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到饭店就餐，临散席时，是要上主食的。这是我们山西人去饭店的就餐习惯。于是，食友们便议论起来。这个说，上碗西红柿鸡蛋面吧；那个说，上碗肉炒面吧；又有一个也说，还是上碗清汤面吧。这些主食都是以小麦粉为食材的，是就餐的人普遍要点的主食种类。就在这时，一个食友一反常态，提出要吃红面剔尖。我最反对吃红面了，当即就反驳道，到饭店还吃这烂饭？还是吃白面面条的好！但却遭到了众人的笑话，都指责我已落伍，现在说吃红面已是时尚了。这样，服务员就为每个人上了一碗红面剔尖，也就是我们老家说的“杂面挺”。
　　 记得在五十年前，也就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十来岁的毛头小子，正在老家的学校里上小学。那个时代的农村，家家户户每天的午饭都是红面剔尖，口感粗糙，难以下咽。但在那个温饱问题未解决的年代，若农田种了小麦，就填不饱肚子，是要挨饿的。于是，在农田里大多种了高粱。这样，红面剔尖就成了老乡们天天要吃的午饭。但红面很难吃，尤其是要天天吃红面度日，我们都很反感，甚至有了度日如年的厌恶感。
　　 课余时间和同学们聊起午饭时。我说，你家今天中午吃啥饭了？同学说，能吃个啥了？还不是杂面挺！语气激越，满脸的嫌弃和无奈。我们晋中这一带，尤其是在农村，都管红面叫杂面，红面剔尖就叫成杂面挺了，也许是方言的缘故，把“杂面条”说成了“杂面挺”，也许是因为红面中加了有黏性的东西，面条似乎都挺了起来，就把“杂面条”说成了“杂面挺”，反正我们都这样叫。在那个经济管理不发达的集体管理时代，粮食够吃就不错了，白面就是个稀罕物，只有在过节或待客时，才能吃到白面。那时的农民们都很自卑，似乎比市民低了一等似的，都自称是“受苦人”，而且对生活、工作上的期待都很低。他们吃红面时，心里不好受，嘴里就像鲁迅小说中的阿Q一样，来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自我安慰：一个受苦人，还想吃个啥了？这样一反问，似乎就解决了饮食上的不悦。
　　 做又脏又累的活儿时，也是这般去反问一次：一个受苦人，还能干个啥了？就这样干吧！当看到城里人穿戴时髦服装或者购买鸡蛋时，羡慕的不得了，也就照例来一句怨气十足却又满带自我安慰的话：人家是工人！咱怎能和人家比呢！这就算找到只有市民才能过这种好生活的充足理由了，自己也就接受了过低人一等的现实了。那时，村里人养鸡是为贴补家用的，平时根本就舍不得吃鸡蛋，鸡蛋全是卖给城里人的。而且，由于自卑，管城里人都叫工人，那时的工人是一等公民，似乎这样就是最尊贵的称呼了。其实，老乡们这样认可城里人的高级，根源在吃食上，城里人吃供应粮，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定量的白面吃，白面是细粮，红面是粗粮。多领细粮，生活就算是高级了。事实上，最根本的原因是老乡们都穷，又没有什么致富之路可走。所以，在那个年代，“杂面挺”就成了老乡们的日常午饭，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是他们的贫穷烙印。我是农民的儿子，留下的烙印自然要深得多。
　　 厌恶吃红面只是那个时代的贫穷现象之一，在各种各样的吃食中，我们那里还有一个典型的饭种——菜饭。“菜饭”也是方言的叫法，并不是指菜做的饭，而是人们口中常说的“和子饭”。那时，农村是要交公粮的，交公粮的实质是农业税的征收方式。由于各级干部在工作上较劲，粮食产量造假就很严重。他们在向上级汇报产量时，都很张狂，一直报到公粮上交量的最大极限。那时，各级干部在粮食亩产量上都大做文章，在那时的政治口号中，就有“过黄河、跨长江”之说。但我记不清了，好像粮食亩产达四百斤就达了“纲要”，也就是相当于工作合格了；粮食亩产量若达到五六百斤，就算是“过黄河”了；若超过六七百斤，就算是“跨长江”了。在那种激情的工作环境之下，产量肯定会上报得老高老高的，这样一来，就要多交公粮，公粮一多，粮食就所剩无几了。
　　 在这种形势下，老乡们都掰着指头过生活，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老乡们把早饭和晚饭都喝成了稀饭，汤水多了，灌饱肚子所需粮食就少了。不仅如此，老乡们还在减少吃饭顿数上算计，一到冬天，就由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这样，早饭和晚饭就指定是喝稀饭了。因此，早晚的稀饭与中午的干饭就都有了较为固定的饭种，菜饭就成了当时最普遍的稀饭种类。菜饭里没有几粒粮食，而且可稠可稀，最适合老乡们按所存的粮食量进行调剂了。但吃了这能节约粮食的稀饭，就不耐饿了，人们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实在也是无奈啊！于是，在我们那里，就有了“菜饭，吃到肚里快转”的说法（“快转”为方言，是“易消化”的意思）。由于菜饭是最普通的早饭，在语言交流时，人们就说得顺口了，甚至成了相互问候的口头禅，一问早饭吃什么了，就会有句“菜饭”脱口而出。一次，几个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当问及春节这天早上，家吃了什么饭时，一句极快的“菜饭”便脱口而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都戏谑地反问那个年轻人：你家过年还吃菜饭？那个年轻人被问得张口结舌，满脸的尴尬，恨不得立马钻到地下。
　　 在那个年代，老家除了有这些贫穷的吃食表现，还有偷自行车铃铛、抢军帽、到已收获的农田里搜寻漏收的果实等趣事、糗事。一次，我与一个曾经偷过自行车铃铛的人聊天，当谈及偷自行车铃铛一事时，我问当时为啥要偷铃铛，他说自行车上有铃铛就显得高级，尤其是那种双盖旋转的铃铛，感到太高级了！我又问他偷了多少铃铛，他说记不清了，现在家里还放着半箩筐呢！我说你要那么多的铃铛有啥用？他说当时是偷习惯了，我们几个年轻人还比赛谁拿的多呢！抢军帽也是这样，抢帽者也是觉得军帽的样式新、档次高。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上中专时，还常遇到这种事发生。至于到已收获的农田里去搜寻漏掉的果实，更是普遍，我就翻过花生，摘过拉了苗的小西瓜吃。在这里，这类尴尬之事，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那都是贫困留下的硬伤。
　　 食友点了红面剔尖，服务员马上就端了上来，我端起一碗红面剔尖，细细品味起来，感觉香喷喷的，确实很好吃。在口感上比五十年前的“杂面挺”好吃多了。听食友介绍说，这种红面剔尖并不是过去那种红面加榆皮（为团住散的红面，把榆树皮磨成粉，加入红面中，可增加红面的黏性），而是在主料食材的细粮、小杂粮中，加了少量的红面，此红面已不同于彼红面了。
　　 我想，这面食里终归是放了红面的，红面是地地道道的粗粮，怎么加了粗粮，反而比纯细粮的白面好吃了呢？看来，时代在变，人们的兴趣也在变，只有识变、促变、应变才是正确的人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