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姓陈，一天也没教过我，但我却终生成了他的学生。
　　 那年我十六岁，在本村当民办教师。像那时的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一样，我一边谋生，一边备考复习。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几乎全国的知识青年都不知道如何复习、复习什么。因为，我们高中毕业了课本还是新崭崭的，东西两山植树、修建东风渠、洪三路捡石子成了我们高中求学的主业。毕业前一天，教导处的老师将生物、化学、物理课本发给大家，说：“拿回去擦屁股也行，糊墙也没人拦着；反正书钱你们都过掏了。”走出母校大门的那一刻，一种巨大的失落和惆怅压得我一时透不过气来。“你被抛弃了！”一个声音对我喊。站在母校两根砖柱组成的大门口，向北就可以眺望到我故乡的轮廓。但我踽踽独行了两三个钟头。我在反复思索以后的路该如何走。茫然中，我无意间暼见了路两旁寒风中摇曳的白杨树。那树杆银白中透出一股绿意。不知什么原因，我心头遽然一热，两眼竟溢出了泪水。从那一刻，我潜意识中一只猛兽苏醒了。它驱赶着我在故乡的土地上点地起跳，飞向蔚蓝的天空……民办教师是个很尴尬的群体。说是公职人员吧，无需任何程序，随时有被“打发”的危险；说是农民吧，只在收秋打夏季节领着学生象征性的“支援”几天。平素，身穿间于公职人员与农民之间的半新不旧的服装，抄着间于普通话与土话之间的语调，一半挣着微博的工资，一半挣着工分……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熬个“公办”教师。现在有了考试的机会，他们有条件的都挤到了这个“独木桥”上，没条件的则给其他同事提供这样那样的帮助——展现着同处苦难的寄托和自慰。我是其中的幸运者。善良的同事们，为我备考提供了单独的办公室，有些不重要的会也不让我参加，像梅英、居锁还替我上自习，给我收集复习资料呢。
　　 第二年夏季，全地区进行了一次通考。因为上一年全区成绩不佳，决策者决定通过考试摸底遴选一些“苗子”速培一下，扭转一下颓势。为了公正，各高中派一名副校长交叉监考。我参加了这次考试。第二门课考试时，我就无意间看见一位腿有点瘸的中年人多次翻看我尚没答完的试卷。一天下来，五门课考完了（过后我才知道，我考了245分，远高于应届生的成绩）。当我刚走到校门口时，我原来的班主任宋博霖老师急吼吼追过来喊住了我，说景校长要见我。我返回见到了高高瘦瘦的景校长。景校长和蔼的笑着说：“你愿意来学校复习吗？”我当然想。但，我是“尴尬的”民办教师呀，我做不了我的主。我扰着头说，我考虑考虑。这时，景校长指着身旁多次看我考卷的中年人说：“这是刘家垣中学的陈校长，他看了你的所有考卷，他说你是个苗子。”我抬头望去。中年男子用慈爱的目光冲我笑着。他中等偏低的个子，背头，两腿似乎不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小儿麻痹患者）。那时，我还不懂握手的礼节，只是低低的叫了一声“陈老师”。
　　 在当时没有复习教材的情况下，能争取到一所高中复习的名额（过后才得知，我所属的马牧中学的复习名额不能超过30个，原则上仅限于应届生），那真叫个难。
　　 然而难题摆在了我这个十七岁的少年面前。
　　 村支书女儿是我的学生，她给她爸说，如换了老师她就不上学了。张书记对我说：“复习可以，但要考不上，民办教师的位置还能给你一直留着？民办教师可是多少人打破脑袋争的差事呀。”说完，把背影给了我，背着手走了。
　　 母亲说：“娃，当个民办教师光光板板的，哪用整日黑汗白油的晒太阳？考不上，学校还能回去？再说，你爸一年老一年，权当考上了，这日子咋过呀！”说到此处，声音变成了啜泣。若干年后我才体悟到母亲当时的心情：她一生没有生育过孩子，四十岁的时候抱养了我，指望我养老送终呢。我家房后有一户人家，老两口儿抱养了一个灾区的“孤儿”，养到十八岁，孩子的父母寻来了，说好的带孩子去县城买身衣服就送回来，结果一去不返。那老两口在伤心绝望中过了没一年光景就先后撒手人寰了——这伤了全村人的心，更伤了母亲的心！
　　 十七岁的少年犹豫了。
　　 不久，“特使”出现了。他叫崔有海，是我的近邻，也是我的发小。他跑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转达宋博霖老师的召唤。记得，见我迟迟不去复习，宋博霖老师还托崔有海给我捎了信，话说得很重。信中还提到：“刘家垣陈校长还打过两次电话催呢！”最后一次，崔有海说：“宋老师说，你再不去，他就用八抬大轿抬你来了。”我知道，这是戏谑，也是最后通牒。
　　 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来到马牧中学复习。
　　 这时，距离高考还有58天。
　　 来校第三天，又考试了一次。我的语文、数学、政治考得不错，但物理、化学不及格。那个年代“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开过，华罗庚、陈景润的名字钳入了青年学子的脑际，科学救国成了时代的潮流。我做梦都是在太空中遨游。但物理、化学过不了关，咋个游太空？我皱着眉头找到宋博霖老师，说，报考大学怕是没戏了，不然就报个中专吧。宋博霖老师打开一包饼干让我吃。我推辞说不饿。其实，那时是一顿饭两个窝窝头，一碗玉米糊糊，经常是不到下课就饿了。但我知道，那时的老师们生活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不能“在叫花子身上剥补贴”。宋老师又递过毛巾，说：“洗洗脸吧，几天没洗了吧。”我一边洗着脸，一边等宋老师的答复。宋老师镜片后锐利的眼睛盯着我。等我洗完脸，他严肃地说：“这点挫折就吓住了？要报就报大学——这也是刘家垣陈校长的主意。不然就回去种地去，免得浪费人家一个复习名额。”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我蔫蔫地退出了宋博霖老师的办公室。临出门，宋老师又叫住了我。他沉吟着说：“不然试试文科吧？”
　　 于是，我来到文科班来试听。记得这堂课是地理。上课钟响了，一位高个子老师走上了讲台。他环视一周竟一下发现了坐在最后一排东北角的我。他疑惑而严厉地问：“角儿上那个娃娃是谁？”“老师，我是理科班的，我想试听一节文科的课……”我怯怯地站起来回答。“这里是自由市场，谁想来就来？咹？出去，马上给你出去！”说着，高个子老师伸出一只胳膊，做了个“请”的动作……
　　 宋博霖老师将这个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刘家垣的陈校长，陈校长马上给主持工作的景校长帮我说情。景校长耐心说服了高个子老师，让我转到了文科。
　　 这一年，也就是1978年的9月23日，我在县城百货公司的墙壁上看到了我的高考成绩：五门成绩分别是55、78、81、62、52，总成绩328（是当时难得的成绩，那年考零分的大有人在），稳稳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报考志愿时，我问宋博霖老师报哪里？宋老师不假思索地说：“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
　　 从此，我一生的命运轨迹几乎就在这一刻被“规定”了下来。
　　 报到后，我给宋博霖老师和刘家垣陈校长分别写了一份信，告诉他们我已坐到中文系14班的教室里上课，一切顺利，勿念！很快，他们的回信就寄来了。陈校长的字，敦厚，整洁，他希望我“不负韶华，学好各门课程，尤其不要忽视教育心理学的学习。”我当时不懂“韶华”何意，还查了字典；宋博霖老师的字体瘦而长，潦草中透着秀丽。他在信的结尾处，问我：“你在中学时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现在写入党申请书吗？”我一一答应着，但心里很犯嘀咕。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教书，随后调动了七八个单位。
　　 期间，我到刘家垣下乡时看望过陈校长一次。他住在学校的三间平房中。他很热情，但也留露出了对我调出教育界的遗憾。到这个时段，我才了解到，陈校长当年由于小儿麻痹险些被拒于大学门外，幸亏那时中苏正处于“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他俄语高考得了满分，才被破格录取。他终生感谢国家对他的特殊恩惠，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组织”分配给他的职业。同时，他也期望我这类“学生”成为他那样的“样子”。
　　 宋博霖老师，则从我毕业分配工作之日起，就像水蛭一样叮着我不放。
　　 “你这娃，搬了家，也不打个招呼，让老师好找。”
　　 他气喘吁吁地跨进门槛，一边抱怨我，一边四下睃巡找拖鞋穿；在我转身去沏茶的当儿，他已把一骨碌剪贴好的报纸摊在茶几上；我还没有坐定，他就急匆匆地招手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指着划满红线蓝杆的“资料”给我讲解起来。这是个常态。绝非一次两次，也绝非一年两年。
　　 几十年间，我调动过多次工作，搬迁过五六次家。但每回不管费多大周折，他都会毫无例外地找到我；而每次找见，他又会毫无例外地稍做埋怨，几乎来不及寒暄，就开始“教育”我。你不听？那由不得你，反正他有的是耐心和自信。“教”毕，他很匆忙地一边说“走呀走呀”，一边向门口走去；但他往往会在门口又折转身返回来，再接着“教育”你几句；有时候他返回来的时候，忘记了说什么，于是他就拍拍自己的脑门儿，很惭愧地低下头，嘟囔着“走呀走呀”，刮风似的顺楼梯向下走去。知道了我的“新窝”，接下来他会定时来“教育”我。比如，我调到了教育局，不久他就会寻到教育局；我调到了组织部、报社，他又会毫不例外地成为那里的常客。来到这些单位，赠送各种“资料”那是必须的，同时，他还会一边在办公室里翻阅报纸，一边与办公室人员闲聊，掌握你的动态，以便增强下一次给你输送“资料”的针对性。
　　 说真的，有时候我对他的举动，也有过疑惑。你想，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遇到过多少老师啊，但又有几个老师，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心里装着你，无论你到天涯海角，都聚焦你，跟踪你，对你进行远程教育呢！对此，我也用通常所说的“缘分”来做解释。但很快，我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理由有三：一是现实中的缘分往往显得那么苍白、脆弱，而宋老师对我“教育”的那股“劲儿”，却是那么强劲，那么执拗，那么持之以恒！这使我不得不做另外的思考；二是他终身从事教育，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像对待我那样对待其他学生，他忙得过来吗？三是我有不少同学反映，他们都深受他追踪“教育”之苦。那么，他是图名？不是！学生有了点进步，他能赚到什么名？逐利？更谈不上！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向学生开过一句口，我请他吃顿饭，他都连连摆手像许由洗耳似的愤而离去！同时，令我纠结和不解的还有：不少他的学生，不但不对他感恩，反而却对他颇有微词，甚至在背后骂他。有那么一天，我儿子瞪了我一眼。电光石火间，从儿子的目光中，我读出了宋老师的悲伤，也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宋老师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青春年少时投身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洪流之中报考了俄语专业。不料，毕业之后中苏反目，俄语教师成了尴尬的角色，宋老师在东北的牙克石迈上了他“堂吉诃德”式的人生旅途：父兄的诲人不倦赋予了他心直口快的性格；激情燃烧的岁月使他终生血液沸腾，蓬勃向上；渊博的家学使他恪守儒家传统而与现实相悖……随着时代的一次次的变革，他苦闷过，迷惘过，彷徨过，但他绝不沉沦，绝不随波逐流，绝不自暴自弃，而是把全部的爱都投射到学生身上——他要在学生身上实现他的理想，完成他的夙愿，实现他的梦想！正因为如此，一个严重的后果出现了：他对他的学生，爱之过“切”了。过“切”，就会过急，过急就会激，过激就会少方法和策略。凡此种种，处于反叛期的少年有几人能够理解和接受呢！冷静地想一想吧！在中国教育的背景下，有几位少年没有“瞪”过自己的父亲？有几位少年没有一度对自己的父亲怨恨过，诟病过呢？
　　 我想，以宋老师率真的个性而言，他不会听不到学生对他发泄的不满。但令人动容的是，他仍然痴心不改，我行我素。非但如此，他还自加压力，将“教育”的触角进行延伸。
　　 我家可以说是个“重灾区”：我儿子从上小学到大学毕业，宋老师先后送了不下三四十本复习资料；我女儿上学，他送得少了些，但也不少于十几本。而且，他把亲子教育的教学方式推广到我们家，对我们夫妻和子女一块进行教育。有一件事我全家铭记难忘。那年我女儿考上了晋中学院，宋老师知道了，就送给我女儿1000块钱的红包。而这一年，他的孙女也考上了大学。我和妻子商量以后，就买了一个皮箱，里面也装了1000块钱的红包作为回赠。想不到当天夜里宋老师夫妇就气哼哼地找上门来。他怒不可遏地将红包摔在茶几上说：“我给妮子红包，是让妮子记住她还有两位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关心着她的学习，我不是给你搞什么交易！”……
　　 如今，很明显的，宋老师上楼梯有些气喘了，下楼梯，也有点腿软了。他的一只眼睛，也好像变色变形了。但他还在一次又一次地给我送“资料”。
　　 大约十几年前的一天，我接到刘家垣陈校长的一个电话，他请我第二天参加他与几位老朋友的聚餐。他强调：“没别的事，就随便见过面，聚聚，聊聊。”
　　 到了他指定的“槐荫饭店”我才知道，这天是他的八十大寿。来宾都是他的老同事和一几十位学生。
　　 我即兴发言称，我是陈老师的一个特殊学生，陈老师没有教过我一天，甚至没教过我一节课，但我是他一辈子的“学生”……
　　 此后，我去他的老家——堤村乡张端村，看过他一次。那天，他正在家门外的一块菜地上锄地。听见我的呼喊，他很夸张地扔掉手中的锄柄，急步迎上来跟我握手——由于腿脚不便，险些跌倒，我赶紧搀住了他。
　　 又过了两三年，宋博霖老师告诉我，陈校长病逝了；陈校长病重期间，嘱咐宋博霖老师：“我在电视上看到爱民娃工作太忙，我的病不要告诉他，将来我走了也别惊动他；我还告诉我的几个儿女，也不要找爱民办私事，办公家的事不容易……”最后，宋博霖老师又补充：“陈校长还说，爱民卓尔不群，但要不出教育口就更圆满了。”
　　 唉！我终生都感到有两张蜘蛛网在某个时空中张开着。宋博霖老师织了一张，陈校长织了一张。那无疑都是爱的网。他们希望我这只撞进蜘蛛网的虫子，在他们编制的阡陌中生存、发展，成为他们想成为而没能成为的人。
　　 但，我终究没有成为陈校长要我成为的那样的人，也没有成为宋博霖老师希望的那样的人！
　　 也许，我被更大的“网”网着呢！
　　 同时，我大概也在不自觉地用一张网正网着自己的至亲至爱吧！