的宝贝”。生产队的饲养员就曾因给母牛接生时，救活了牛犊而没保住母牛，被县革委会下派的驻村工作组，以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罪名，在公社和大队社员大会上游行批斗了好几天。
　　 队长闻讯赶了过来。经仔细查看，认定牛是在山上吃草时撞上了马蜂窝，被蜇后从山坡上跌下山沟摔死的，与根叔没关系。队长派人把牛抬回村上剥了，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十多斤牛肉，让几个月也难闻见荤腥味的山沟，连续几天都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牛肉香。
　　 根叔悬着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此后几天，他犁起田来更加拼命，总想用自己的努力把摔死耕牛的损失夺回来。
　　 抢收抢种结束了，生产队因摔死耕牛拖了后腿，使大队在公社“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作会上被点名批评。公社下派工作组到大队蹲点，帮助查找原因，总结教训。摔死耕牛的事不可避免地摆上了工作组桌面，根叔作为重大嫌疑人，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到大队，向工作组交代问题，深更半夜才能放回来，次日再继续到大队反省交代问题。
　　 这一折腾，就是半个多月。根叔也确实按照工作组的指示，认认真真进行过反省。他实在想不明白，工作组为什么要反复逼问他“是不是故意将牛赶下山沟的”，实在想不明白自己究竟有什么问题？但工作组认为，根叔没交代出问题，恰恰是反省不深刻、不彻底，说明他“态度不端正，故意对抗工作组调查，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
　　 果真如此，那将是很严重的问题。
　　 有人开导根叔说：“像你这种多年的‘劳模’，大不了也就是开个社员大会批斗一下。干脆承认了算了，以便早早结束这场调查。”
　　 根叔是个倔强直爽的人，没有的事，打死，他也不会承认。死！他想到了死。他不愿桂花看见他像生产队那位饲养员一样，被押上公社、大队的社员大会游行批斗。他拿起一根棕绳，在黑夜中走向了公房后的那片树林。
　　 第二天，工作组没能在大队部等到根叔，立即让民兵连长带两名民兵赶到生产队，要把根叔抓到大队部继续反省交代问题。
　　 民兵连长带着两名民兵很快赶到生产队，在队长陪同下来到根叔住的公房。
　　 房门开着，却不见人影。
　　 “跑了，逃跑了！”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民兵连长立即做出反应，命令两名民兵迅速分头寻找，让生产队长一边派人到大队报信，一边组织队上社员协助寻找。没费什么周折，两名民兵很快就在公房后那片树林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根叔。
　　 也许是上天的安排。那晚，根叔拿着棕绳走进公房后那片树林，选了一块树木茂盛的山坡，攀上其中一棵歪脖子树，把棕绳一端系在树干上，另一端挽个圈套进自己脖子……
　　 哪曾想，根叔那五大三粗的身体，竟把那歪脖子树压得弯了下来，树梢弯下来后，被下面的小树撑着而不能继续向下，整个树干形成反弓状，根叔的脚刚刚够得着地面，稍一用力，树干就弹了回去，随即就又弯下来被小树撑住，使根叔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就这样被挂在树干上。树林外有人路过，因树木茂盛也很难发现，根叔又叫不出声，要不是民兵搜山及时，还真不好说后果会怎么样。
　　 当然，被民兵搜山抓住的后果也没好到哪里去。
　　 工作组很快形成结论：根叔为躲避劳动，故意将耕牛赶下山沟摔死，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阴谋被戳穿后，又企图畏罪自杀，逃避无产阶级人民专政……
　　 根叔很快便被县公安局的警车带走了。
　　 几个月后，县上召开公判大会，全县各生产队都选派社员代表参加了大会。生产队长参会后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根娃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犯了“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二年。大家要坚决同根娃划清界线。
　　 会场里鸦雀无声。
　　 看到钉在生产队公房土墻上的那张仍没干透的牛皮，社员们都觉得欠根娃点什么。究竟欠什么？怎么补偿？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在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年代，年轮又飞快的转动了八圈。这八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已被乡政府、村委会取代，生产队长改成了生产组长，虽已不再管生产，但全村人仍习惯称他“老队长”；农田已全部分给了各家各户，实行包产到户；“耕牛”已不再是“农业生产的宝贝”，犁田耕地大都用上了拖拉机；桂花吗？也早已和小伙伴们去南方打工了……
　　 这天中午，老队长突然接到村委会通知，说县上给根娃平反了，改判他无罪了，过几天就要释放了。
　　 老队长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满脸是泪。随后，他独自来到根娃当年住的公房前，坐在院坝里，点燃老旱烟慢慢的吸着，心里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觉得亏欠根娃太多。是根娃当年拼着命在生产队干，才使他这生产队长年年都能当上公社的先进；而根娃被抓走判刑，他明知有冤情，既无胆、也无力为根娃申诉，还违心地要求全村人和根娃“划清界线”。
　　 他后悔桂花爸当年托他说媒时，他虽觉得是好事，但却尽想着如何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夺红旗”，为自己年底能当上大队支书再增添点分量，就想往后推一推，等忙完农活，再帮根娃撮合操办喜事，致使根娃仍孤身一人，没人照顾，累倒困睡在田埂边，让耕牛脱离了视线，才生出后面那无端祸事。他感激当年包产到户时，他提出“给根娃留一份田，公房也给根娃留着”的建议后，全村人给了他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无一人提出异议。
　　 公房，根娃住的公房。他的思绪突然被眼前的公房打断。
　　 根娃住的公房虽然留着，但已多年没住人了，屋里的家具也都不能用了，根娃回来怎么生活呢？
　　 他立即抓起喊话筒，气喘吁吁地爬上坡顶那座已多年没用过的土台，干咳了两声，扯起嗓子便喊了起来：“村民同志们请注意！村民同志们请注意！根娃平反了，改判无罪了，过几天就要释放了，就要回村上了。每家马上来个人，到村上公房前的院坝里开个会，研究一下根娃回来的事。”
　　 连喊了几遍，感觉大家都应该听清楚了，老队长才匆匆赶回公房，等着村民们前来开会。让老队长意外的是，过去他通知每家来一人开会，能到一半他就很满意了；而这次，不是每家来一人，而是每家的人都来了。
　　 老队长说明情况后，大家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很快形成统一意见。由老队长牵头，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立即动手把根娃住的公房翻修一下。家具吗？大件全部买新的，锅碗瓢盆什么的，各家先把自已家的拿一些过来，保证凑齐全、都能用。
　　 一周后，房子翻修布置好了，根娃也要回来了。桂花爸开上刚买的拖拉机，拉上老队长就去县城接根娃。其他人就和桂花妈一起，在刚翻修好的房子里张罗了几桌菜，摆在院坝里，等着根娃回来一起吃。
　　 下午五点过，根娃回来了。全村人都等在那里，根娃跟在老队长身后，老队长一一给他介绍等候他的人，也向每一位等候他的人介绍着他。介绍根娃时，年长的，老队长会说：“这是他根叔！”年幼的，老队长就说：“叫根叔！”
　　 自此，“根娃”这个称呼便被“根叔”取代。
　　 其实，根叔也就三十多岁，但较八年前，明显感觉小了一圈，头发也已泛出花白……变了，整个人都变了！根叔变的不再爱和人说话，特别是老队长和他说话时，他会立即站起来，端端正正的站着；坐在登子上，两只手也总会平行摆放在膝盖上；平时也不怎么和村上的人来往，大多时间就一人呆呆地坐在那间公房里，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
　　 老队长把根叔那份责任田这些年收下的粮食，全部拉过来交给了根叔；其他村民，也纷纷把自己种的蔬菜给根叔送了一些过来。
　　 根叔木然地站在那里，甚至不知道说一句感激话。
　　 暑假时我回到家，听到很多与根叔有关的事。我约上儿时的几个伙伴，一起到根叔住的公房看他。根叔木然的站在那里，呆呆的望着我们。随后几天，我和伙伴们天天都去，根叔仍木然的站在那里。我突然想起了那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便盯着根叔哼唱起来。
　　 根叔定定地望着我。
　　 我连续哼唱了好几遍，发现根叔的嘴竟微微跟着动了起来，最终露出笑容！
　　 这以后，根叔住的公房就成了我们几个小伙伴每天必去的“打卡地”。根叔也渐渐接受了我们，有时还会烧些开水，给我们每人倒一碗放在面前，后来竟能叫出我们的名字，讲我们儿时的那些趣事。
　　 根叔回来了，真回来了！
　　 可我们，却要回去了，回到学校备战高考了。
　　 后来，我听说，根叔已渐渐在村里四处走动了；遇到认识的人，也会主动打声招呼；谁家有什么事，也会主动去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还专门到镇上，把自己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染黑了。
　　 参加完高考，我就匆匆赶回家。第二天便约上几个伙伴去看根叔，并把自己的小收音机送给了他。那些天，根叔过的很快乐，他每天都会打开收音机，收听外面的世界，人仿佛也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一个月后，我们几个小伙伴相继接到入学通知，先后告别家乡，走进了大学校门；另几个没收到通知的，后来也陆续北上南下，到外面闯社会去了。
　　 临走时，我去和根叔告别。根叔微笑着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水果糖塞到我包里。
　　 我笑了，笑着拿出一颗，剥开后喂到根叔嘴里。对他说：我上学去了，放假后再回来看你。
　　 根叔点点头。
　　 从上大学到后来参加工作，十多年了，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再后来就只能每年春节回去待几天。尽管只有几天，但我都会抽时间到根叔的公房去陪陪他，跟他摆摆从前和外面的事。
　　 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去了，留在村上的，就剩下被戏称为“６１９９”部队的儿童和老人们了。每到上学季，根叔住的公房左侧几十米处那条小河边，早晚都有一些老人接送娃娃过河。
　　 我听说，后来，根叔把老人们一一劝了回去，由他独自把接送娃娃过河的事揽了下来。夏季汛期，就一个一个背；秋冬季节河水少时，就捡些石头，磊几个桥墩，再砍些竹子，搭个简易便桥，娃娃们上学过河便来去无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