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祖母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相继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克勤克俭、修身齐家及不畏艰难困苦、勇毅前行的品德，却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里，经年不忘，鼓励我们勇毅前行。
　　 祖父身高足有一米八十，肩宽背厚，身如铁塔，是一个精于田间劳作“十八般武艺”的庄稼人。日常生活中，祖父在料理好自家田地里活计的同时，还经常给农活忙不过来的人家打短工。有一次，祖父和几个人给大户人家割麦子，原本已完成了当天的工作量。在收工回到村庄附近时，眼见太阳还没有下山，祖父便提议说：“五忙十月的，天那么早就收工，却拿人家一天的工钱，情理上说不过去，倒不如加把劲，把眼前东家这片已成熟的麦子，随手割掉算了。相信，多干了活，东家也不会亏待咱。”发现同行的人有些迟疑，祖父便接着说：“我割十垄，大家割八垄，咱工钱平分，这总算行了吧。”在祖父的鼓动下，一亩多地的麦子，五六个人一顿饭的功夫就割完了。放眼望去，只见祖父割麦子的茬口平平展展，丢失在田地里的麦穗，也捡拾的干干净净。与其他人粗糙的干活质量，形成了鲜明的比对。
　　 因祖父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发，在战争危及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情况下，村民们便被迫拖家带口地逃往外地避难。这种避难方式，人们称之为“跑反”。有一年的麦收时节，村民们刚好把麦子收割上场，晒干后准备脱粒时，就发生了跑反的事件。眼见堆放在场上的麦子不敢回家脱粒，祖父急得坐卧难宁。好在这次跑反，祖父一家人只是躲避到了离家二华里远的高集村，可以及时打听到老家的动静。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祖父听说村里的敌人暂时离开了村子，便牵着一头毛驴，来到自家的晒场上。先是将已干透了的麦垛子，均匀地放开、摊平，随后套上毛驴，拉起碌碡，以跑动一般的速度，在麦子上反复辗轧。这可是五六亩地的麦子，经过辗轧、翻晒、扬场等环节紧张的劳作，脱粒出来的麦子有上千公斤。傍晚时分，祖父用土车子（包括轱辘在内，皆用木头制作的独轮车）分四次将麦子运送到了跑反所在地高集村。当最后一趟经过高集村口，人们惊讶于用土车子，一次能推动二三百公斤的粮食时，祖父竟浑身一阵疲劳袭来，瘫软地坐到了地上。
　　 家乡人以吃煎饼作为主食，而做煎饼所用石磨的底盘，需要到离家四十余公里远的红石山购买。
　　 有一年，祖父会同身强体壮的相邻们一起，用土车子去山上购买直径一百二十厘米的磨槽子（石磨底盘），磨槽子重约三百市斤，一般人很难推得动。当磨槽子装上车，准备启程时，祖父看上了一个打造精致的碓窝子（用于舂米的石器）。他围绕着碓窝子一再揣摩，表现出一副难以割舍的表情。石器厂老板开玩笑地对他说：“用小土车推磨槽子已属不易，若再加上一个碓窝子，你若能推得动的话，我就白送给你。”祖父听了后，二话没说，扔给老板两个铜钱，双手拎起碓窝子沿口，就轻松地放置到了土车子上，并一路推了回来。碓窝子重量不过百十市斤，可是由于其形状底部小，上口大，且厚度从下到上逐渐变薄。这样，用双手掐住沿口将其拎起，则要费二三百市斤的力气，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故乡死了人，或逢年过节去坟地上祭祖，以及神婆婆给人“看病”，甚至大年初一“敬老天”，都有烧草纸的习惯。于是，做草纸赚钱的家庭小作坊就悄然兴起。当传来村子东头的一户人家建了造纸坊的消息时，祖父便在第一时间前去拜访。回来后，当即就通过变卖浮财及向亲朋好友筹措资金的方式，建造了属于自己的造纸坊。祖父的造纸坊，是西半截村子的第一家。眼见造纸坊有钱可赚，祖父就反复劝说左邻右舍，在农闲时节从事造纸的行业。这样一来，一家带动一家，村里从事造纸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使我们的村庄成了闻名的因造纸而富裕起来的“造纸村”。
　　 随着父亲和二叔的长大成人，祖父的造纸坊办的越发红火，日子也过得一天天殷实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家里买了十几亩地，还买了一头毛驴。为了提高运送肥料、或运送庄稼等的劳动效率，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祖父还利用半个家底子的钱，置办了一辆木制“四轮大车”。买大车不仅仅是为了方便自己，而更多的是方便了邻里邻居。农忙时，村上的很多人家都来借用大车，祖父也都是有求必应。
　　 当时是“反乱”的年代。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继爆发，加上“烂煎饼队”及地痞流氓的骚扰，使得家庭好日子不得好过。每当来了一支“队伍”，都要向村民索要钱财。因为要的急，保长没了办法，就要求祖父先把全村人的款子垫上。当时的“物价上涨像气球”，过了三两个月，保长用从村民手里筹集上来的钱，归还给祖父的时候，已经把原先垫付的钱贬值了大半。因时常借钱给村里，许多村民都认为祖父是一个“有钱”的人，于是很多的人家有了困难，也都来向祖父借钱。为了面子上说得过去，为了不伤和气，祖父总是尽其所能的满足，有时还用向至亲好友借来的钱，去满足借钱人的需求。讲究信用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尚能归还，不讲信用、或还不起的人家，借出去的钱就没了指望。当家庭开销及生意上所需资金短缺，家人建议催要债务时，祖父则说：“日子比树叶子还厚，上门要账得罪人。咱是本分过日子的人，谁也得罪不起。再说，吃亏从长远来看并不是什么坏事。吃亏可以积德，可以福报于子孙后代。”就这样，尽管有时因没钱而急的团团转，也不肯提及要账的事。并且，“不要账”的这一规矩，成了祖父立下的长期不变的家规。
　　 尽管祖父不吝惜钱财，处人接物厚道，可是，在那混乱的年代，祖父还是被“马子（强盗）”或地痞流氓两次绑架，房产被日本鬼子两次放火烧掉。而每次灾难的来临，都使得家里的财产被洗劫一空。
　　 祖父赶集上店时，邻居们喜欢让他捎带买回蔬菜一类的东西。为了让邻居们心里高兴，他常常自己私下里贴补一些钱，也要把价格报的低于实际购买价格。祖父的这个“秘密”，是邻居们私下里通过相互讨论、比较而被发现的。
　　 祖父是一个性格率直的人，看见不会过日子，或者做事不通情达理的人，他都会不留情面地说道说道。对此，家人就会埋怨祖父，为了别人过的好，而得罪了人，真的不值。祖父被说得不耐烦，就气愤地说：“什么值不值的，我就知道没赚过人家的便宜，我得罪谁了？”
　　 是的，正因为祖父没赚过别人的便宜，所以，他才能够说出这样底气十足的、亮闪闪的金句。至于与人们交往中，因言辞上的直来直去，而“得罪”了不明事理的人，也是出于对世事不平的愤恨，或不计较得失，劝人向善的结果。这是那些精于算计、遇到与己无关的事，便表现得麻木、漠不关心的人，所难以做到的。
　　 祖母小时候就表现的聪慧过人。九岁那年，因战乱，村上的人都跑反到了外地。祖母一家人因住在村庄一处偏僻的小房子里，也因为舍不得丢弃家里财产的缘故，便没有跑出去避难。时值秋收季节，天公不作美，田野里的庄稼被泡在了水里。远远望去，如同一片汪洋。当雨水稍有停歇的时候，祖母便冒着远处的枪声，独自跑到自家的田块里捡拾庄稼。在祖母的影响下，全家人通过奋力抢救，自家田地里的庄稼，基本上没受到什么损失。同时，还捡拾了一些大户人家因匆忙收割，而遗弃的零零散散的、即将霉变的庄稼。春天来了，因粮食缺失而粮价暴涨，很多人家都走上了外出逃荒的路。而祖母一家人，非但没有逃荒，而且还有余粮出售。从那时起，祖母家的生活渐渐的殷实起来。
　　 在与祖父婚后的日子里，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要饭的。要饭人的手上拿着一个弹棉花锤，声称要用棉花锤与祖母换几张煎饼吃。祖母倒也大方，进屋后拿了厚厚的一沓煎饼，递到了要饭者的手上。并表明，家里没人会弹棉花，不需要他的棉花锤。或许要饭的人被祖母的行为所感动，他毫不犹豫地放下棉花锤，便转身离去。
　　 过了一些时日，沂河西岸竹园村的亲戚，来家里看望祖父母。当看见棉花锤时，他就建议祖父弹棉花。并说，他也在弹棉花，而且可以提供弹棉花的技艺和相关的工具。祖父心灵手巧，很快掌握了弹棉花的技艺，加之服务态度好，生意一天天红火。因了弹棉花的生计，祖父母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祖母一生屡遭劫难。因医疗条件限制，或疏于管理，祖母的十一个子女中，有五个夭折，这给她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于是，祖母便把对子女们的爱，很大一部分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资奇缺。我朦胧的记忆里，在中秋节，姑妈送给祖母很少的几块月饼，几乎都被我吃光了。已经吃的难以下咽，祖母还是“逼迫”着让我吃。以致有一次，我竟将含在嘴里的一大口月饼，偷偷地跑到外面吐了出来。
　　 虽然没进过学堂，可祖母凭借超乎常人的记忆力，通过听书、看戏等方式，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及过日子的道理。她每次听完书以后，都能把听到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子女们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个个都是既会过日子又通情达理的人。大姑妈五岁时就能用线坨子打麻线，结婚后，一个裹着小脚的人，竟能像男子汉那样，驾驭着牲口稳稳地站立在木耙上平整土地。二叔虽然没上过学，可对世事的认知能力令人钦佩。当农村土地将要实行大包干经营的喜讯传来时，作为生产队领导成员的二叔，他拍手称快。并说，吃大锅饭，白白干了二十多年。在一起受穷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此外，父亲和三叔都是村上少有的读书人。父亲留存诗作四百余首，三叔当过小学校长，教导过数不清的学生。
　　 祖父母一生的确赚了不少钱，也置办了足以养家糊口的土地，表面看起来，日子过的风生水起。可是，他们却始终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从不敢浪费一点一滴。即使风调雨顺，日子过的相对富庶的时候，祖父母一家人也未曾吃过纯粹用小麦制作的煎饼，最多也就是吃“三红七白（三分高粱七分小麦）”的煎饼。遇到灾害严重的年份，甚至吃糠咽菜。有一辈子没铺过褥子的人吗？或许有人不相信。其实，祖父母就没有铺过！不知道他们寒冷的冬天，是怎么度过的。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九五八年，祖父因腿上生疮没能治愈，而离开了人世，年仅六十五岁。祖母是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贫病交加而去世的，享年七十一岁。当时我正蹒跚学步，不知道伤心，不知道痛苦，更不明了事件发生的细节。
　　 可以告慰祖父母的是，他们的孙辈们，因传承了祖父母优良的基因，及蒙受祖父母遗留下来的“阴德”的庇佑，而在当今顺风顺水、红红火火的小康生活及国泰民安的盛世里，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知书达理的“秀才”，还有的成了主政一方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