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凤秧歌的初步认识，是在2024年原平春节晚会舞台上。那天的表演时长不足一分钟，但表演者们五颜六色的服饰，轻快的舞步，喜庆的神情，特别是头顶上那个如弹簧般，随着演员舞动的身姿能收放自如的饰品，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忘怀。于是，在春暖花开的三月里，我再次来到原平市凤秧歌的发源地——西镇乡北贾村，寻找我心中疑惑，还原凤秧歌的历史。
　　 经当地文友引荐，我顺利地到达了距原平市区20公里的北贾村，找到“非遗”凤秧歌第六代传承人——苏润所。
　　 苏润锁老人今年71岁，他行动自如，身材丝毫没有老年人的臃肿，更像是中年模特，腰杆儿笔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黑蓝色运动服，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很热情地将我们从村口迎接到他家。推开大门，院落中放着十几根两米长的竹条，其中一根竹条上压着木工用的刨子，木条两侧散落着刨花儿。再看苏润锁，裤子上还沾着不少白色的木屑。我猜想，在我们来之前，他肯定是在干地上的木工活。
　　 我抱歉地说：“是我们把您手头的活计打断了吧？”
　　 苏润锁先是嘻嘻一笑，而后说：“不打紧，不打紧，赶快进屋吧。”快速地拉开家门，将我和同伴让进了客厅。苏润锁动作敏捷，哪里像个71岁的老人，我打趣地说：“我还是称呼你为苏大哥吧？”他“嘿嘿”一笑，说：“好，好。”
　　 苏大哥自顾坐在沙发对面的小板凳上。摘下帽子，露出花白的头发，点了一支烟，说：“你想了解什么，就开始吧。”
　　 我和同伴对视了一下，心里想，这位苏大哥可真不一般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吗？我干咳了一声，缓解了一下自己的尴尬局面。人家主人都这么直爽咱也无须矜持了。
　　 “能给我讲讲有关凤秧歌与您的故事吗？”我大胆地把话题抛出。
　　 苏大哥吸了一口烟，烟雾从鼻子里打着旋儿冒出来，继而站起身，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拿出一摞资料放在茶几上。将一张黑白照片拿在手中，照片标题《北贾凤秧歌在1955年全国民间文艺汇演获优秀奖》。苏大哥抚摸着照片，给我介绍照片里的主要人物，他眼睛里闪着骄傲的光芒，话匣子也就此打开。
　　 那年我两岁多。听母亲讲，我家邻居是个李姓人家，也就是这张照片中的男主角，他指着照片上那个戴高毡帽的男人。凤秧歌在那次获奖后火了起来，村里掀起了一股学习凤秧歌的高潮。农忙时在田间地头，农闲在大队院子里，我从小就被这种氛围熏陶着。到我六七岁时，就跟着邻居李叔跑前跑后，帮演员们端茶倒水。我父亲不待见我和演员们混在一起，我的爷爷则非常支持我，偷着帮我干父亲留给我的活计，背着父亲给我讲关于凤秧歌的早期故事。
　　 那时，我爷爷常坐在炕上，背靠着墙，嘴里叼着旱烟袋。炕上放着小木桌，桌子上放着煤油灯，我依偎在爷爷的怀里，爷爷眯着眼睛，慢悠悠地讲了起来。过去这个凤秧歌叫兄妹恋，是光绪年间，兵荒马乱时期，有不少难民逃到我们北贾村。其中有一男一女以唱歌、跳舞这种民间杂技来乞讨，村里的人非常喜欢他俩表演，便长期收留了他俩。村民们开出的条件就是让这兄妹二人教他们表演。那时的农民生活比较单一，除了种地就是坐在一起侃大山，没有现在生活丰富多彩。兄妹二人教大家也非常卖力，不厌其烦，口碑载道。兄妹二人后来在村里有了自己的家和地，凤秧歌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活动和谈论话题。
　　 有一天，村民们在一起乐呵。李姓村民和史姓的村民就对兄妹恋这个舞蹈名字提出了质疑。他们说，我们现在是整个村子的人都在一起玩，不只局限于你们兄妹二人，所以得改一下。改一个更好听的、不被婆姨们误解的名字。后经村里文化人和兄妹二人商量，最终取名现在的凤秧歌。其意思既有不忘民间技艺的发源地，也有通俗易懂的意境。
　　 70年代初期，我已长成大小伙子，父亲再也左右不了我的思想和行为。我可以明目张胆地去邻居李叔家学习。那时凤秧歌又名轱辘秧歌也叫秧歌小戏，主要以扭、踩街也叫过街、跑圈儿为主要表演形式。一个头戴高毡帽男人作为主角来领唱，站在队伍的中央，其他演员以这名主角为中心围着唱。我从扭开始学起，后来又学着唱，再后来学着做道具。慢慢地以技术全面，成为演出的核心人物。
　　 演出人员头上戴的那顶黄色帽子十分奇缺，整个村里只有六顶。因其有着十八道制作程序，而被演员们为了一顶帽子而明争暗斗。
　　 师傅把这一技术性活计手把手传给了我。在制作时，需要收集大量的废纸，放在一个大水缸中，用石头压住，水没过废纸。大约静置十天的时间，取出石头，用粗一点的棍棒捶打水缸中的水和纸，将其变为纸浆；用漏勺捞出纸末，团成如手掌大的圆球，握干水分与高粱面一起搅拌均匀成糊状倒入模型。模型是用红胶泥捏成头颅大小尺寸，在太阳下晒干。一层纸浆，一层白面浆糊中配上水胶裱起来，裱至一定的厚度，最后脱出模型，打磨修剪。帽子外层用黄缎面包裹，头顶上的红绒球，那时叫龙头，是女村民们用红丝线绕杏核或桃核，制作成鸡蛋大的圆形，再用剪刀修剪成一个绒球状。90年代，草帽以其轻便和大批量的优势取代了手工纸浆帽子，在制作工期上缩短了许多时间。帽顶上如弹簧状的饰品叫帽圈儿，需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滹沱河畔，将乌柳的柳条砍下，从中选择长一点的柳条，把皮剥掉，在水中泡七天；出水后，把柳条折成弹簧状，捆绑固定后，上火煮或者蒸定型；下火捞出在阴凉处阴干；然后用细铁丝固定在帽子上。其实选柳条也是一项细致活儿，柳条不长，不美观、僵硬，而且影响演出效果。
　　 70年代后期，村民又发现一种野生藤条。有拇指粗，这种藤条比柳条有韧性，弹性好。一根藤条一劈为四，内瓤刮掉，之后制作过程和之前一样。到80年代中期，由于凤秧歌表演者不断增加，藤条已经不能满足演出需求的量。于是智慧的村民们又发现了一种韧性和弹性以及美观度更高的物种，那便是沿用到现在的竹条。你看到院子里的那些竹条就是用来做帽圈儿的。最近，外地定制了十顶帽子，这不，我正抓紧时间往出赶，人家要得急。
　　 看着苏大哥不溢于言表的自豪，脸上那些沟沟壑壑里都闪出了光芒。
　　 我问，“这已经成为您的一项副业了吧？”苏大哥羞涩地点点头。
　　 “唉！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信息化的发展，我发现市面上有好多卖假凤秧歌帽子的，假的最不靠谱的是帽子上的那个帽圈，十八道工序估计最多走了一半，弹性和韧性上大打折扣。”苏大哥本来喜笑颜开的表情被眼睛里的一丝忧愁拽回，屋内再次升腾起他的烟雾。
　　 烟干雾散，苏大哥接着说了起来。在传统的凤秧歌表演中，一般以六男六女为宜。男人们戴帽子；女人们起初头上别着田野间的花花草草，后来为了美观改为彩髻，到90年代中期，妇女们思想解放，为了呈现更美的自己，头饰再一次上了档次，变成了凤冠。男人们帽子上的红绒球和女人们头上的凤冠，正好在舞动中相互呼应，在舞台效果更出彩。服装以颜色亮丽的秧歌服为主。我们传统的凤秧歌是需要唱的，歌词主要以歌颂美好生活为主，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过，一直沿用着《送公粮》的调调。听我师傅讲，五五年到北京参加文艺观摩演出时，受到当时文化部最高领导的亲自接见。表演的内容是《过大年》素材来自咱北贾村的日常生活，人物的塑造是爷爷、儿子、媳妇和孙子，歌词唱的是老旧生活对比，歌颂社会主义好。
　　 70年代中期，我一直沉迷于学习和钻研凤秧歌。父亲见我不务正业，强迫我与本村的一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姑娘成亲。我自己的性格较开朗，再加上平时排练也有同村的女孩子待见，所以对父亲指定的这桩婚事持拒绝的态度。想着自己将与一个木讷无趣的女人过一辈子，头就大。也曾有过和父亲抗议，想逃婚，但那个年代，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只能不情愿地接受了这桩婚事。
　　 原以为成家后，出去演出再也不用看父亲的脸色了，可以为我的喜好买单了。可不承想，自己的这个媳妇儿也和我唱起了反调，排练不许我与女演员接触，每天把我像犯人一样看着。师傅见我和媳妇闹腾得凶，安慰我：“成个家不容易，要好好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你要真对凤秧歌感兴趣，可以私下单独找我。我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小伙子，师傅希望你能保持热爱，也能奔赴山海。”师傅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
　　 我对凤秧歌的热爱是刻到骨子里的，是不被时间的流逝而消退的。反而会越爱越深，就像压久了的弹簧，弹性越来越大。滹沱河畔就是我的敞篷演出舞台，昏暗的灯光是我创作的心灯，田间地头是我一展歌喉的回声壁，玉米和高粱是我最忠实的观众。儿子和姑娘在渐渐长大，老婆开始对我也放松警惕。于是我又偷偷摸摸地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凤秧歌队伍中。
　　 在我隐退的这几年中，村里的凤秧歌队伍出现了分化。村里比较有影响力的两个人各带一队人马，自立门户。起初，谁的队伍我也不会固定参加，只是谁家有活动，我就去谁家。一年后，其中一队的队长因病卧床，在炕上拉着我的手把队伍交到我手上。半年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两队又回到了从前的和谐，理所应当把团长的担子压在了我肩上。记得那时是90年代中期，也是凤秧歌第二次开始鼎盛的时期，全村有四十多人能上场表演。
　　 本以为团长这个职务，只是负责排练时组织一下，可事与愿违，团里的各种小事不断，让我焦头烂额。一次，接村里通知，给我十天的排练时间，到省里参加一个艺术表演赛。支书下的死命令是拿不到名次取消我团长的职务。我这倔强的驴脾气一下子就上头了，不争馒也得争口气哇，团长不当无所谓，但名次必须拿下。时间紧，任务重，我在排练时间上卡得比较紧。有个女演员，每天迟到半点四十分钟，前两次我还好生劝说，第三次迟到时，我未顾及她的面子，直接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说：“不想干就滚蛋。”
　　 这下我可捅了马蜂窝。这位女演员拿着板凳向我砸来，幸亏那时自己年轻，躲得比较快，躲过了一劫。本以为她发泄一下就没事了，不料她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长长的指甲嵌在了我的脸上，五个又长又深的血印子刺痛着我的心。回家后又挨了老婆一顿臭骂。要不是看我伤痕累累估计也会上手和我理论一二。孩子们哭着为我求情，代价是三天不给我吃饭，后果是心火攻心，一夜之后眼斜嘴歪，吐字不清，哈喇子成河。扎针、喝药，双管齐下，也没有在演出那天恢复原貌。我作为男主角临时换人也不现实，只能硬着头皮上台。为了唱的歌词能让观众听清，手拽住嘴歪的相反方向，硬把歪着的嘴拉到原位。台下的观众见我小丑般的表演，以为是情景安排，掌声此起彼伏。下台后，我坐在一块石头上，任由春风肆无忌惮地吹着我心中的苦闷。心想，谁也不理解，只有自己一腔热血，我还要不要一直坚持走下去？当大喇叭里洪亮的主持人宣读，北贾村凤秧歌荣获一等奖时，本已灰心丧气的我又如打了鸡血般活蹦乱跳起来。
　　 90年代末，那年我40出头。儿子面临着找娶媳妇，需要大把的钞票做底气。村里的铝厂是得天独厚的打工挣钱场所。村民里一多半人除了正常种地，还有一天几十块钱的收入。我那时痴迷凤秧歌排练、演出。三天一小演出，五天一大演出，出去的车费、饭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会儿演出是公益演出，没有任何报酬，不像现在管吃管住管路费。老婆为此每天叨叨我：“当个破团长有什么用？量不回米来，口袋也弄丢了，和你的凤秧歌过日子去吧。”为了孩子们，我只能低三下四地讨好老婆。
　　 有一年，村里扶持种经济作物。我也积极响应，二十亩西瓜长势喜人，村里人都说，苏润所这下可不用挨老婆骂了。这二十亩西瓜挣的钱，就能让你老婆躲到被子里也数不完。那阵子，老婆每天把饭送到瓜地里，时不时也能吃上几片肉，我也觉得是好日子即将到来了。一个傍晚时分，村支书骑着二八自行车匆匆到我瓜地里，三步并两步跑到我的身旁，抹着额头上的汗说：“老苏啊，明天抓紧组织人员排练。省里下任务了，让咱村的凤秧歌代表省里到外省参加汇演。”
　　 “时间定下来没有？”我着急地问支书。
　　 “还没呢，你先练着，定下来告你。”支书用手掌拍着地里的西瓜。
　　 “好嘞。知道了。”支书的这一信息又把我心头的那团火燃了起来。
　　 支书走出瓜地，又回头补了一句，“可要抓紧啊，这是省里对咱村的重视。”
　　 我挤挤眼，挥挥手，“知道了。您慢走。”
　　 演出的时间定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算着西瓜也是那几天成熟，我心存侥幸：人还有早发育晚发育一说，这西瓜也应该有。三两天，不会耽误事的。我放心大胆地交代了老婆和儿子后，坐上了去外地的车。殊不知，那次演出因场地问题被推迟，让我们在宾馆待命。村子里下起了连阴雨，稀稀拉拉一星期天不停歇，二十亩地的瓜抢收回家不到五分之一，剩下的全被水淹了，烂在了地里。等我回家，老婆劈头盖脸就是一阵狠骂，拿着锄头挥舞着，不让我回家，嘴里喊着要离婚。这次惊动了丈母娘，在她老人家的劝说下，老婆才让我勉强进了家门。在后来的十几年里，直到现在，老婆还耿耿于怀，像一道过不去的坎，常挂在嘴边，旁敲侧击我。
　　 我抬头与苏大哥的眼睛对视，苏大哥嘴角掠过一丝的无奈，眉头轻皱，眉心紧锁，苦笑道：“人的命天注定。钱财乃身外之物，老天爷给你多少钱的命，咱就再想方设法去争取，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随遇而安最好。只要心中有热爱，何惧风吹和雨打。”
　　 正午的阳光破窗而入，将桌上那块黄灿灿的“山西省非遗物质文化传承人”的牌子照得反光又刺眼。
　　 院落中，苏大哥腰鼓斜挎在胸前，手里挥动着鼓槌，头上戴着凤秧歌专属帽子，鼓槌上的红飘带随着鼓槌一起一落，在空中摇曳；他脚步合着鼓点，身体柔软地扭动着，帽圈时而向前弹跳，时而向后甩去，时而左摇，时而右晃；红绒球像个调皮的孩子，在头顶毫无目标地乱窜，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出帽圈的束缚。
　　 “三中那个全会呀么
　　 开得好了呀呼儿嗨
　　 人欢那个马奔笑颜开
　　 土地呀么拿下分到了户
　　 农民们那个劳动起来有了劲头
　　 这几年，雨少、地干、旱更严
　　 咱们要那个打井抗旱与天作斗争
　　 到秋后五谷杂粮打下如山高哟
　　 俺赶上那个皮车嚎驾、得儿驾、咯噔得把公粮交
　　 咱把那公粮交清再把那余粮粜哟
　　 然后扩大生产
　　 公共节约好、好、好、哈嘿欢庆大丰收。”
　　 悠扬略带本土味道的歌声飘荡在碧空如洗的天空中……
　　 有人说，做一件事，坚持一天容易，坚持一周也不难，坚持一年需要毅力，坚持十年需要定力。像苏大哥这样坚持五十多年以后，还初心不改，把凤秧歌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着实让我钦佩。
　　 我走出村口后，又返回苏大哥家，叮嘱他一定要申请凤秧歌帽子制作的商标注册专用权，还“非遗”一片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